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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亮、艾芬（右） |
国家监察委公布了对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的调查通报，武汉警方也随之动作，对李医生从训诫到撤销训诫，这一个案算是结束了。
■训诫之是非
去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将这份报告的图片传给了她的同为医生的同学。之后，这份报告在武汉医生圈里传开。
同为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的李文亮看到了相关信息，他把它发布在他自己的微信同学群里，然后又发了他自己的看法。可以推断，这个消息当天在网上多次出现，于是，武汉卫健委连夜开会。李医生半夜被医院领导叫去询问情况。第二天，天亮上班后，他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还是问情况，问消息来源。
当时已是新年元旦之际，警方介入推迟了几天。第五天，1月3日，警方叫李医生去谈话，他被问讯，被训诫，他的罪名，据说是其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违法行为”。
现在人们知道，对当时几位“造谣”医生的训诫，是在1月2日、1月3日。而医院领导严厉批评艾芬医生，是在1月1日。这是元旦当天，比约谈李医生晚了几天，没被警方训诫也算是对这位急诊科主任显得客气，但假日里叫她去斥责一顿，客气也很有限。
有人指出，“新华社、央视报道的‘八位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谣言遭警方依法处理’的消息，发布于元旦当天”，即1月1日，先报导，后训诫，形成“一个不合逻辑的时间链”。这个发现很有意思。
地方“两会”在即，疫情出现，实际非同小可，但它意味着不稳定，这就更要命，因为维稳压倒一切。那么，应对机制启动，先内部谈话，再由警方出面训诫，可能是这一机制的既定程序，而既然警方介入已定，新华社及央视抢先报导，在官方看来也许不算大错。时间链虽然不合一般逻辑，但对官方逻辑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然而，这就表明，警方训诫的过程，武昌中南路派出所是执行者，它是“一盘大棋”的一部分。
国家监委调查组调查了四十多天，查出事情也许不少，但不可能都对社会通报。这个调查组认为，李文亮医生的事件，问题出在中南路派出所，乃因为他们“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至于何为“不当”，如何“不规范”，调查大员们惜墨如金，不屑解释。
所谓“出具训诫书不当”，可以有两种意思。一是，警方讯问不应为训诫，问清情况，批评教育即可，但是，这个工作，医院已经做了，警方介入时走过场即可，其介入本身即带着威慑力。二是训诫本身没错，但出具的训诫书，文字粗暴，面目狰狞，暴露了警方与民众为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本色，这是他们真正的错处。
实际上，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警方的处置没有大的错误，只是具体执行有误而已，但若是直接公布这样的结论，恐怕民意难以接受，所以该通报看上去没有结论，只有“工作建议”。至于医院部分，人们关注的是李医生逝去后仍维持“抢救”的蹊跷，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传言而无实际调查根据，国家监委调查组当然不予理会。
中南路派出所，他们是执行者，“安排民警对李文亮训诫”是工作要求，问题出在执行不当。
该副所长，据说是“适用法律错误，存在执法过错”，但是，指责李医生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未涉及具体“适用法律”，干脆就是把违法的帽子扣到李医生头上，不容分辩，而所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就有些奇怪，应该是李医生行为符合该法某项规定而应予处罚，谈不上李医生“违反”该处罚法之规定。
民警胡某，据说是“执法程序不规范，违规出具训诫书”，似乎是可以训诫但不应出具训诫书，造成李医生手里持有训诫书作为证据，疫情公开后被他公布在网上，造成当局被动。
显然，警方的实际立场与态度，国家监委调查组的实际结论，是一致的，不过，他们表现得像是对民意低了头，承认了错误，立足点仍是在平息争议，维稳第一。
不过，有支持当局的网民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认为“这个处分，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警方并无大错，这个处分是用放大镜找才找出来的。有脑子的人都很清楚。媒体一直鼓吹吹哨人，为的是……煽动和警方对立，制造社会矛盾。李文亮被感染，媒体对其大量采访，让他得不到休息……是媒体害死了李文亮。”
当局认为“警方并无大错”，这确定无疑，舆论中的民意主流站在李医生一边，也同样确定无疑，但是，指责人们“煽动和警方对立，制造社会矛盾”，必须弄清楚。
民众“和警方对立”，早就是现实，这一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忽视或否认这一点，或者是脱离现实社会，或者是别有用心。
民众维护自身的权益，动辄面对警方、军方的敌对、压制，直至镇压。人们为避免冲突，往往高呼“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军队爱人民”，但是，警方和军方往往会做出“爱民”姿态，而一旦接到命令，他们立刻就翻脸，粗暴对民众动武，甚至大开杀戒。
警察和军队，是属于国家机器，而国家，就其本性而言，是凌驾于社会之上。
即使共产党仍然保持着代表工人阶级、代表人民利益之初心，它掌握的国家机器，也不可避免地依其本性而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无可避免，无可否认。
俄国“十月革命”前，列宁集中精力研究了国家学说，深入论述了国家的本质。布尔什维克掌握权力之后，列宁面对社会现实，他明确认为，我们应当用“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这一看法，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其意义，而共产党专政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标榜和突出它的国家的绝对的革命性、合理性，根本否认工人及其他民众会“受自己国家的侵犯”，更不要说，共产党专政蜕变为右翼专政，它的国家与工人及其他民众的对立，已转为阶级对立，成为特殊的“红色社会”之矛盾。
至于媒体，其作用当然非同小可。
李文亮医生在社交媒体上讲了他被训诫的事情，附上了训诫书，于是这一纸训诫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撤销了，它也还在那里，标志着警方敌对民众的大错或罪行。
李医生接受媒体采访，说出他的看法，“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他作为一个公民而说的话，比他先前只是私下提醒朋友注意危险，更高出了许多。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成就了李医生，使他成为真正的英雄。他的确还不是“反体制人物”，只是一个有了些觉醒的共产党员，许许多多的人们正是因此而肯定他、纪念他，因为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他若还能活着将会怎样，人们现在无法知道了。
