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伟 文 赵丹宁、朱旭东编译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二期
接触战略在将近半个世纪内定义了中美关系，不必以这样的方式终结。
【编者按：夏伟（Orville Shell）是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他近日在The Wire China 发表了一篇关于接触政策的长文。文章从中美两国如何破除各种困难建立了外交上的联系，以及后来为什么美国决定对中国实行接触（engagement）政策，再到目前对接触政策的各种失望和反弹所导致的两国关系急剧下滑。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呢？夏伟先生在文中做了深刻的分析。中美印象对文章所述的克林顿开始实行接触政策之后的历史进行了编译。】
如今，在美中关系陷入近年来最具对抗性的局面时，一贯脆弱的“接触”政策似乎就要变得奄奄一息。其实，即使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两国间关系已相互 “脱钩”，香港的示威以及北京方面对“一国两制”原则的“冲击”对美中关系更是致命一击。近期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好感，这是该机构自2005年开始这一议题的调查以来的最低比例。这再次反映出，“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人能达成的共识。
然而这些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如果“对华接触”作为一项政策宣告失败，它是否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经济：克林顿，江泽民和接触政策的出现
在1994年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克林顿以“接触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宣称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国人权事业，并推进我方其他重要议题的解决”，同时宣布“将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脱钩”。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游戏规则也在发生改变，克林顿意识到他必须重新平衡各种权利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意识到可以凭借这种新的商业力量来抵抗美国的压力，只要他们在危机出现时坚持得足够久，华盛顿就会让步。事实确是如此，在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终于承诺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韬光养晦，等待时机”（Hide one’s 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的口号被再次提起，并被克林顿所信服。这些口号使克林顿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追求“提升自由精神”。因此，即便没有最惠国待遇的压力，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像柏林墙倒塌一样成为必然”
克林顿详细阐述了他的“全面接触”新政策，这缓和了对中国的排斥态度并有利于高层间互动，他甚至同意在1993年西雅图亚洲领导人峰会上会见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直到1996年7月，尽管中国大陆向台湾海峡发射了两枚具有挑衅意味的导弹，克林顿总统依然总结道，“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的本质和中国领导人看待世界和我国的方式”使他之前的观点看上去“完全不正确”。
直到1997年，克林顿政府还在兜售与北京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观点。对华接触战略所带来的益处，将成为近期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所达成的最知名的、且根基最深厚的两党战略（共识）之一。
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赋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在第二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项举措都提振了人们的希望，即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仅会降低双边贸易逆差，还会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
正如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课时提到：“中国加入WTO不仅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也代表着中国愿意‘进口’民主制度最宝贵的价值因素之一——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越自由化，就越能充分释放人们的潜力——中国人民的主动性、想象力和卓越的进取精神……‘自由的精灵’就不会再回到瓶子中了。”
和平崛起：小布什，胡锦涛和傲慢
乔治·W·布什在1999年开始竞选总统。他十分自然地继承了克林顿的政治遗产：鼓吹扩大双边贸易的积极影响。一个新的美中协定正在酝酿之中，这既不是基于对苏联冒险主义的恐惧，也非基于扩大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是基于增进两国间互动所将带来有益的政治变革的承诺。
为了使世界相信中国的日益“富强”并不是一种威胁，中国政府白皮书中承诺“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一个和谐稳定的中国，必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了“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理念，这是由原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结合修辞的灵感提出的，并通过外交事务向世界传递这一口号。
这种乐观主义在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他在书中写到：“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性替代方案彻底耗尽”，世界正在经历“西方理想的胜利”
在这种措辞和相对稳重的中国领导人的引导下，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授权其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促成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该对话旨在处理美中之间颠覆性的紧张关系，同时敦促北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在我参加早期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时，一些舆论人士甚至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已经指日可待。时任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的约翰·桑顿在2008年乐观地写道，“有关中国的辩论已不再是关于是否要实行民主，而是关于何时以及如何实现民主。”
