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蕙芸：溫暖燭火，冰冷之光──我如何記錄反送中運動

反送中運動期間，民眾舉辦的燭光悼念晚會。（攝影／陳朗熹）

文：譚蕙芸  2020/6/7

攝影：陳朗熹 劉貳龍 余志偉

【精選書摘】

2019年6月，因一條準備修訂的法例，引起了一場從來沒有人預計、如此波瀾壯闊的反修例運動（台灣多稱為「反送中運動」）。

身為記者，也是大學講師的譚蕙芸，走進了不同的示威現場，觀察雙方行動，記下了重要歷史時刻，但筆下寫得最多的不是衝突的大場面，而是那些鏡頭不會聚焦的小人物──他們或者是陪著兒女出來遊行的父母、為了支持黃店而改變生活習慣的退休夫婦、大腹便便仍然參加遊行的準父母，又或是因社會運動而收入大減卻繼續抗爭的勇武、衝突之後開車送年輕人回家的義載司機，甚至是不懂誰對誰錯卻又無法置年輕人不顧的Taxi司機。

面對無盡的黑夜，看似暗昧的眾星，愈發閃亮。最終讓人無法忽視。

譚蕙芸在反修例運動中的報導，結集為《天愈黑，星愈亮──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一書（台灣銷售點請點此參考）。本文為該書序章，經突破出版社授權刊登，文章標題、部分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編。

因為缺席，所以珍惜。

2019年6月初，我在加拿大探親，原以為是平靜的渡假日子，忽然換來每一晚的無眠夜。加拿大的凌晨4時，正好是香港下午4時，每次從夢中驚醒，滑一滑手機，就看到驚心動魄的消息：「一百萬人上街」、「二百萬人遊行」、「有年輕示威者墮樓身亡」、「警方出動催淚彈、橡膠子彈清場」。只不過離開一星期，香港就翻天覆地。

在風光明媚、藍天白雲的加拿大，我無心享受大自然風光，卻像個資訊難民一樣，只求獲得多一點關於香港的消息。我在加拿大的睡房身處地牢，Wi-Fi訊號微弱。有一個凌晨，林鄭月娥舉行記者會，宣布要「暫緩修例」，訊號斷斷續續的，我急得爬上書桌站在上面，再抬高雙手，如同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裡的窮家兄妹一樣在空氣中尋找Wi-Fi訊號，把手機遞往離地十尺高的地牢天花板，靠近那一扇小氣窗，期望室外的數據可以讓我看清一點，但畫面仍是殘斷零碎。我心痛又心碎，香港巨變，我不忍缺席。

整個假期，我迷迷茫茫，打長途電話回港跟也是做記者的朋友鄭美姿通話。她劈頭第一句就說：「整個香港變了樣！香港人唔同咗！」說的也是，2個月前，我和她在法院外通宵排隊，為了拿門券去見證「佔中九子」判刑，還記得當時入場的支持者只有中老年人，大家都說，香港社運低潮，年輕人不理政事；回想佔中之後的好幾年，沒人有興趣看新聞，沒有人看得起記者這個職業，我認識《立場新聞》的總編輯也說沒錢給自己發薪金，網站的點擊率低迷。沒有人想過，未來半年，新聞資訊竟成為搶手內容，記者這職業竟然突然受到尊重。我立即更改機票，提早回港，怎知下飛機後，我還是沒法理解。

回應時代，做應該做的事

到埗了，不等於抵達。

整整兩星期，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可以介入這場運動。最初，我參加了和理非遊行，目睹七一示威者衝入立法會。我滿腦子問號，沒法想像香港人如何理解佔領議事堂的行動；我去參加逝世年輕人的追思會，不理解會出現這種愛香港愛得要把生命也犧牲的情懷。

我跟小思老師通話，我發了訊息給她說，「作為一個大人，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做，感到無言。」她鼓勵我：「妳要沉澱一下，過一段時間才可以。『無言』是暫時空白。以我讀了妳的書所明白的妳，妳一定會找到方法、方向做應該做的事。」

