红楼前的革命
191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凉风在太阳落山后，可以把江城的夜晚吹透。这个季节是武汉很为舒服的日子。秋天踏着它的步子一天天朝深处走去，天色也比以往要黑得早了一些。这一天，直到太阳下山，都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意义，甚至没有人能想到这天会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些什么。
驻扎在武昌紫阳湖与右旗附近的工程兵第八营表面上看过去，静悄悄的，但是一股巨大的骚动不安的暗潮却在涌动着。这是一支负责守卫楚望台清军军械库的部队。晚上七点钟的头道名点过之后，排长陶启胜查哨，发现许多人都不在房间，又见两个兵士金兆龙和程正瀛正忙着擦枪。陶启胜觉得大不不对劲，于是叫了两个护兵意欲对金兆龙进行下枪并捆绑。金兆龙见事不好，大叫一声：众同志不动手更待何时！
这是一声惊天劈地的叫喊，它像一根火柴，呼一下燃起了四周早已洒满汽油的柴火。他的话音未落。程正瀛举起枪托猛击陶启胜的头。蓦然间被士兵揍打的陶启胜吓得拔脚欲跑。程正瀛不知道陶启胜逃跑掉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于是端枪射击。
砰！就只这么一声，寂静的夜空被划破，声音响彻云霄。
这粒子弹击中了陶启胜的腰部。但它的结果绝不仅仅如此。
穿越了陶启胜身体的子弹，一直朝着逝去岁月疾行。它高速而有力，带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愿望，瞬间洞透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让帝王时代有如多米诺骨牌，从清朝一直倒至大秦王朝。中国历史因了它的横空出现嘎然断裂，新纪元的曙光便随着子弹的落地而冉冉升起。
枪声过后，沸腾的声音立即在武昌城里响起。蛇山的炮声也从夜半轰然到天明。
第二天的武昌城里便插上了红旗。满街老百姓都在奔走。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咨议局门口。他们知道了一件大事：革命了。
革命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程正瀛在这个秋天发出的第一枪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因为这粒摧毁帝制的子弹原计划就要在这天的夜晚射出去，只是发射者本应是工八营党人代表熊秉坤。
革命当然是蓄意的、有准备的。所有的偶然中都深伏着它的必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引颈就义。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唤醒了一大批中国人有志之士为国求变的良知。1900年初春，与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有着“浏阳双杰”之称的湖南人唐才常建立了自立会，并在汉口成立了自立军。这年的夏天，自立军拟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聚集了十几万人，意欲以汉口为中心，五路并举，以成大业。
这是一次介于戊戌变法和武昌起义之间的一场革命。他们的思路与戊戌变法的思路一路延续下来。他们反对慈禧而力保光绪，他们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结果，正当他们弯弓待发之际，原与自立军默契相处的张之洞审时度势，突然反目，一夜之间，长江两岸白色恐怖。
自立军的主要领导唐才常等人亦在汉口的宝顺里和李慎德堂被抓获。第二天晚上便在武昌紫阳湖畔就义。谭嗣同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抓入狱，他在狱中墙壁上题下绝命诗。诗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唐才常则在引颈就义时亦口占二绝。诗云：“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唐才常之死距谭嗣同之死不过两年。“浏阳双杰”的鲜血在革命前夜已然流尽，但却滋润了更多的革命种子。这些种子在武汉的土壤上四下里发芽。
