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是"五四"。三十年前我离开中国时，扔下一部未完成的电视片和无奈的年轻导演，他就是《河殇》编导夏骏，而这部片子就叫《五四》，夏骏后来写了一篇回忆，今天正好贴它。我要强调的是，"五四"是一个双源头：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两个源头塑造了今日中国人，大伙儿看怎么办吧？】
《河殇》之后，原班主创团队，很快转入一个新的作品的筹备创作之中，这个作品因为最终流产，以至在还没有确认片名的时候，就被叫停，随后，在举世闻名的广场事件冲击下，终于胎死腹中。这个作品是因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而缘起，尽管中间曾经用过一个名字《心中的日出》，但并未得到更多确认，所以，我这里姑且用《五四》的片名代称之。
《河殇》播出后，知识界对于电视传播思想的能力刮目相看。金观涛先生几乎把《河殇》团队看成了走向未来丛书这个思想传播事业的共同组成部分，一些有分量的相关学术会议都通知我们参加。央视时任台长王枫在建台30周年大会上宣称，《河殇》是中央电视台三十而立的标志，1988年下半年，一片热闹。当然，争议，包括高层政界关于《河殇》的两极纷争也不时传来。而我是央视的一个编导，业务总要继续。当时，主管副台长陈汉元与我商量，有两个选题，一个是中日合拍《长城》，一个是五四运动70周年。记得当时知识界的朋友们都希望我选五四70周年这个题目，认为有更迫切也更贴切的主题目的，很快，就决定接这个片子。
当时组建《五四》摄制组时，金观涛先生等知识界朋友已经很主动参与支持了。而且，观涛先生还推荐了国际五四专家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台湾大学韦政通教授等参与顾问并接受采访，还有著名现代思想史专家林毓生教授等。后来经过策划阶段之后形成的架构是一个五集系列片，大概的分集思路是：盗火、救亡、迷津、病魂、日出。从近代中国变革的曾经三个阶段，即器物层面改革、制度层面改革到观念层面改革，一时，民主科学几成群体共识。不料，二战救亡的干扰下，极为珍贵的启蒙进程中断。此后，中国天翻地覆，知识分子不久深陷反智主义泥潭，从反右文革的灭顶之灾，到再一轮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对于科学民主的重新明确认知，梳理科学民主这个五四主题在中国的沧桑命运，和中国知识分子70年的心路历程。而几代知识分子的反思、沉淀，对于中国现代化特殊艰难与自我路径的认知变化与经验教训，弥足珍贵。
五集，五位撰稿人，除了《河殇》的苏晓康、王鲁湘之外，新加入了报告文学作家钱钢、李泽厚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刘东、《读书》杂志副主编王琰，每人一集。钱钢是《唐山大地震》的作者，一个军旅作家，却坐得住冷板凳，在家里几年泡清史，写出北洋海军兴衰历程的报告文学《海葬》，很了解近代中国复杂苦难的那段历程。胖子刘东是个爽直通透的人，他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至今还在江苏出版社延伸出版，恐怕是百年以来中国人译著国际汉学及西方中国研究领域最出色的一套选本。王琰这个老编辑主编《读书》多年，学术视野了得。这伙新高手加盟，摄制组的班底又大幅度厚实起来。
难忘的是，鸿儒李泽厚先生主动把我们叫到家中，耳提面命，语重心长讲了几课。他直率地告诫我们，《河殇》的表达风格有情绪化的缺点，建议在《五四》一片中，以更为理性的风格来把握主题。手术刀式的精确和冷静更重要。他一再强调，这些年的努力就是积累认识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含量。
《五四》这个作品，与《河殇》不同，前一个片子是在无奈救场的匆忙之中半路接盘的，作为一个25岁导演的处女作，我有太多的非业务性压力。而《五四》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从头开始的正常作品创作过程，加上知识界热情的支持参与，每天都生活在一种前沿思想大信息量的氛围中。半年多时间，是我生命中最饱满的日子，还有什么比浸泡在最杰出思想家和学者们之间，对一个26岁的青年更富于收益和意义？