直至7月中，記協舉辦了一個捍衛採訪權的遊行，呼籲參加的會員配戴記者裝備上街。那時候，記者的裝備就是反光衣、基本的頭盔。還記得我走進銅鑼灣一間五金舖，磨蹭了很久才怯懦地向店員說：「請給我一件反光衣、一個頭盔。」當時腦裡飄出很多想法：「店員會不會以為我是勇武抗爭者呢？」

那時購買的頭盔，只是地盤工配戴黃色的那一種，回家還要自行裝嵌，我雞手鴨腳弄了一整晚，還用電腦打印出土炮的「PRESS記者」標貼，用透明膠紙貼貼在裝備上。我把頭盔和反光衣收在背包裡，還在彆扭，要不要在大庭廣眾之下，把它們穿上身。沒想到，我的裝備在未來幾個月不斷升級，從地盤頭盔，升格到防撞頭盔，再加上防毒面罩、防彈眼罩⋯⋯。

從談書到上街

同一時間，香港正舉行一年一度的書展，我籌備了2年的作品集《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在這個夏天要出版了。書裡結集我過去10年的採訪心血，包括我在大學教新聞寫作的心得，也有收錄課餘撰寫的人物訪問和評論文章。

新聞寫作這種冷門題目，從來只屬小眾興趣，最初以為讀者只限新聞學生，怎知道碰上反修例運動，一石擊起千重浪，整個民情急速變調，一般市民忽然對「記者」這行業充滿好奇。每次舉行宣傳活動，人頭湧湧，大家都搶著發問，想知道記者如何採訪、如何分辨消息的真假，怎樣做fact check（事實查核）。

我看傻了眼，做了記者近20年，向公眾講解傳媒運作的場合也有好幾十次，觀眾有時呵欠連連，有時更懷有敵意，最常見的批評就是：「記者都是『作故仔』、做『狗仔隊』侵犯別人私隱。」但這一個夏天，記者竟然由人人厭惡的行業，變成為民請命的無名英雄。只不過是一個夏天，香港，真是改變了。

打書的時候，想到自己把書名訂為「『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我就更沒法安坐冷氣間談記者這份工作了，街道上天天發生的反修例運動，是50年一遇的大事件，我若不出去採訪，如何能「回應時代」呢？於是，書展開幕，我有幾次過門而不入，拿起頭盔，轉而去採訪灣仔一帶發生的集會和衝突。

「記者！有沒有記者？」

反送中運動期間，記者、攝影等新聞工作者遭遇了民眾觀感的一夕轉換，以及前所未有的倫理糾結，高強度、高危險的現場採訪，更是對身心的巨大挑戰。（攝影／劉貳龍）

真正投入記者角色的一刻，在7月14日。

當天沙田有一場遊行，我穿著休閒服在隊伍中走動，跟遊行人士閒聊。忽然人群的腳步急煞，氣氛突然變得緊張，人潮左右分開，像紅海一樣讓出一條走道，有人開始喊：「記者！有沒有記者？」意思是，前面有事發生，需要記者去報導。

我才發現，在現場除了「雨傘」和「索帶」會以這種傳口訊形式尋求支援外，記者也是一種「物資」。我記得那時內心還在掙扎，不斷質疑自己：「我是不是記者？」我雖然是新聞系老師，經常在不同傳媒以自由身形式參與新聞報導工作，也擁有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卻不受聘於任何傳媒，我是大家理解中的「記者」嗎？眼見附近沒有人跑出來，我慢慢把身體挪近中間的走道。

我開始慢跑，一邊跑一邊從背包拿出反光衣和頭盔，心裡還在猶豫著，還是旁邊一位女士主動替我穿上了反光衣。她安靜而溫柔地替我穿上背心，說了一句「小心一點」，這一幕觸動我良久，讓我感受到從群眾而來的熱切期望，讓我實實在在感應到市民對記者這個崗位的託付。

我想起十多年前，我還在《有線新聞》做記者。2008年，我被派往四川採訪大地震，那場災難死傷人數以十萬計。我去了一個小鎮，採訪當地官員挪用了救災物資，每當我向老百姓介紹自己是香港記者，就得到特別熱情的回應，村民更開車護送我們離開，生怕我們被官員阻撓。