此时的武汉，因了张之洞的开放，洋务运动的发展，工商业的兴旺，教育业的崛起，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对留学生的派遣，直接对中国的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张之洞们派留学生走出国门，是为了让他们回国后继续办洋务并成为清王朝的栋梁之材。但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产生了莫大的误差。在海外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了留学生们，成了推翻旧体制最强有力的掘墓者。
1903年，从日本回来的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借孙茂森花园之李廉方寓所，邀上一些归国留学生及本地学生，进行聚会，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虽然尚未形成正式的组织，但却实实在在地点燃了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火种。
1904年，武汉成立了它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宗旨标明科学，实际则以革命排满为密约。现在他们讨论的话题，不再是改良，而是革命。同年，他们与湖南的华兴会响应，意欲起义，结果流产。
1906年2月，革命者又在武昌候补街高家巷组建了“日知会”。日知会原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1901年开办的宗教文化团体。以日求一知、不断进取、开启民智而命名日知会，下设一阅览室。前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在这个阅览室躲避风声时将它开辟成了宣传革命的场所。一年之后，因叛徒出卖，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亦被捕入狱。
1907年9月，革命者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好几湖北人都是发起人，其中的孙武无论在唐才常的自立军还是在刘静庵的日知会中，都算是活跃分子。孙武1908年回到武汉，立即在本地成立了共进会。他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军队。自命名为“抬营主义”，即整体地把士兵变为革命者。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专为此而当兵行伍数年。这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1911年元月，也就是辛亥年的大年初一，一群革命者在黄鹤楼的奥略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学。此时距武昌起义只有九个月。它在新军中的社员已达三千人之多。
对武昌起义起着巨大影响的正是共进会和文学社。
对于革命者来说，摧毁清朝，建立共和，已是志在必得。武装起义是迟早的事。
惨烈而黑暗的起义前夜
起义最初是定在10月6日，这天是中秋节。起义的临时总指挥定为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参谋长则是共进社负责人孙武。以南湖炮队发令为号。
决定起义的时间是9月24日，从决定到起义期间的准备不足两星期，便是在这两星期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南湖炮队有人退役回家，其它人为之践行，大约也是喝了酒，感情有些奔放，于是遭到官长的干涉。这帮炮兵情急之间，全然忘却起义前夕务要谨慎行事的规则，拖起炮来与官长反抗。这件事显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第二件事更加要命，中秋起义的消息，居然被泄漏了出去，它堂而皇之地登在了报纸上。
起义为策安全，也因湖南的来信，向后延期十日。信是湖南共进会焦达峰写来的。湖南方面希望与武昌同时起义。但10月6日中秋这天，他们准备还不足，希望能延迟十天起事。两省共同发难，胜算自然会大得多。起义指挥部便将起义时间改在了10月16日。
革命者的生涯也是多灾多难。马上就要起义了，可10月9日的白天他们还在自制炸弹。这些炸弹是准备用来扔进湖广总督瑞澂的卧室里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制作炸弹的地方却选择错误。他们把这个制作地点放在了藏有诸多重要文件的机关里——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这是共进会会长刘公的家。