受到这些预测的鼓舞，布什政府坚持执行“接触政策”，以此激励北京采取更为负责任的行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在全球化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寻求积极的方式引导中国进步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存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在“接触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日益严重的互惠赤字与不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尽管竞争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公平，维持两国关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让步，依然不成比例地由美国承担。
随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当美国经济陷入危机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骄傲自得的情绪在中国领导层中逐渐蔓延。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元素被注入到双边关系中：北京的领导人开始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即便不比美国的制度更具优越性，与美国的模式也是平起平坐的。在美国似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更加不愿意进行公平竞争，而是倾向采取一种更为互惠的方式。
摩擦：奥巴马、习近平和转折点
奥巴马（Barack Obama）作为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就职，同时，和他的前任一样，他的第一任期僵持在与中国的接触中。
他是第一位通过搁置和达赖喇嘛的会谈来安抚北京的总统。紧接着，他的国务卿克林顿前往北京并在那里宣布将不会允许美国对于人权这类有争议问题的支持“干扰寻求对于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最近的经济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尽管“有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定义上是一个对手。”她宣称，“中美可以促进彼此的成功并且从中获益。”
尽管奥巴马政府释放了对中国给予尊重的信号，表明美国正在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友好、热情的和互惠的关系，但是，当他在2009年4月访问中国时，接待他的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冷淡。当我观看他和胡锦涛的首脑峰会时发现，很显眼的是在联合媒体发布会没有友善的打趣，没有举办带有公开问答环节的大学演讲，也没有让和尼克松、卡特或克林顿的会谈充满生机的热情。或许北京展现出的缺乏关切是一种正在发展的信念的结果，那就是如果现在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领导人不再需要展示敬意。正如基辛格评论道，他们“不再像学徒制那样受制于西方技术和机构，”相反，他们现在感觉“足够自信来拒绝甚至轻微地嘲笑美国关于改革的说法。”
这种态度体现在中国在南海的傲慢，在这里，中国的海军、海警，甚至渔船都被部署来加强中国在大面积的有争议海域的主张并且挑衅性地挑战邻国，包括美国的第七舰队。
不过，尽管中国看起来认为让步是没有必要且有失尊严的，像朝核危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和全球气候挑战这样的议题仍在推动奥巴马政府继续努力，寻求和中国保持“接触”。
即使当奥巴马慷慨地（有些人说愚蠢的）最终承认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包括他们对整个南海的主张以及对西藏、新疆、台湾、澳门和香港的其他不可转让的领土主张——北京也没有缓和其日益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正如《2010中国梦》（2010 China Dream）的作者刘明福（Liu Mingfu）直言的那样，北京的“宏伟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并且取代美国。
这些宏伟计划加剧了双边关系中的不平衡、不平等和焦虑。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Keith Alexander）很快将美国知识产权被盗事件评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2012年习近平上任时，他呼吁实现雄心勃勃的全球“中国梦”。到2014年，他还宣布是发挥“大国外交”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时候了。
由于习近平比胡锦涛更加自信，并且对美国同行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同僚精神也更少，一种至关重要的让前任领导人得以建立密切关系的个人间的润滑剂就消失了。2015年，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向奥巴马承诺，不会将南海新建岛屿军事化——然后，立刻就这么做了。
现在，中国不再受经济和军事疲软的束缚，中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美国利益相关者开始抱怨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据报道，就连奥巴马总统也曾问他的两位高级顾问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和贝德（Jeffrey A.Bader）：“你们对中国做出的让步是不是太多了？”
第三次革命：特朗普，习近平，以及不破不立
尽管受挫的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再努力寻找使两国关系更加平衡和互惠的神奇钥匙，但北京方面未能作出足够有意义的回应。这导致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的反华派的胜利。
随后，在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一项重大政策演讲，戏剧性地重新设定了新游戏的规则：“前几届政府做出这一选择（与中国接触），希望中国的自由能够以各种形式扩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让中国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私有财产、人身自由、宗教自由——整个人权大家庭有新的尊重。”彭斯说，“这种希望没有实现。”
他的讲话引发了一场辩论，即是否有必要在我们现在紧密相连的经济体的各个方面与中国“脱钩”，这甚至包括我们的大学和民间社会组织与中国同行建立的密切关系。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两国元首应宣布中美关系进入紧急状态，任命值得信赖的高级全权代表，并授权他们组建商业、政策和学术界的专家小组，来制定一套可能的方案，以降低双边关系在每一个最重要领域的紧张情况。然后，元首们应召开一次紧急特别首脑会议，以寻找走出当前僵局的出口。最后，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即使在分歧严重的时期，仍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问题可以协同解决。