在四川小鎮告別村民之際，近百人包圍我們的採訪車，拍掌鼓勵：「香港記者，請把我們的消息傳開去。」我從未遇過這種狀況，不知如何反應，呆若木雞地站在原地，向眾人點點頭，微微鞠躬，勉強回應。來自人民的期望，好像無形的擔子一樣，壓在每一個記者的肩膊上。

四川老百姓的眼神，十多年來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我想到，只會在訊息不流通的社會，面對不公義的社會，人民才會對記者投以這種殷切的期望眼神。沒想過，這種眼神，竟給我在2019年的香港大街上重遇。

在艱難的時刻，堅守現場

我開始全情投入反修例運動的採訪，一切都是新鮮的。高跟鞋、化妝品、筆記簿、錄音筆，這些以前採訪常用的物件，全部可以扔掉。面對槍林彈雨，採訪裝備只能輕裝上陣，我選擇了以一部手機走天涯，但安全裝備卻不能少，半年內我耗用了兩個攀石頭盔、三對爬山鞋、四件反光衣、五個不同型號防毒面具。

我被水炮車的化學水劑給從頭到腳淋濕了一次，被胡椒噴霧直射臉部兩次，被警察推跌幾次，被咒罵「黑記」不知凡幾。除了躲避子彈，也要留意頭頂飛過的磚頭和腳邊爆開的汽油彈。在理工大學那一夜，我和一眾學生記者給警察在防線攔著，被搜身、搜查了隨身物品，並記下了證件再附送幾句辱罵的說話才可以離開。

採訪了半年，我的體重跌至有生以來最低點，個子矮小的我只餘103磅。朋友說：「你瘦得只剩下頭部。」出外採訪前，我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強逼自己哽一大碗白飯加一大塊肥肉，但是大半天跟著防暴警察賽跑後，體重還是沒法回升。然而這些體能的損耗，始終不及心靈創傷。很多人問我，給水炮車射中痛不痛，我總會答：「身痛不及心痛。」

每一次出去採訪，總會心跳加速，每一次眼前目睹的、耳朵聽到的，都讓我震撼良久。我總以為這一夜應該是最厲害的一晚，怎料隨後總會有更嚴峻的事情發生。多個傍晚，日落的斜陽照亮了正等待衝突的街道，我都拍下了照片，前景可能是一排排隨時出動的防暴警，又或者是戰意旺盛的黑衣人，但我的心情卻是忐忑不安。夜幕低垂，總會迎來意想不到的事，每一個晚上，未到凌晨，都不知道這一天如何完結。

7月21日，在中上環吃了催淚彈數小時，原來元朗港鐵站才是真正的戰場，白衣人空群出動毆打市民。8月31日，在港島從金鐘一直打到銅鑼灣，子彈橫飛，水炮車像洗街一樣，然而真正的衝突點卻在太子港鐵站，速龍衝入站內及車廂揮棍打人。11月17日，理工大學千計黑衣人把鄰近的海底隧道封掉，把進擊的警方裝甲車燒毀，面對水炮車毫不畏懼。凌晨時分，警方宣布把整個校園封掉，威脅要用實彈還擊。

有很多個凌晨，我拖著十多個小時都沒吃過東西的身體回家，但身體疲累，腦袋卻像在空轉，一幕幕畫面，來不及消化。回家之前，我的雙腳會帶我走進便利店，素來奉行養生之道連冰水也不會喝的我，每次採訪回來總要買一罐冰凍啤酒，把它喝光始能勉強入睡。

在如此艱難的採訪環境，如果沒有同伴，根本挺不過來。幸好，與我分享冰凍啤酒的還有一起上前線的記者朋友。在這場運動中，我有幸結識了一班年輕記者，他們不嫌我年紀大，接納我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分子。他們比我更熱情，更有衝勁，更熱愛香港。在催淚彈之中，在橡膠子彈如雨下的現場，是這群年輕記者攙扶著我，給我情緒上和各種支援，讓我這個「老鬼」跌跌碰碰，裙拉褲甩完成了逾半年的反修例採訪。