起义的参谋长孙武在做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轰声震天，满屋硝烟弥漫。制作者孙武满面是伤，他被其他人从后门扶出，迅速送进了医院。几乎他们前脚走人，俄国巡捕后脚便进了门。放在这里的起义所用的钱款、旗帜、名册以及诸多公文全部都被搜寻而去。同时被抓去了还有刘公之弟刘同。刘同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又是富家子弟，禁不起严刑拷打也是必然。刘同将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招供。瑞澂按照他所提供的东西，开始大规模搜捕革命党人。
在这紧急情况下，根据孙武的提议，武昌小朝街85号的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当晚十二点起义。起义的号令为南湖的炮声。然而，负责前去南湖传达命令的联络员却在十二点过后才抵达南湖。准备起义的人们通宵等待号令，但南湖的炮声却没有响起。
而当晚小朝街起义指挥部却被人出卖。正当他们等待南湖炮响时刻，军警却将他们团团包围。三个重要人物被抓住。他们是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彭和刘是起义的军事筹备员，杨则是起义的交通员，他是在送弹药的过程中被抓住的。
彭楚藩身穿宪兵服，审讯他的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怕牵连他的妹夫、宪兵营管带果清阿，便替彭楚藩开脱，说他是前去抓革命党的宪兵。但彭楚藩却不吃一这套，他慷慨陈词，历数清庭种种罪状，并直认自己就是革命党人。表示自己既从事革命，个人生命早付牺牲。彭楚藩临刑时直立不跪，从容就义。
刘复基是革命党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智勇足备，几乎相当于诸葛亮一类的角色。他一进公堂便道要杀就杀，何必多问。铁忠早知他是革命党的骨干，志在必杀，果然也不多问。便是在刘复基高喊口号时，刽子手举起了刀。
杨洪胜死在彭、刘二人之后。与彭、刘二人知识分子身份不同的是，他是农民出身的革命者。专门负责运送军火。就在这天早上，他还给即将起义的工八营送去了子弹。铁忠想要从他口里得到更多的同党，对他进行的严酷的鞭刑。杨洪胜全然不在乎，说“老子连死都不怕，还怕你的鞭子？”此后亦骂不绝口。被斩首时，依然口号连天。
10月10日凌晨，彭刘杨三人被刀砍死在总督衙门内，其状甚惨甚烈。这使得武昌城内白天的气氛格外紧张。总指挥蒋翊武逃亡在外，参谋长孙武被自己炸伤，刘公亦避走他乡，革命党突然间群龙无首，而革命将何去何从，无人知晓。巨大的危机摆在了已经周身热血业已燃烧的革命者面前。
此时，另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便是后来被孙中山称为“熊一枪”的熊秉坤。
利箭已经扣在紧弦上
彭刘杨三人英勇就义的消息，瞬间就在革命党人中间遍传。悲痛与愤怒，极大的刺激了人们。我总觉得没有这三人壮烈牺牲，恐怕武昌起义还不会有这么顺利。
正因为他们的死，正因为他们为了革命宁愿引颈就义的壮举，把无数人的悲痛、愤怒和对他们的敬仰聚集到了一起，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动力。坚定的革命者更加坚定，动摇的人们亦不再动摇。他们的鲜血就像是凝固剂一样，将多少还有些松散的力量拧成了强烈的，巨大的能量，这是比原子弹更为激烈的东西。
10月10日，在工八营的早餐时间，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将那里的党人代表集中，熊秉坤说：“吾辈名册已经被索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苦反而死，死得其所也。”他的话得到众人一致的赞同。他们定于下午出操时起义。不料消息再一次走漏，各营下午一律停操。于是，熊秉坤便改为晚上头道名点过后，二道名点之前，即七点之后，以熊秉坤的枪声为号，举行起义。
晚，头道名点过后，熊秉坤去各队查看士气，便是在这个时候，金兆龙与他的排长陶启胜发生冲突，他的战友程正瀛抬手朝陶启胜开了一枪。枪声成为了起义的信号。
熊秉坤闻枪声而至，他追在陶启胜后面连连开枪，但未击中。此时的武昌城，已然喧哗起来。早已磨拳擦掌的革命党人，倾巢而出。喊叫声枪弹声将武昌的夜晚打得粉碎。
官长们闻声意欲弹压，但抵挡不住士兵们的抗击，工八营的反动势力很快崩溃。熊秉坤立即吹哨集合队伍，响应者有四五十人，在熊秉坤的率领下，他们朝楚望台进发。
