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留名野史

2020.02.05  /美篇

野史也承载了很多文化符号和民族记忆。余英时先生回忆童年那段山中岁月，说：认识中国文字的基本规则，野史小说比经史古文帮助更大。

        文臣武将都渴望青史留名，至于留名野史，毕竟胜于“尔曹身与名俱裂”。然而扬名汗青竹简比起留名于说书人的惊堂木，天差地别！

         其实野史也承载了很多文化符号和民族记忆。余英时先生回忆童年到少年那段山中岁月，我读来颇有感触。1937年七七事变，余先生被父亲送回原籍安徽以避战乱。潜山地处皖西万山丛中，他的启蒙教育是《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而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残破的《罗通扫北》，而后搜遍乡间线装小说来读，如《薛仁贵征东》、《荡寇志》、《水滸传》、《封神演义》等等。余先生说，认识中国文字的基本规则，这些野史小说比经史古文帮助更大。

         我成长于完全不同的年代，那时少儿启蒙读物是“刘文学勇斗地主”——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偷生产队的海椒，挺身制止，而后两人搏斗，刘文学被地主用背篼绳勒死。他被追諡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楷模。这个五十年代的故事编写得很稚拙，就算真有其事，由小偷小摸而杀人，当属刑事案件，却变成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斗争，仇恨呈几何级扩大。这个故事已铸锻成正史，迄今刘文学依然是红领巾岁岁祭奠的红色偶像。

        幸而五十年代旧社会“糟粕”尚未荡涤干净，我虽未读过《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但《说岳》、《说唐》等话本小说还看得到。孩提时每次阅读都如海绵吸水，红色肥料与前朝糟粕兼收并蓄。在阅读记忆中，野史比正史更具吸引力。我牢牢记住了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以及后面的英雄座次排名，却无法记住红色英雄谱被革命符咒呼来挥去的众多名字。再往后就是文革焚书，岂止旧小说灰飞烟灭，新中国出版的也不能幸免。

         我如一株野草，在知识荒芜的冻土艰难生长，适逢坚冰迸裂，石头开花，遂于后文革年代闯入文学殿堂。那时如我这辈文坛新锐奉严肃文学為圭臬，及至八十年代中期，金庸武侠小说开始风魔大陆，我依然拒绝阅读，在文学圈谈论武侠好像有失身份似的。那年我带小儿去威海度暑假，偶尔读了《笑傲江湖》，始知那是别有洞天的文学庭院。金庸笔下的人物群像，与我童年记忆之野史演义完美契合，并招展出新的枝叶。

        飞天遁地的豪侠只存在于演义之中，尽管有几个真实存在的武林人物，如黄飞鸿、霍元甲、叶问、李小龙，至今延续着国人的英雄想像。然而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些名字的光环更多来自坊间传说及影视渲染，并不曾循竞技规则去评出武功高低。倒是我本人在初读金庸小说之时，正好认识了真正的天下第一条好汉—— 李焕良。相信没有什么人晓得他，我更觉得不该让这个名字湮没，哪怕是留名野史。

1986年李焕良与我小儿合照

        那是一九八六年夏，我和作家刘心武相约携家小到威海消暑。彼时山东武警总队副参谋长李焕良正带队在海边训练，同一招待所用餐，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山东人豪迈，李焕良健谈，他的人生充满奇姿壮彩。一九六四年全军大比武，各大军区派出一个战斗班比拼军事技能，结果济南军区勇冠三军，李焕良正是这个战斗班夺得个人魁首的战士。按金庸笔下江湖规矩，李焕良堪列武林盟主。又因大比武有违“政治掛帅”，罗瑞卿总长下台，“华山论剑”遂成绝响，李焕良之后再无来者。