吸收活水，專注寫字

本次運動現場，媒體人以拿相機拍照、手機直播以及用攝影機拍攝影片，專注寫字的記錄者反而相對較少。（攝影／余志偉）

多年前，我訪問過著名電影導演杜琪峰。他奉勸年輕人要專注做好一件事，別三心兩意：「與其開茶餐廳賣不同類型的食物，不如開一間牛雜舖，不過你整啲牛雜要好食到死，大家一定要幫襯你！」

我把他的話牢牢記著。在反修例運動現場，有很多人做直播，不少人拍攝影片，一些人做攝影，但專注寫字的記錄者不是太多。警民衝突，勇武抗爭，充滿視覺和聽覺衝擊，按常理以多媒體形式記下來是最好。然而我有自知之明，很多人拍攝比我厲害，亦因為有太多人用視聽方式記錄，我不用重複別人做的事。

多年來，我最喜歡的是「特寫新聞」。之前出版的《文字欲》一書，就是希望推廣這種有質感，恍如置身現場的新聞寫作。它背後有一套理念，希望打破既定框架，提倡人文關懷的價值觀。

最初，我就是以這種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採訪和寫作。我把自己完全投進現場，感受不同參與者的處境：不論是示威者、警察、路人、商戶。我看到示威者之間的不同，看到警員之間的差異，看到小市民如何過著他們的生活。

每一個晚上，即使是衝突連連的旺角，同樣是發射催淚彈，同樣是築路障，同樣是警察的驅散行動，那個集體情緒、參與者的眼神、人群裡的氣氛，總是有點不同，即使只是那麼的一點點。我嘗試把在現場吸收到的不同觀感資訊收集下來，用文字再呈現。8月初，我曾經這樣寫：

「情緒有一種真實，而且每一秒都不同，像流水。我想把現場的氣味、氣氛、能量，盡可能吸收，像一塊海綿。」

現場是神聖的，到現場如同接觸了活水之源。即使反修例運動的現場繁多，最頻繁的時候如同煙花一樣，於不同地點同時爆發，我也希望親身去體驗。

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時，我沒能夠即時趕到現場。翌日，我親身到訪，在空無一人的車站裡，雖然血跡已被抹走，但我仍駐足細看，只要看得仔細，現場還是存在的。我寫道：

「玻璃上留有大量的掌紋和手指印，有些有汗跡，有些手掌很大。我在空無一人的站內慢走，這些指紋和手掌，遍佈站內每一個角落，彷彿告訴我昨天的襲擊如何瘋狂，走避的人如何驚恐。套用一句香港網民的潮語：『這些手掌印，有聲的。』」

8月31日，我沒法處身於太子站，然而命運之神把我帶到油麻地站，讓我登上那一卡衝突過後的凌亂車廂，我寫下了這些觀察：

「至第三卡車裡，畫面就最令人不安⋯⋯衣物之間，有多張紙巾，均染滿鮮血，鮮血有濃有淡，地上遺下了衛生巾、嬰兒尿布（急救員有時會用這些作止血之用）。近看，可見港鐵那些銀色的金屬座椅上，清晰可見黏滿了一滴滴的血水，或許是洗傷口時從傷者身上濺灑出來。」

有人說，我的文字裡有熱情，亦有人說，我的筆桿冷靜得像手術刀。或者這樣說，若要我寫一個報導表達「游泳」是什麼，我不會甘心只是站在泳池旁邊觀察，我要跳進水裡親身感受一下那種冰冷和濕潤，用皮膚和鼻孔去把水底那種黏膩清爽窒息稠厚自己感受一次，再爬回水面告訴你，游泳到底是一回怎樣的事。這是我在年輕的時候，在研究院讀書時，學習到人類學的民族誌調查方法教曉我的。