楚望台的革命党人听到营房传出的枪声，知道那边起义了，于是立即呼应了起来。他们占领了军械库，大开库门，将大批的枪弹交给起义前来的革命军。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下令，本军称：“湖北革命军”。今晚作战以破坏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清朝督署为作战目标。口号为“同心协力”。
革命常常是混乱不堪的，但在此混乱当中，却又会有一些极其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总来自于那些格外冷静的人，熊秉坤就属于这类人之一。熊秉坤在发出号令后，察觉出兵士们对他的不以为然，他感到极不自在，考虑到自己在军中位卑职低，恐难服众，担心局势若失去控制，功亏一篑，于是顺应了兵士们的愿望，将总指挥之职让给了曾经参加过日知会、又有着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并在官兵中被称为“智多星”的吴兆麟。吴兆麟时为楚望台左队队官。
工八营的起义全然是熊秉坤策划和组织的，在革命的最关键时刻，职卑位低的熊秉坤主动地挑起了大梁，工八营的革命党人在他的指挥下起义行事，并将这场起义变成了全国性的胜利，所以称他为“熊一枪”，从广义上讲也不为错，虽然真正的第一枪，并非由他发出。
吴兆麟当即以总指挥名义发布了命令，他对起义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后，着手攻打总督署。口号改为“兴汉”。
总督从后花园钻洞逃亡
南湖炮队在武昌城外。最初的起义计划是打算由南湖炮队发难。起义军的主力也在这边。在工八营打响起义的枪声时，其实这边也已经开始了行动。可是因为距城区远，行动难度比工八营要大。
工八营曾经惹起开枪的金兆龙被派去迎接南湖的炮队。金兆龙率人到城门时，守门的人都逃得干干净净，城门紧锁，连开门的钥匙都没有。这个金兆龙大概是个习武之人，他将一尺长重三斤的铁锁用力向怀中一拔，竟把锁碎成数段。
金兆龙在半路与携着大炮向城内进发的炮兵第八标主力相遇，他们将大炮安置在楚望台和蛇山。炮队由蛇山后上山，天黑路难行，几门大炮几乎是被起义的兵士扛上蛇山。
应该说吴兆麟指挥起来还是有两下子的。大炮一到位，他便指示：“ 今夜如果不将敌击溃，一待天明，吾辈必为所虏。”于是，炮火直接对准了督署衙门。
武昌起义，可以说，如无这些大炮的优势，想要一夜之间致敌兵溃如山倒也不太可能。
其实早在炮轰总督署之前，湖广总督瑞澂已经听到了兵变的消息。虽然在白天他杀人如麻，而此一刻，他却十分紧张。瑞澂立即叫了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商量应变的办法。瑞澂是个无能之辈，他的手下又焉能有强能之人？即使有，出的高明主意，瑞澂又怎能认得清楚，听得进耳？他的手下人中，的确也有清廷忠臣主张死守制台衙门，以等救兵；但也有人表示仅此一点兵力，无从谈守，即如此，又何必在此等死。瑞澂既是一个胆小无能之辈，他选择逃跑的方案便是必然。
是时，革命党人已经打了过来，从前门出逃业已不太可能，而制台衙门又没有后门。有人提议瑞澂家的后花园离长江楚豫轮的停泊码头颇近，可以在墙上打上一洞，钻洞而出，逃到楚豫轮上去。瑞澂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领着一群家眷，什么也没有带，进到了后花园。此时大约在晚上九、十点左右。瑞澂令手下用枪托将墙泥捣碎，再用刺刀将砖撬松，最后用枪托把砖捅开。很快墙被打出一个大洞，瑞澂一行人从洞中钻出，步行了约二十来分钟，抵达楚豫轮。他们一上船，即令启航。楚豫轮朝汉口驶去。
轮船刚刚离开码头，就听到总督署枪声四起，炮声轰鸣。
从某种程度上说，瑞澂的无能和胆怯，也帮助了武昌起义大获成功。
黎元洪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一句老话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不知道这话用在黎元洪身上是否合适。可是多少年来我看宣传文章，就一直有这么一种感觉。
事实上也是，武昌起义后由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显然是革命党人的一件最无可奈何的事，因为革命党所有的重要人物斯时斯刻都不在汉。而局势又必须有人出面前来稳定，在这个关口上，黎元洪便死拉活拽地被人推到中国历史这个最重要的关口上。现在看来，他是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可在当时，黎元洪自己却是百般的不情愿。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说起来也是科班出身。他原是海军，甲午海战后，他所在的军舰被击沉，于是，便投靠了张之洞，之后又被派到日本学习，归国后就参加训练湖北新军。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比较温和，心地善良，待士兵亦不错，所以，他在士兵中口碑颇好，也算是有些威望。
