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詹明信的「民族寓言說」極為著名，而且尤其推崇魯迅，今天人们依然叹服魯迅骂中国人「坐稳奴隶」的深刻，可是无人询问今天的「民族寓言」是什么？中国不「吃人」了吗？溺婴、婴儿汤算什么？幾千萬女嬰未出生就被滅掉了，中国人不是还在吃药吗？中国开发病毒「泄漏」到全球，跟当年英国人贩鸦片到中国，是一种因果关系？「大国崛起」的原动力来自「民族恥辱」，即当年的「亡国灭种」，这可能是一部新的「民族寓言」？】
疗救灵魂的“民族寓言”
【20200426按：今天年輕人已經不認識魯迅。大家尤其不知道，毛澤東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源頭在他那裡。中國因為落後而需要改造人的思想，就跟得病需要吃藥一樣，這是魯迅發明的一種"五四"傳統，最終成為共產黨的一把利器，中宣部及其黨報電視台，至今使喚它得心應手，他們不懂什么"劣等人種"，只有"病人"概念，中国人至今還是阿Q、閏土、華老栓，一代代人都要服药（改造）。偶見網上有人提魯迅，就貼一舊文，摘自『文學對民族的治療與被治療』。】
１９２０年８月，日本「支那学」月刊发表青木正儿介绍中国文学的文章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者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这个以十三篇日记的片断构成的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般都认为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用隐喻手法写一个"狂人"疑惧自己整日被大哥所追吃、并从四千年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二字来。鲁迅自己说他"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族，因成此篇"，一语道出他思想模式上的"五四"式的激进，但也一针见血地说出中国传统乃是一种泯灭个体的文化。
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美国一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则从这篇「狂人日记」里读出了他所谓的"民族寓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并断言"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皆可作为这种"民族寓言"来读，而鲁迅小说是"这种寓言化过程最佳的范例"。这种看法认为，情欲以及无意识等私的领域同政治、经济和阶级等公众领域的彻底分离，在第三世界尚未完成，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表面上好象在讲述一个私人的故事，其实同时在隐喻另一个属于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故事。鲁迅的「狂人日记」，只会被西方读者读成描述私人病态的心理小说，而它的政治寓言的阅读方向就被取消了，这一阅读方向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和历史的恶梦。
我过去以为今天的年輕人不認識魯迅，如今網上每每見人喜歡引用名句（現在叫「金句」），是不是魯迅的引用率最高？當然因為魯迅最深刻，不過我覺得恐怕也是他最刻薄——當下人們恨中共恨中國恨習，自然最喜歡最刻薄的名句，像胡適那種不帶火氣的溫吞句是無人理睬的，可能也被引用得最少。 不過大夥兒可能忘了，喜歡引用名人名句恰是一種「失語」現象，因為自己忽然有了某種比較深刻的想法，卻一時欠缺用自己的語詞表達出來，看到某個名句正好暢快淋灕地表達了自己想說的，馬上拿來引用。
不过，知道毛澤東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源頭在鲁迅那裡的人可能不多。中國因為落後而需要改造人的思想，就跟得病需要吃藥一樣，這是魯迅發明的一種「五四」傳統，最終成為共產黨的一把利器，中宣部及其黨報電視台，至今使喚它得心應手，他們不懂什么「劣等人種」，只有「病人」概念，中国人至今還是阿Q、閏土、華老栓，一代代人都要服药（改造）。
鲁迅的另一部小说「药」，写农民华老栓照习俗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痨病，反丢了儿子的性命；而反清革命者夏瑜被伯父出卖，绑赴刑场砍头，他为民众流的血竟被华老栓拿去为儿子治痨病。小说结尾，第二年清明节，两个死者的母亲在扫墓时相遇。一家姓“华”，一家姓“夏”，合起来正好是中国的古称“华夏”。这显示在鲁迅那里，政治预言是无需解释地公然显露的。这对Ｊａｍｅｓｏｎ又是极重要的启迪，他认为西方文学中的寓言结构过于隐晦，而知识分子彻底分离了私与公、艺术与政治，便也从此丧失了干预现实政治的可能，“世界文学”应重新发掘“第三世界文学”这方面的价值。
然而，对鲁迅的读解叉可以是多样的。比如，撇开“民族寓言”或政治寓言一类的读解，视鲁迅小说为他个人心路历程的写照，是一个与世不和的孤独者的一连串心理危机、困惑、挫折、失败和心灵探索的文学表露。问题在于，这个孤独者在本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执意要面对“民族的灵魂”，于是他便如同面对一群身处密闭的“铁屋子”里将要昏死过去的读者而扮演一个“呐喊者”。
由于“改造民族灵魂”的需要，正是由鲁迅发端，现代中国文学形成两大题材：知识分子——启蒙者，农民——被启蒙者。在「呐喊」、「彷徨」这两个小说集，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乃是“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农民都是麻木保守（润土，「故乡」），唯求“做稳奴隶”（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华老栓，「药」），知识分子在他笔下，一般也是颓唐、消沉、向恶势力屈服。最后，这个呐喊者“也终于厌倦了呐喊而沉默起来，在他另一本杂文集「野草」当中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已无话可说。这个孤独地面对“沉默的民族灵魂”的“呐喊者”，被后来的中国人尊为“民族魂”。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是“人相食”了。这是比奥斯威辛还要难堪的一个人类耻辱。
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最后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摧毁的明证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发生在广西文革中。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除了这条传统的人伦防线，再没有其它东西，如西方文明中人与基督的沟通。
詹明信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太像一般的文化革命，而是一段個別的歷史經驗。他說中國的文革有一個其他文化革命都沒有的特點：世代衝突，文革身處於一個繼承了舊封建制度的世代制度之中，青年以暴力去宣示自身的不滿，認為老人的權威和儒家的家庭系統難以忍受——這種看法一點都不「深刻」，因為中國從「五四」時代就開始反儒家反傳統，領頭的是陳獨秀，他又跟著蘇俄在中國創建共產黨，魯迅不過是「五四」反傳統文人中的一位。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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