當警察衝進我的大學，在我眼前拘捕學生

人類學也常強調，沒有所謂完全獨立於田野的研究者位置。

任何人都會說，記者應該「中立、客觀、報導真相」，甚至有一個說法，記者應該像牆上的那只蒼蠅（fly on the wall），彷如隱形人一樣記錄發生過的事，不加入個人感受。且不去討論所謂完全不涉價值判斷的「客觀、中立」是否存在。我卻想起11月11日，西灣河發生的一件事。

當日早上，有警員在西灣河開了三槍實彈，擊中一名正在堵路的19歲學生，全城嘩然，大量記者湧到場採訪。現場拉起防線，警方派人到場調查，圍觀的市民怒氣難下，有人再次堵路，大批防暴警察隨即出現。警察沿英皇道向東推進，記者隊伍在行人路上緊跟拍攝，「呯！呯！呯！」防暴警的槍枝射出連環多發催淚彈，煙霧升上半空，籠罩著附近的樓宇。忽然，我耳邊傳來一位中年男士的慘叫：「唔好呀！」他失控地喊著，我尋找聲源，來自一位中年男記者。他面容扭曲，滿面淚痕跟警察理論：「我個女在樓上呀！我個女在樓上呀！唔好射催淚彈呀！」他差點跌坐在地上。後來才知道，這位記者爸爸住在樓上，女兒剛好滿月。

當時我腦袋空白一片，如同採訪反修例多天的狀況。我告訴自己，我是專業的，情緒的事暫且擱一旁，先做好手頭的採訪，勸說自己，不要想太多。直至兩個小時之後，我乘車回到中文大學，目睹警察衝進校園，在我眼前拘捕中大學生。

我情緒像決堤一樣，胸口感到有東西在翻滾，我也想大喊：「唔好呀！我是這間學校的老師！」只是用了最後的理性，按捺著沒有發聲，但我比平日走得更前，追著警察拍攝，直至被推跌。我在中大讀書、任教了15年，直到這一個下午警察攻進了校門，把催淚彈射進校園，我忍不住心中的盛怒，我想起剛才那位記者爸爸。不忍，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受到傷害。

當天回家，我咬緊牙關，寫了關於警察攻入中文大學的報導；30個小時之後，中大發生了二橋之戰，我全身中了水炮車的藍水，草草抹身後皮膚仍然刺痛，凌晨5時我在中大的辦公室不願休息，趴在書桌上寫完了中大校長吃催淚彈的文章，心裡才放下了重擔。按下了「發送」掣，兩篇文章流入了公海，閱讀率打破了紀錄，每篇文章接觸到的讀者人數高達250萬。

活在真誠中，直視有血有肉的人

這場反修例運動，讓每個記者的心情七上八落，文友鄭依依形容得好：「2019 年風高浪急，連帶走在時代第一線的記者也被拋上拋下，波濤高處感激讚譽聲不絕，被捲進海底時則被詆毀為『黑記』。」

我自己親歷了這種「拋上拋下」的狀況。或許是時代的悲涼，大眾對記者時而愛慕，時而憎惡。本書的文章全部來自我的個人Facebook專頁。反修例運動之初，該專頁只有3千人看，半年之後，讀者人數飆升到4萬餘，不少是來自香港以外，包括台灣的讀者。

我深深感受到，群眾對記者的愛戴，好像波濤一樣，把我推送去到一個前所未經歷過的境地。我經驗來自讀者的不同情感，有時是濃濃的愛，有時是強烈的恨。這些圍繞著記者的濃稠情感，是我當了近20年記者，從未經歷過的。這本書收錄的文章，有被追捧為如實紀錄，讓公義得以彰顯的作品，也有被批評成一文不值，甚至被指控為失實誤導的文章。

連月採訪，我體會到在這一段香港人集體情緒繃緊的日子，大家對記者的工作都懷有強烈的意見和看法。有時，大家對記者提供的意見，互相矛盾，例如有人感謝你發文，也有人要求你刪文；有人要求你發布被捕者的臉容讓他儘快得到法律支援，也有人要求你替當事人作匿名處理，以免他身陷險境。很多時候，文章刊出，專頁信箱被炸滿，我要逐一解答大家對新聞倫理的質疑，有時甚至為了回應大家的關注而作出修正。