接触战略在将近半个世纪内定义了中美关系，不必以这样的方式终结。
【编者按：夏伟（Orville Shell）是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他近日在The Wire China 发表了一篇关于接触政策的长文。文章从中美两国如何破除各种困难建立了外交上的联系，以及后来为什么美国决定对中国实行接触（engagement）政策，再到目前对接触政策的各种失望和反弹所导致的两国关系急剧下滑。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呢？夏伟先生在文中做了深刻的分析。中美印象对文章所述的克林顿开始实行接触政策之后的历史进行了编译。】
如今，在美中关系陷入近年来最具对抗性的局面时，一贯脆弱的“接触”政策似乎就要变得奄奄一息。其实，即使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两国间关系已相互 “脱钩”，香港的示威以及北京方面对“一国两制”原则的“冲击”对美中关系更是致命一击。近期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好感，这是该机构自2005年开始这一议题的调查以来的最低比例。这再次反映出，“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人能达成的共识。
然而这些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如果“对华接触”作为一项政策宣告失败，它是否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经济：克林顿，江泽民和接触政策的出现
在1994年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克林顿以“接触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宣称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国人权事业，并推进我方其他重要议题的解决”，同时宣布“将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脱钩”。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游戏规则也在发生改变，克林顿意识到他必须重新平衡各种权利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意识到可以凭借这种新的商业力量来抵抗美国的压力，只要他们在危机出现时坚持得足够久，华盛顿就会让步。事实确是如此，在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终于承诺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韬光养晦，等待时机”（Hide one’s 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的口号被再次提起，并被克林顿所信服。这些口号使克林顿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追求“提升自由精神”。因此，即便没有最惠国待遇的压力，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像柏林墙倒塌一样成为必然”
克林顿详细阐述了他的“全面接触”新政策，这缓和了对中国的排斥态度并有利于高层间互动，他甚至同意在1993年西雅图亚洲领导人峰会上会见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直到1996年7月，尽管中国大陆向台湾海峡发射了两枚具有挑衅意味的导弹，克林顿总统依然总结道，“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的本质和中国领导人看待世界和我国的方式”使他之前的观点看上去“完全不正确”。
直到1997年，克林顿政府还在兜售与北京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观点。对华接触战略所带来的益处，将成为近期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所达成的最知名的、且根基最深厚的两党战略（共识）之一。
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赋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在第二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项举措都提振了人们的希望，即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仅会降低双边贸易逆差，还会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
正如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课时提到：“中国加入WTO不仅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也代表着中国愿意‘进口’民主制度最宝贵的价值因素之一——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越自由化，就越能充分释放人们的潜力——中国人民的主动性、想象力和卓越的进取精神……‘自由的精灵’就不会再回到瓶子中了。”
和平崛起：小布什，胡锦涛和傲慢
乔治·W·布什在1999年开始竞选总统。他十分自然地继承了克林顿的政治遗产：鼓吹扩大双边贸易的积极影响。一个新的美中协定正在酝酿之中，这既不是基于对苏联冒险主义的恐惧，也非基于扩大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是基于增进两国间互动所将带来有益的政治变革的承诺。
为了使世界相信中国的日益“富强”并不是一种威胁，中国政府白皮书中承诺“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一个和谐稳定的中国，必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了“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理念，这是由原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结合修辞的灵感提出的，并通过外交事务向世界传递这一口号。
这种乐观主义在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他在书中写到：“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性替代方案彻底耗尽”，世界正在经历“西方理想的胜利”
在这种措辞和相对稳重的中国领导人的引导下，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授权其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促成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该对话旨在处理美中之间颠覆性的紧张关系，同时敦促北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在我参加早期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时，一些舆论人士甚至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已经指日可待。时任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的约翰·桑顿在2008年乐观地写道，“有关中国的辩论已不再是关于是否要实行民主，而是关于何时以及如何实现民主。”