10月10日夜，黎元洪闻知兵变讯息，起先还想效忠清廷，前去镇压，后来发现情况不对，便也只有一逃了之。黎元洪藏到了他的手下刘文吉家中。可是去到之后，想起家里的积蓄及细软徜若悉尽丢失，也很不甘。于是派伙夫回家搬运。该伙夫挑了三只皮箱出来，恰恰与巡查的革命党人程正瀛等所遇。
对方以为他是乘乱抢劫者，便喝令止步。伙夫经询问，不得已供出自己身份，并说明自己奉何人所派，箱子主人为谁。这一说不打紧，革命党人立即与伙夫一起去到刘宅。黎元洪知道自己再藏也无益，便说我平常对你们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为难我？革命党人说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请你出来主持大计。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带到楚望台。
总指挥吴兆麟考虑次日城内百姓知道兵变恐有大乱，必须赶紧写出安民告示。但是告示署谁的名字，却有讲究，否则难服民心。他便提出找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担当鄂军都督。当时亦有人反对，提出了一系列名单，可是合适的人却都不在武汉，而在汉的人，除了黎元洪外，竟是找不出一个更为合适的人选。好在革命的目的是反清驱满，首领只要是汉人，就问题不大。所以最终只好决定找黎元洪。
恰这时，黎元洪被起义军找到。接到信息，总指挥吴兆麟将兵士排成一排，鸣号欢迎之。黎元洪穿着青呢马褂，灰色长呢夹袍，头上戴了顶瓜皮小帽，从兵士前走过，有些胆怯，又有些恼怒，但却无力左右自己的行动，其状想来多少有些可笑。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个炮兵在黎元洪走过来时，大呼要黎元洪下令作战。黎元洪的手下在一边嘱黎不要理会他。炮兵正在革命的兴奋中，听此一说，怒不可遏，举刀便欲砍杀黎元洪的手下。黎元洪只得以身敝之，幸亏吴兆麟及时制止了士兵的行为。
天亮之后，众人拥黎元洪到阅马场咨议局。因湖广总督署受战火破坏，一时不能修复利用，经众人商议，决定以省咨议局办公楼作为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办公之用。
黎元洪走到门口，有人高呼“黎都督到了。”黎元洪默然不语。纵然如此，但在他一脚跨入咨议局大门那一刻，这里立即成为了新的革命中心。
革命的地点，随着黎元洪和身影，由狭窄里巷中那些秘密的房间，堂而皇之地转向了街面，转向了这幢红色的楼房。
红楼的光芒照亮中国
1905年6月，慈禧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大臣们在海外经洋风一吹，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便奏请“宣布立宪”，以立宪来抵制革命共和。这回慈禧同意了。为了立宪，必须成立一个类似的民意机关。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并限各省在一年内一律成立咨议局。湖北自不例外。
既要成立咨议局，便得有办公场地。于是新建办公室及会议大厅也就顺理成章。咨议局新楼的地址选在了位于蛇山南麓的阅马场。这地方曾是明代的教场，当年有演武厅三间。明代教场往往被人称作阅兵楼，故清朝顺治年间，湖北巡抚在此重建教场后，称此地为阅马厂。它是清军练兵演武的操场和举行武科考试的考场，有演武厅。清军绿营兵的营房也在这里。
1688年，被裁的绿营兵起事，在阅马厂建立总统兵马大元帅府，从那以后，阅马厂就成为老百姓反聚集反抗的重要场所。1853年太平军也曾在此筑台“讲道理”，并举行进军南京的誓师仪式。所以，这块地皮上，叠压着不少反抗的传奇和革命的往事。
1908年由清政府出资，在阅马场北面修建起湖北省咨议局大楼。大约在1909年，大楼建成，它成为湖北咨议局办公所在地。当时的议长是汤化龙。
大楼紧靠蛇山南麓，占地28亩，建筑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分办公和生活两个部分。主要建筑由咨议局办公大楼和议员公寓组成。此外尚有东西平房、大门及门房。它的设计者是日本人福井房一。这个人在武汉还设计过什么房屋以及他的生平来历，全无资料可查。
