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四川人，蒙古人，世界人，此生不做中國人。旅美華裔作家，政治評論家，右派與獨派，長期關注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議題。各類著作有《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1927：民國之死》、《劉曉波傳》等五十餘種。
布魯姆認為，美國精神的危機來自於德國思想的腐蝕。有趣的是，他對德國思想的批判，受到兩位德語世界的流亡者——列奧・施特勞斯和沃格林——的啟發，似乎唯有親身體驗過納粹恐怖統治的人，方能深深領悟德國思想的癥結。
現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麼——他再也不相信他自己能夠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列奧・施特勞斯
對美國精神的知識考古學：美國為何偉大？
經濟學家麥克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曾經跟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交流過，他說布魯姆的《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單單精裝版就賣了五十萬冊。在麥克洛斯基一篇名為〈如果你很聰明，為何還沒有發財〉文章中，布魯姆以開玩笑方式作為開場白「我得先聲明，我現在很有錢。」這本書不僅賣得多好，也成為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的枕邊書，它與雷根時代的精神是一致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又過了三十多年，美國迎來一位承襲雷根「讓美國再次偉大」誓言的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美國精神的封閉》仍然具有鮮活的時代意義。
布魯姆通過一種文化考古學的方式，為年輕的美國探尋精神源頭。美國不是一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國家，五月花號為美國帶來的，是希臘和希伯來文明的傳統，美國的偉大乃是扎根於這兩大傳統之上。而布魯姆所憂慮的「美國精神的封閉」，指的是向古典的兩希文明封閉——什麼時候美國背棄了兩希文明，什麼時候美國就註定走向衰落。
以希臘而論，布魯姆推崇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傳統。他以尊崇的語氣描述了那個時代的那些人：在雅典必然失敗的戰爭期間，蘇格拉底和他的弟子們在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並沒有陷於絕望，他們忘我地沉浸於探求真理的愉悅之中，證明著人類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從於命運和環境的擺佈。「任何柏拉圖式對話的本質就在於，它幾乎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重現。」布魯姆期盼當代美國能重現這種追求並捍衛真理的激情。布魯姆的摯友、與之一起在芝加哥大學開設共同課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Saul Bellow）在為本書所寫的序言中，如此描述此種具有使命感的寫作：「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獻上祭壇，希望得到接納。……你覺得你不是為同代人寫作，也許你的真正讀者還沒在這裡，而你的書會讓他們現身。」索爾・貝婁和布魯姆就是以獻祭的態度寫作和思想。
以希伯來而論，作為猶太人布魯姆從小在嚴格遵循舊約的猶太教家庭長大，對猶太教－基督教傳統了然於胸。他發現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困惑——韋伯雖然是無神論者，但寧願相信喀爾文（Jean Calvin）和類似的思想締造者是真誠的，「他們代表著最高層次的心理類型，他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和行動，他們懂得如何承擔責任，他們擁有內在的堅定信念和擔當。」與韋伯一樣，布魯姆高度評價喀爾文在現代文明史上的地位：「像喀爾文這樣的人是價值的創造者，所以他也是歷史中行動的楷模。」他未能展開對美國清教徒傳統的梳理和分析，但他對宗教的態度與無神論的知識菁英截然不同：為了建立資本主義，不僅不能弱化宗教，反倒應當強化宗教。「一切與價值選擇相關的事情都是源於宗教。人們無需探究別的東西，因為基督教是我們的歷史的必要而充分的條件。」在放逐宗教和神學的現代大學中，此言論堪稱驚世駭俗。