后来的采访历程更是令人兴奋，因为这个主题事关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数十位当时中国知识界几代杰出的学者、作家接受采访，参与贡献建议，前辈如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百岁高龄的许德珩先生，当时好像还是副委员长，在北京医院病床上采访他，回忆当年参与五四游行的亲历。采访老人家时，记得他的口齿是不清楚了，但确实有不少新生的黑胡须和头发，真是返老还童的劲头。在上海巴金先生家中，我们架上摄像机让他打开话题聊，老人家慈爱随和，对青年人有特别的爱护情意，我们在他身边，真的如坐春风。还记得在上海采访93岁的诗人孙大雨先生，语风如刀，是我所有采访过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中间最直率坦诚、爱憎分明、不折不扣的硬骨头。经历近70年中国政治氛围的塑造至今，如诗人孙大雨这样的敞开心扉、绝对坦诚，至少在摄像机面前已经绝迹。
五四，半个多世纪下来，几乎被抽干为一次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一个故事。其实，那个把科学民主举到头顶上的时代，所具有的自由神韵，才是"五四"的灵魂所在，后来的历史，挤去了魂，留下了一部分残缺皮相而已。
《五四》涉及到一系列中国近现代人物的精华思想评介，"五四"形象概念中最多标志性印象的是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记得《五四》片中就采用了胡适先生对于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深刻见解，大概的意思是：学生游行，不应该超过两次。第一次是表达自己的意愿，第二次是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意愿。第三次必然被政客所利用，而且很可能在政治力量的角逐拉锯中偏移最初的方向。五四游行所主张的山东权益归还中国，本是蔡元培先生把巴黎和会所决定的"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一事转告给学生的，没想到，这个消息引发了五月四日的游行，蔡元培先生当时家住遂安伯胡同，是位处沙滩的北京大学通往天安门需要路过的一条胡同。听说学生从北大往天安门游行而来，一惊之下，蔡元培急奔到游行队伍的前面，拦住学生们：你们不能去！中国失去山东，还有讨还的一天。中国失去北大，就失去了中国的不亡之因，留步吧，同学们。你们有比这更重要的使命。当时思想启蒙者的认知表现，与后来抽干扭曲了的历史差异甚大，甚至大相径庭。
胡适、蔡元培，为什么会这样主张？这些正是《五四》的探讨点。
当摄制组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已是1989年农历大年之后的初春，胡耀邦先生去世所引发的游行集会，先是在高校后来在大街上甚至于在中国最著名的广场上出现，我把晓康藏在五棵松的一个招待所埋头改本子定稿，镜头部分的整理剪接也在推进中。我的意思，大街上越是风起云涌，作为时代清醒剂的《五四》就越显得对症下药，70年的苦难沧桑所沉淀的教训经验，尽快拍出来播出来，甚至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贡献出极有意义的智慧果，晓康也同意我们沉住气，尽快出片子。不想，一日，山西作家赵瑜不知从哪儿找到摄制组的电话，电话中热切劝说晓康赶紧出去参加外面"火热的生活"。
接下来的故事，晓康在《世纪末回眸》里讲了。
很遗憾，后来广场故事中许多的节点，如果更具智慧和理性，是否历史重写？《五四》本可以贡献一些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思想方法，那是70年来几代人苦难的命运沉淀。
当然，即使这部作品得以顺利完成，还能顺利播出吗？即使播出了，在业已喧嚣激荡的浪潮中，还有可能产生直接有效的影响吗？
或许，流产也是必然宿命。
鸦片战争以来的文明激荡与国家路径的纠结彷徨晃悠了近200年，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与其它文明的对比省察已久。那么，所谓东西方文明的优劣何在？中国之病根何在？对症之药明白了几多？到位了几许？哪些旧病未除，哪些新病已生？至今，似乎并没有上下共识，甚至于比一百年的分歧更大了，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中国，似乎还在一而再的来到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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