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七十）——回顾、前瞻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七十）

——回顾、前瞻

写下这篇“跟进”的标题才意识到，我已经写到第七十篇了。应该同关注这个案子的朋友们一道，对起于2013年10月29日的“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做个回顾。

在我决定写“跟进报道”之前，有关这个案子的文章是一封我致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的公开信及一篇附文“‘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一块试金石”，发于2014年5月号香港《争鸣》杂志——整整6年之前。这之后开始了我每月的“跟进报道”。

发到第40篇时，《争鸣》停刊了；写到第56篇时，父亲李锐走了，那一篇的副标题是“父亲走了，我还活着……”；直到第60篇，国内局势更趋恶化，我的委托律师不能再替我将“跟进”快递给此案的审判长贾志刚；我拒绝住笔。

前不久，看到网上流传的一篇丁东先生撰写的《犟人李南央》，他说我：“执着地诉讼，持续数年，每月一呼……”我为什么这么“犟”呢？我在2014年4月30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李南央签具的致三中院公开信的前言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希望这件事无论结果如何，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在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下，走完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一天不完，我一天不会放下手中的笔。

我在公开信的附文中还说：

李锐如今已是共产党内硕果仅存、廖若晨星的元老。他的这本书是回顾自己跟随共产党一生的所思、所想和对共产党所犯错误根源和教训的沉痛分析，其愿望是希望党能纠正错误，不要再欺人且自欺地死抱住“伟光正”不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主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建立起一个国强民富的公民社会。结果，我从香港带入北京的53册样书，在2013年10月29日中午时分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审查，10月31日上午10点海关即电话通知审查结果:为禁止入境物品，并于11月12日发出“海关处罚告知单”。我全权委托的夏楠律师随即向海关提起行政复议，海关于11月25日发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维持原处罚告知意见”，将含53册《李锐口述往事》在内80本书刊的性质统统钉死。这与2008年7月2日胡温时代发生的上海海关扣留《李锐日记》和《李锐家信集》，经本人在网上发出公开信质疑之后，第4天即将扣书全部归还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

……

很多老一代共产党人，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我的父亲李锐，他们在党内奋斗一生所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一党专治的政权，而是一个由自己的党主持，服务于人民的政府。将军队还给国家，将现行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笔杆子，还给人民，放弃保卫党的“红色江山”的意志，转换为全力维护人民权益的理念，党的事放在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办，难办的国事按法律程序靠众人的力量推动，这才是根治腐败、拯救生态、聚集民心、走出险境、复兴中华的治本之策。紧紧抓住笔杆子，体制就变不了；体制不变，不管拍多少苍蝇，打多少老虎，不过是唱新曲、走老套，耽误着濒临危崖的中国已经不容再拖延的时间。松开笔杆子是件非干不可的事，否则无异于继续向深渊一路跌落下去。 

可悲的是，在我写出这篇文章的六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在引领着国家继续向深渊一路跌落下去；不对，是引领着“中国人民”向覆灭一路狂奔。

前不久出了个“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广大人民群众”居然疯狂地撕咬起方方。方方的日记我没看多少，方方的作品我一篇也没有读过，但是方方出书，根本同她所写内容毫无关联。写书、怎么写、写了又到哪里出，压根儿就是方方的自由。更何况方方是个体制内的准官员，她原本是想在国内出的，不过“人民群众一声吼”，把所有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吓得噤若寒蝉，望而却步。

这个党把这个国家的一些“人民”教育成了恶狼，撕咬自己的公民；这个党把媒体豢养成疯狗，满世界狂吠，喷出“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是人类公敌”这样的嚣张。

父亲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中说：

现在看起来，群众运动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形式，容易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副作用太多。这个教训一直没有汲取，到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完全失控，天下大乱，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达到崩溃的边沿。

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建党方针更加明确：党要纯洁——组织要纯洁、思想要纯洁，这个教训太厉害。我们一直没有认真总结过去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从观念上根本改变延安整风后形成的：党总是绝对的正确，党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永远光荣、伟大的这个荒唐的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无从谈起。

含有这样文字的书，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让国民看到。而我，一介草民，能做到的就是为了这样的文字的自由传播，绝不停下我抗争的脚步！

2020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