布魯姆絲毫不掩飾美國正面臨著一場生死攸關的文化戰爭，否定西方的嚴峻挑戰，不是來自於西方之外，而是來自於西方的心臟地帶。美國遭受了太多攻擊、誹謗和污衊，尤其是美國制度的受益者恬不知恥地以「美國的敵人」自我標榜。布魯姆看到，「文化相對主義成功地摧毀了西方的普世主張或知識帝國主義的主張。」他像唐吉訶德一樣挺身應戰：「西方的特色就是它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或價值觀辯護，它需要發現自然，它需要哲學和科學。這是它的文化天命。剝奪了它，西方社會就會崩潰。」他更真誠而堅定地為美國及其代表的價值辯護：「美國這個國家是追求符合自然的美好生活所取得的登峰造極的成就。它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治結構，是因為它運用自然權利的理性原則去塑造一個民族，從而把一己之善與至善統一起來。」
必須去除美國精神中被德國思想玷污的部分
布魯姆認為，美國精神的危機來自於德國思想的腐蝕。有趣的是，他對德國思想的批判，受到兩位德語世界的流亡者——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啟發，似乎唯有親身體驗過納粹恐怖統治的人，方能深深領悟德國思想的癥結。
所謂德國思想，就是從尼采到馬克思，再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施密特（Michael Schmidt-Salomon）的無神論、唯物主義、極權主義。這些有毒的思想滲入美國，讓正統的美國精神——以兩希文明為源頭，再到英國的大憲章、洛克和伯克——發生了嚴重偏差。今天美國的自由派或民主黨人及更危險的社會主義思潮，皆由此衍生而來。列奧・施特勞斯總結說：「一個戰場上被打敗的國家，雖然作為政治形態被消滅了，然而卻通過將其思想之繩套在征服者的身上，從而搶奪了勝利的最輝煌戰果。這在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若華盛頓變成柏林將會怎樣？真是不堪設想。而歷史確實不斷重演——當年，滿族人以武力征服中國，卻被儒家文化腐蝕，兩個半世紀之後，清帝國傾覆，而滿族整個民族幾乎不復存在，誰才是勝利者呢？
布魯姆在書中專門列出「從蘇格拉底的申辯到海德格爾的就職演說」一章，將海德格爾作為蘇格拉底的對立面。就思想的「穿越」而言，海德格爾可被視為殺害蘇格拉底的兇手之一。布魯姆指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大學所發生的一切，已經或正在發生於各個地方。」當初，海德格爾宣稱哲學和大學服務於德國文化，服務於納粹政權，服務於希特勒，大學就接近死亡了。「我認為海德格爾的教誨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思想力量，有目共睹的德國大學的危機就是所有大學的危機。」布魯姆繼續用輕蔑的口吻評述說：「我不想評論其納粹身份現已公開得到確認的海德格爾在納粹時期的表現，我只想說，人們既然更加公開地承認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感興趣的思想家，這證明我們是在玩火。」
當然還有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這名納粹的御用學者在希特勒上台時用其特有的決斷的口吻宣告：「在今天的德國，黑格爾已經死了。」與納粹相似，蘇聯曾斷言，人民在先鋒黨的呵護下成了理性的人民，大學不需要特殊地位——也就是說，它要受黨的控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海德格爾和施密特在當代中國學界也炙手可熱，他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新權威主義的鼓吹及今天習近平的稱帝鬧劇中都扮演了「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的角色。
德國思想已然統治了美國的大學和媒體。德國思想的表現之一就是反宗教的科學主義。啟蒙運動之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一種可能：「暴政不是建立在無知上，而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德國思想侵入美國之後，大學對宗教的曖昧性有一種科學的輕蔑態度——「宗教作為已經被我們超越的歷史的一部分，可以用學術方法進行研究，但是作為信徒就有些愚昧或病態了。」當科學成為新的上帝，舊的上帝就被宣告死亡：「啟蒙運動或馬克思主義的幽靈依然在這片大陸上四處遊蕩；宗教和科學的關係被等同於偏見和真理的關係。」