可以一说的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把房子设计成日本东洋风格。而是采用了近代西方行政大厦和会堂的建筑形式，几乎就是对西欧议会建筑的模仿。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平面呈“山”形，构图对称，庄重典雅，很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味口。它的室内二层大梁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武汉地区最早使用钢筯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之一。
因是政府出钱，后台老板颇大，所以整幢大楼的形式和规格都极其追求完美，说它是武昌城近代建筑之最一点也不为过。直到今天，时间业已过去了几近百年，走近它，细看它，觉得它仍然是那么爽目，那么富有气质。
咨议局大楼因外墙用特质的优质红砖砌成的清水墙，屋顶变化多端，但全以清一色的红瓦铺就。红砖红瓦使得整个大楼焕发着一种鲜艳而明丽的色彩，故通常被人俗称为“红楼”。中国革命者喜欢红颜色，不知道是否由此开始。
黎元洪走进咨议局时，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宪政派人物也都业已到达。不管他们后来路是怎么走的，在当时，他们却都是革命的支持者。汤化龙首先便发言表明了支持革命的态度。吴兆麟当即在会上提出公举黎元洪为湖北省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全场鼓掌，一致赞同。却只有黎元洪一个人表示不同意。黎元洪再三表白自己不能胜任此职，但会议业已通过，无人理睬他的表白。这个都督无论他当与不当，都必须强制执行。
早已写好的安民告示拿了上来，现在需要黎元洪签字生效了。可是黎元洪依然在推辞。他连连摆手说：“莫害我！莫害我！”，坚辞不签。革命党人对此终于有些忍无可忍，心道没有杀你已经是对你不错了，而选你当都督，是我们临时无人，更是够让你占了大便宜，你居然还这样不识抬举，推三阻四。
一个叫李诩东的革命党人怒而举枪，他对黎元洪说：“你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这一刻的黎元洪不知革命的前景如何，依然死活不肯，最后李西屏只好代他签下了一个“黎”字。很快，咨议局大门外便张贴出了一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安民布告第一号。
这张告示下“黎元洪”三个字的确起了莫大的作用。无论国人还是洋人都没有想到，堂堂协统黎元洪竟也是革命党人。清军残部士兵也大为惊心，一时间纷然易服逃亡。
但是人在咨议局内的黎元洪却在起义的两天内，不吃不喝，不言不语，不闻不问，因此他得了一个外号“泥菩萨”。到了第三天，武汉三镇全部被光复，胜利消息频传，更兼有人以“黄袍加身”的故事启示他，黎元洪突然醒悟一般。他不仅开口说了话，并且同意剪去了自己的辫子。
黎元洪最后的出山，一来是革命党人的胁迫，二来也是他自己在长考过后，未能禁得住功名利碌的诱惑，最终而成为了起义军的首领。此后，他又被独立各省都督代表会议举为临时政府大元帅。他在历史上的位置因了他最后的决定奠定了下来。以前无论他有过怎样的反动行为，以后又无论他干过什么反革命的事情，都丝毫不影响他在这一场举世闻名的革命中所立下的功绩。历史记录常常十分简单：不计过程，只看结果。
而这幢由清政府出大钱修建的红楼，也成为了革命党人宣布废除清朝帝制，成立中华民国的所在地。这个时间距大楼的落成时间才不过两年。
武汉这个地方，地处内陆深处，几千年中并没有多少可以传诵久远的故事，这场革命的爆发，给武汉面向全世界做了一次最大的广告，也让武汉有了无数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往事，它们都成为武汉人永远的话题。
二十年后的1931年，红楼的前面树起了孙中山铜像；七十年后的1981年，这里成为了辛亥革命纪念馆。红楼前的革命成为人们不可磨灭的记忆。
现在红楼的地址是武昌武珞路1号，再过六年，它就满一百岁了。
~the end~
作者简介：
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生于江苏南京，现居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最新长篇《是无等等》，新浪微博“方方”。本文经方方授权发出。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