        李大侠是胶东人，在国共内战时胶东为兵家必争之地，双方杀戮之重，莫言小说《丰乳肥臀》有怵目惊心的描写。李家为贫雇农，是革命基干力量。于是在国军和还乡团反复清剿下，李焕良伯父叔父被杀……按共产党阶级论，李焕良正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党的儿子，大比武又让军册记下他的名字。

        历史云谲波诡，太尉周勃“左袒”故事重现。1976年一夕变天，四人帮被执，关入秦城监狱。鉴于余震未消，唯恐劫狱和二度政变，亟须最可靠的人出任秦城典狱长。于是高层决策者撇开被谢富治长期把持的公检法系统，直接在军队里调来李焕良。公审四人帮时，囚车多次来回于秦城与正义路公安部礼堂（特别法庭），都由李焕良押解。他是囚车上惟一携有真枪实弹（两把手枪）的人。

退役后的李焕良–图片来自网络

        我结识李参谋长，最感兴趣自是四人帮狱中故事。李焕良早已不是秦城典狱长，但牢记组织纪律，只肯吐露若干无关紧要的花絮。他说，四人帮最死硬的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敢怒敢言敢闹，咆哮公堂。为震慑她的气焰，秦城监狱精选了一个班女兵，身高都在一米七以上。据李焕良说，这批飒爽英姿的女狱警反倒甚得江青喜爱，她写狱中诗都给女警先睹。可惜她们文化不高，不会欣赏，转头就往上报告了。张春桥又与江青大相径庭，他自入狱便沉默是金。上电视受审时他穿的黑布棉袄正反映其性格，原来出庭前狱方要张春桥脱下衣服送去洗熨，暂穿黑棉袄，干净衣服送回来时张春桥拒绝更换。李焕良无计可施，上级指示：随他去吧。这就是黑布棉袄的来历。

        李焕良回忆，被判无期徒刑的王洪文最让人瞧不起，动不动就痛哭流涕，对狱警点头哈腰。某日一只野蜂飞进王洪文牢房，都引致他精神崩溃。即便如此脓包，最年轻的王洪文其实最无望活着走出秦城，他五十六岁就死于肝癌。虽则江青喉癌死于仰药自杀；张春桥死于胰腺癌，但前者七十七，后者八十八，都算得上天年之寿。

         唯一服满二十年刑期出狱的是姚文元。李焕良说姚文元虽唯唯诺诺，言必称服从狱方管教，他无江青、张春桥之死硬，却不似王洪文那样卑微猥琐。李焕良说姚“还是有水平的”，这出自武人之口，大抵中肯。姚文元尽管积极写交代材料，但他深文周纳的本事，同样可用于洗白自己。他咬定只犯过“严重错误”而不涉“反革命罪”，尤其和林彪反党集团“掛不到一起”——我觉得这句最属实。林彪何许人也，怎看得起靠陷构上位的文棍？不管如何，四人帮活着出狱的只有一个。姚文元熬满刑期后又活了十年，2006适逢文革四十週年死于糖尿病。

         武夫李焕良鉴人别具一格。从语气听来，他对江青、张春桥尚存尊重，对姚文元至少没有蔑视。至于王洪文，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坨排泄物。只不过，那四个虽在奸恶之列，却都名垂竹帛。反是颇有传奇色彩的李焕良不入正史，我此文句句属实，却形同野史。即便如此，留名野史也聊胜于无。

         明代文徵明写过一首《满江红》，对宋高宗“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鞭辟入里，指秦檜不过是“笑区区一檜亦何能，逢其欲”。逢君之恶意即迎合诱导君王行恶，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四人帮属长君之恶，他们没有诱导，那些事本来就是主上要做的。冷眼看如今，上有独揽朝纲的圣主，下有阿谀谄媚、既长又逢的佞臣。单说复旦大学词曰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校歌（刘大白作词、丰子愷作曲）被废掉，试想某人逢君之恶，将知识贬为权力的婢女，连自己母校都施以宫刑，还指望他对人民、国家、真理有半点真爱吗？

——原載明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