做到老，學到老。即使是新聞系老師，即使採訪資歷有近20年，也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讓我從今次反修例採訪中學習到很多。

感激受訪者信任，讓我記下一個時代的微光

身為記者、同時也是新聞系的老師，譚蕙芸走進示威現場，跟平凡的香港人談天，見證了香港人從未展現過的精神面貌。（攝影／劉貳龍）

2019年聖誕夜的旺角，警方發射了胡椒球彈和催淚彈，我靠著一個電箱作掩護。忽然，我瞥見電箱上有人寫了一句英語塗鴉：「Living in Truth（活在真誠之中）」。

看到之後我呆了一下，那是捷克前總統和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說話。在極權體制下，沒有人是無辜的，大家都是共謀，因為我們會講出無傷大雅的謊話，變相維護了體制；因為我們習慣長年累月活在謊言之中，要有意識去選擇「活在真誠之中」。而對於體制，只要任何平凡人表現真誠，就成為對政權的威脅。我們要真切檢討，是否每一刻都能面對事實、面對自己，不向自己及他人說謊。

這場運動，讓我見證了香港人從未展現過的精神面貌。香港人不少是難民的後裔，因為歷史緣故，我們迴避政治，生性現實，自私自利，實際功利，搵食就是核心價值。今次忽然基因突變，在逆境之中互相照應，對陌生人展現無私愛心，猶如黑夜中的星光，照亮人心。

在採訪反修例運動的過程中，我最享受的時刻就是跟平凡的香港人談天。和理非長者訴說自己如何慢慢改變生活習慣，戒掉光顧撐警茶樓，適應吃西餐的黃店；火爆爸爸告訴我，4年前他的店舖因為佔中堵路導致虧蝕結業，他如何由最初討厭示威者，慢慢學懂體諒抗爭者；爽朗的少女告訴我，她如何成功通過考核成為警察，但最後寧可讓父母傷心也要忠於自己的志向，毅然放棄當警員；兩個弟弟是警察的大男人傷心地告訴我，他感激弟弟以往待他的恩情，但這個夏天，親情和公義兩難全⋯⋯感激每一位受訪者的信任，你們敞開了心窗，挖出了私密的傷疤，不介意向我這個陌生人流露自己的脆弱，好讓我記下了一個時代的悲傷，記錄了一個時代的微光。

很多次，我和受訪者在遊行隊伍中談得興起，直至前面一陣騷動，看到催淚彈射出才無奈地中止了對話。然後我會戴上安全帽，在受訪者的祝福中跑上前線。再然後，我看到很多衝突，暴戾，血腥⋯⋯我看到人性的陰暗面，也看到人性的光輝點。

我只寫我親眼看到的。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畢生出版多本著作，記錄了前蘇聯人民對戰爭的回憶，她認為，記錄者有責任直面真實的人性：（註）

「不只一次地碰到這種事：在同一個人身上並存著兩種真實面：一種被強行隱藏於地底下，另一種則是充滿時代精神，散發著報章雜誌的味道⋯⋯ 於是，她的講述就成了一種公眾談話，是對著觀眾的演講，不可能深入到她私人的感情裡。所有談話，變成了堅固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自我審查的結果，而且還會不斷地進行修正，甚至還形成了某種模式：聽者愈多，故事愈枯燥無味，愈顧左右而言他。於是，可怕的事件變成偉大的事業，而人類內心的隱晦陰暗面，一瞬間就成了光明正大⋯⋯ 她跟我談的是一種戰爭：『像跟女兒談心一樣，我要讓你知道，當時我們完全是個孩子，是被迫經歷那一切的。』而為眾人準備的卻是另一種戰爭：『人家怎麼說我就怎麼說，就像報紙寫的官樣文章，用完美榜樣來教育年輕人。』 這種對於人性的不信任，每次都讓我震驚和無奈，這是企圖用理想和信念去偷換真實生活。那些司空見慣的溫暖燭火，其實是冰冷之光。」

《天愈黑，星愈亮──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突破出版社

——報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