受到这些预测的鼓舞，布什政府坚持执行“接触政策”，以此激励北京采取更为负责任的行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在全球化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寻求积极的方式引导中国进步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存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在“接触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日益严重的互惠赤字与不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尽管竞争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公平，维持两国关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让步，依然不成比例地由美国承担。
随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当美国经济陷入危机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骄傲自得的情绪在中国领导层中逐渐蔓延。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元素被注入到双边关系中：北京的领导人开始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即便不比美国的制度更具优越性，与美国的模式也是平起平坐的。在美国似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更加不愿意进行公平竞争，而是倾向采取一种更为互惠的方式。
摩擦：奥巴马、习近平和转折点
奥巴马（Barack Obama）作为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就职，同时，和他的前任一样，他的第一任期僵持在与中国的接触中。
他是第一位通过搁置和达赖喇嘛的会谈来安抚北京的总统。紧接着，他的国务卿克林顿前往北京并在那里宣布将不会允许美国对于人权这类有争议问题的支持“干扰寻求对于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最近的经济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尽管“有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定义上是一个对手。”她宣称，“中美可以促进彼此的成功并且从中获益。”
尽管奥巴马政府释放了对中国给予尊重的信号，表明美国正在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友好、热情的和互惠的关系，但是，当他在2009年4月访问中国时，接待他的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冷淡。当我观看他和胡锦涛的首脑峰会时发现，很显眼的是在联合媒体发布会没有友善的打趣，没有举办带有公开问答环节的大学演讲，也没有让和尼克松、卡特或克林顿的会谈充满生机的热情。或许北京展现出的缺乏关切是一种正在发展的信念的结果，那就是如果现在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领导人不再需要展示敬意。正如基辛格评论道，他们“不再像学徒制那样受制于西方技术和机构，”相反，他们现在感觉“足够自信来拒绝甚至轻微地嘲笑美国关于改革的说法。”
这种态度体现在中国在南海的傲慢，在这里，中国的海军、海警，甚至渔船都被部署来加强中国在大面积的有争议海域的主张并且挑衅性地挑战邻国，包括美国的第七舰队。
不过，尽管中国看起来认为让步是没有必要且有失尊严的，像朝核危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和全球气候挑战这样的议题仍在推动奥巴马政府继续努力，寻求和中国保持“接触”。
即使当奥巴马慷慨地（有些人说愚蠢的）最终承认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包括他们对整个南海的主张以及对西藏、新疆、台湾、澳门和香港的其他不可转让的领土主张——北京也没有缓和其日益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正如《2010中国梦》（2010 China Dream）的作者刘明福（Liu Mingfu）直言的那样，北京的“宏伟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并且取代美国。
这些宏伟计划加剧了双边关系中的不平衡、不平等和焦虑。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Keith Alexander）很快将美国知识产权被盗事件评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2012年习近平上任时，他呼吁实现雄心勃勃的全球“中国梦”。到2014年，他还宣布是发挥“大国外交”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时候了。
由于习近平比胡锦涛更加自信，并且对美国同行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同僚精神也更少，一种至关重要的让前任领导人得以建立密切关系的个人间的润滑剂就消失了。2015年，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向奥巴马承诺，不会将南海新建岛屿军事化——然后，立刻就这么做了。
现在，中国不再受经济和军事疲软的束缚，中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美国利益相关者开始抱怨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据报道，就连奥巴马总统也曾问他的两位高级顾问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和贝德（Jeffrey A.Bader）：“你们对中国做出的让步是不是太多了？”
第三次革命：特朗普，习近平，以及不破不立
尽管受挫的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再努力寻找使两国关系更加平衡和互惠的神奇钥匙，但北京方面未能作出足够有意义的回应。这导致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的反华派的胜利。
随后，在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一项重大政策演讲，戏剧性地重新设定了新游戏的规则：“前几届政府做出这一选择（与中国接触），希望中国的自由能够以各种形式扩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让中国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私有财产、人身自由、宗教自由——整个人权大家庭有新的尊重。”彭斯说，“这种希望没有实现。”
他的讲话引发了一场辩论，即是否有必要在我们现在紧密相连的经济体的各个方面与中国“脱钩”，这甚至包括我们的大学和民间社会组织与中国同行建立的密切关系。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两国元首应宣布中美关系进入紧急状态，任命值得信赖的高级全权代表，并授权他们组建商业、政策和学术界的专家小组，来制定一套可能的方案，以降低双边关系在每一个最重要领域的紧张情况。然后，元首们应召开一次紧急特别首脑会议，以寻找走出当前僵局的出口。最后，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即使在分歧严重的时期，仍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问题可以协同解决。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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