德國思想的表現之二是相對主義、絕對的相對主義。用布魯姆的話來說就是：「現在有一種關於『善惡』的全新語言，它源於人們企圖『超越善惡』，使我們不再有信心繼續談論善惡。甚至對當前道德狀況痛心疾首的人，也使用反映這種狀況的語言。這種新語言就是價值相對主義。」德國毒素最初的症候，第一是虛無、第二是激進，然後演變成「政治正確」的「多元」與「相對」——把所有價值都抹煞掉，用羅爾斯的話來說，就是不管好的壞的眾生平等——平等是最高價值，平等是正義化身。左派以反對霸權（所謂「西方中心主義」）自居，自己卻成了話語霸權。
德國思想的表現之三是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是「德國對希臘的背叛」，用伯林的話來說就是：「浪漫主義的最基本的要點：承認意志以及這個事實；世上並不存在事物的結構，人能夠隨意塑造事物——事物的存在僅僅是人的塑造活動的結果。」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在評論最肯定美國文化的德國流亡作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時，仍敏銳的指出，湯瑪斯・曼的悲哀在於，他無法切斷自己與德國浪漫主義之間的聯繫，而德國浪漫主義正是納粹思想的源泉。耐人尋味的是，湯瑪斯・曼對此一批評表示了極大的寬容與忍耐，覺得這篇評論「顯示出不同尋常的美麗與智慧」。
大學的危機就是國家的危機
如布魯姆所論，自由的大學只存在於自由民主政體之中，而自由民主政體也只存在於有自由大學的地方。美國的自由民主尚未崩壞，但美國的大學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機，勢必影響美國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延續。所以，大學的危機就是國家的危機。在布魯姆看來，作為一項制度的大學，必須補充民主社會中個人缺乏的東西，必須鼓勵其成員參與它的精神生活。「作為政治自身的最高層次的智能與原則的儲備庫，它必須強烈地意識到它在平等個體之外的重要性。它必須蔑視輿論，因為它本身就包含著獨立自主的源泉——遵循自然、探尋和發現真理。」
布魯姆如此闡釋民主國家中大學的任務：首先，為哲學提供起碼的生存空間。大學必須為不受保護且膽怯的理性提供幫助，它提供一種氣氛，使統治者的意志的道德優勢和自然優勢不至於嚇跑哲學上的懷疑。第二，大學要始終把永恆的問題放在第一位，放在中心位置。大學要成為開放精神的典範。第三，提升人們的精神高度。重新體驗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亞里斯多德和霍布斯等思想家的幫助和引導下，獲得難以擁有的體驗。第四，對於民主社會中的宿命論傾向，應對之策是訴諸古典的英雄主義。傳承古典英雄的精神，以應對民主社會中人們的軟弱，在莎士比亞和邱吉爾之後續寫當代英雄的知識譜系，應是當代大學努力的方向。
但是，今天美國的大學，特別是帶有神光圈的東岸常春藤名校，獲得的捐助越來越多，但它們能擔當得起呵護真理的神聖使命嗎？布魯姆生前沒有看到的情景是：哈佛和耶魯的校長們，熱衷於吸引中國留學生、尤其官僚子弟來就讀。他們頻頻訪問中國，受到中國領導人接見時，宛如被俘的埃及女王叩拜羅馬帝國的皇帝。他們抱有一個天真得近乎愚蠢的想法——如果共產黨政治局常委的孩子們都到哈佛、耶魯留學，當這些畢業生接掌大權之際，就會按照美國模式來改變中國。這種想法跟數百年前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等人一樣，認為只要皇帝皈依了基督教，整個帝國就成了基督教國家。歷史已然證明，這是一場了無痕跡的春夢。
今天美國的大學已成為左派大本營，尤其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所培養的大都是左派憤青。學術自由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保守主義者幾乎無容身之地。美國學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和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指出，一旦教授之間失去政治多元性，學術研究的品質和嚴謹會跟著打折，處理政治議題的領域尤其如此。在川普勝選後，哈佛校園內鬼哭狼嚎，有人甚至痛不欲生，師生們發現他們過去所學無法解釋此一事實。三天後，哈佛的學生報在社論中引用哈佛校訓「Veritas」——拉丁文的「真理」——呼籲校方提供更多政治多元性：「追求真理能強化我們的智性生活，這不僅需要社群裡的每一位成員能自由辯論政治，也需要傾聽不同政治觀點。在校園裡壓抑這類討論，不僅有損學校的政治少數派同學，對我們的教育成長也有害。」
基於同樣理由，布魯姆在本書中不惜耗費接近一半的篇幅來描述這段步入歧途的大學歷史。他認為，在所有機構中，大學是最為依賴於其每個成員內在信仰的一個部門。那些表面上的問題，如管理者的不佳、意志的薄弱、紀律的缺乏、資金不足、對基本功訓練的關注不夠等，不是其關注的重點。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大學的職員們缺乏深刻信仰的緣故。大學的源頭是蘇格拉底的「學園」——千萬不應忘記蘇格拉底不是教授；他是被人處死的；對智慧的愛存活下來，其部分原因是他個人的楷模作用。「這才是真正重要的，為了知道如何捍衛大學，人們必須銘記這一點。」
年輕一代為何要讀「偉大之書」？
有人將布魯姆的《美國精神的封閉》看作是施特勞斯思想的普及之作，是《自然權利與歷史》的最新續篇。這本書出版並受到雷根總統讚揚之後兩年，柏林墻倒下了。受這本書啟發，共和黨眾議院領袖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起草了一份《美利堅契約》，堪稱美國保守主義的集大成之作，如果用布魯姆的話來說，就美國精神的開放的宣言。孤獨求敗的布魯姆迎來了晚到的勝利。
但是，對於艾倫・布魯姆而言，政治的勝利（共和黨的勝選）遠遠不是真正的勝利，真正的勝利是文化和觀念的勝利，而這種勝利的前提是：新一代美國大學生喜歡讀書，特別是「大書」（great books），如蘇格拉底、柏拉圖、洛克、霍布斯的著作，並從閱讀中得到精神樂趣和提升。
然而，年輕一代似乎都不讀「大書」，只讀《哈利波特》和《星際大戰》。就連三十多年前精裝本賣了五十萬冊的《美國精神的封閉》也不讀——我跟一位哈佛大學唸政治學的華裔高材生聊天，他居然不知道施特勞斯、沃格林和布魯姆。正如布魯姆擔憂的那樣，缺乏古典教育的直接後果是，大學生一見到啟蒙思想就要追求，卻分不清精華與糟粕、見識與宣傳。
主宰新一代美國人精神生活的是被當作「文化」本身的「膚淺文化」，其中沒有西方古典文化的蹤跡，只有一些與搖滾、金錢相匹配的膚淺的意識形態。當電影背叛了文學之後，大學生沉溺於電影、不好讀書，既削弱了自己洞察力，也助長了最致命的傾向——以為此時此地就是一切。「大學生要想使自己不至沉溺於卑微不足道的欲望，並發現最嚴肅的東西，他需要使當代生活同高度的嚴肅性保持距離，從只知道眼前生活的電影中是找不到這種距離的。」
布魯姆又舉例說：設想一下，一個年輕人漫步走過巴黎盧浮宮或弗洛倫薩的烏菲奇美術館，他對《聖經》和希臘羅馬的古跡一無所知，對他來說，拉斐爾、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林布蘭是在對牛彈琴。他能看到的只有色彩和形狀——現代美術。布魯姆哀歎說：「失去典籍薰染的大學生變得越來越狹隘和平庸……他們得過且過，超越的渴望日益淡化，他們的心靈像是一面鏡子，反映的只是周圍世界的雜亂無章，而不是世界的真相和生活的原來面貌。他們失去了洞察世界的能力，遲鈍得令人吃驚。」
無獨有偶，另一個布魯姆——耶魯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也高揚「西方正典」的價值。在女性主義、多元化主義、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非洲中心論等各種新潮理論引領風騷之際，哈羅德・布魯姆逆流而立，重申智識與審美標準的不可或缺。艾倫・布魯姆聚焦於政治學和哲學領域的「偉大之書」，哈羅德・布魯姆則整理出文學領域的「西方正典」——他意識到當前流行的大學英語系並不能使人們真正瞭解語言文化，相反，英語系中講授的諸如搖滾樂、狄斯奈樂園、好萊塢等流行文化會使本來應該為語言文化之正宗的莎士比亞、但丁趨向邊緣，最終縮減為類似拉丁語一樣由校園裡頑固的幾個教授組成的陣容。所以，他以莎士比亞為西方經典的中心，並在與莎氏的比照中，考察了從但丁、喬叟、賽凡提斯一直到喬伊絲、卡夫卡、博爾赫斯等二十多位西方一流作家，揭示出文學經典的奧秘所在：經典作品都源于傳統與原創的巧妙融合。
英國文學家和神學家C．S．路易斯（C. S. Lewis）在二戰最激烈的時刻，矚目的不是倫敦上空的納粹飛機，而是戰後將迎來的更嚴峻的屬靈戰爭：如何與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所有反對西方文明核心的思想作鬥爭？如今，美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中國的新極權主義，亦非伊斯蘭的極端主義，而是來自於美國本土、來自於美國精神內部那些敗壞的部分——大學、媒體、好萊塢、華爾街都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艾倫・布魯姆的《美國精神的封閉》就是一張清晰的藥方——若美國精神「回歸正典」，就能從封閉走向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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