■仍留在李医生身上的污水
李文亮医生受到训诫，但是在疫情公开后，局势反转，他和其他那些发出疫情警报的医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官方的态度被迫改变，但仍在努力地维持“原判”。
先是最高法院，其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文章称，八位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客观上有一定积极影响。“并非完全捏造”，那就是说，李医生他们确有捏造，只是可以宽容些对待而已。
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了调查通报，调查组负责人接受新华社专访，对有关问题做了说明，其中，就有对李医生“错误”的说明。据称，“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信息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但其所发“信息部分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这体现着保留李医生身上污水的新的努力，也就是警方并无大错的官方根据。
所谓李医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有双重涵义。其一，他没有主观故意，但实际上还是造成或促成了“扰乱公共秩序”的客观现实，只是可以不予追究。这个涵义很牵强，这一推断本身也有牵强之处──调查组或许没有这个意思，但它惜墨如金，就是不说个明白，隐藏着另外的企图，即其二，李医生行为没有不好的主观故意，还有好的社会影响，但不宜表彰，就作手脚，一个完整评价，在专访中切割为两处。
先是说他“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不提他的行为有积极的客观影响，这意味着当局对此毫无认同。然后，在专访的最后不得不承认，李医生转发、发布的信息“被大量转发后引发社会关注，客观上对各方面重视疫情、加强防控起到了推动作用”。前后联系起来，李医生的行为，没有坏的主观故意，又有好的客观影响，根本就是一件好事。然而，在中共官方眼里，不能这样评价，须将这些行为认定为“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但可以不予追究的坏事，于是，“警方并无大错”的结论就可以维持下来了。
所谓李医生所发“信息部分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是强词夺理。李医生的消息来源，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有着显而易见的权威性。她在医生圈里发消息，李医生转发消息，再发布自己的看法，在其朋友圈里发出警告，无任何不妥或不当。
反过来看，倘若要求所发信息“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那么，即使中共官方自己，也达不到其要求。
就训诫而言，以及训诫的背后，看看吧──
武汉警方对李医生等人训诫，他们的说法、提出的罪名，是否“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新华社记者廖君发报导，以及央视播报“新闻”，是否“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国家监委调查组的通报和结论，是否“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由此而再进一步联系起来看──
习近平声称，“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否“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残存的污水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泥潭
习近平这一番雄壮的大话，可以载入自吹自擂之史册，而他的实际行为，的确与李医生等人的遭遇密切相关。保留李医生之“错误”的尾巴，用外媒的话说，就是“切断追责链”，维持习近平当局的光彩形象，避免人们对其错误及罪责的批评。
训诫的故事，关乎两大方面，一是言论自由，一是抵抗疫情。
习近平当局把两者联在了一起，让人们看到，自由的公民权利，与社会实际事务之间，有实实在在的联系。
据报导，美国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杂志近日刊登一份由意大利、中国、美国科学家联合发表的研究，它表明，封锁武汉延缓了疫情跨城市传播，为中国其它地区争取到了大约四天的准备时间。
这是一份最新的研究。此前，钟南山院士曾不止一次地说到，武汉封城若是再晚若干天会如何，或者要是早五天又会如何。
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今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了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二级应急响应。第二天，1月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据他后来说，他当时在会上“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不过，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的所谓“要求”不过是说说而已，此后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即使武汉宣布“封城”的当天，习近平在北京的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只字不提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到1月25日，庚子年大年初一，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之后将近20天或三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习近平1月7日的“要求”只是说说而已。
武汉封城，动作何其大，但赢得的时间很有限，而习近平，这个念念不忘其“一尊”地位之人，他拖延的时间，是以周计算，至少是两周。
然而，现在还要注意的是，拉响了警报之后，习近平当局的另一动作。
1月下旬，美国政府开始派飞机到中国，接回困在武汉的美国公民，即所谓“撤侨”。有评论说，美国此前对中国从无此举，即使面对“六四”镇压、SARS疫情爆发那样的局面，美国也没有撤侨，但这次，美国政府真是心里没底，难以估量中国的实际情况或严重局面，因而下决心撤离自己的被困公民。
但是，中国不是对美国通报了疫情了么？中共声称，从1月初到2月初，他们通报了30次，就是说，基本上每天通报。然而，美国人还是心中无数，这就令人怀疑，中共的通报究竟是何内容。不过，既然已通报美国，其内容在美国人手里──倘若多是些鸡毛蒜皮，缺乏关键信息，到时候美国人端将出来，那将是何后果，中共应该心里有数。
然后，1月底，31日，美国政府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对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
对美国武汉撤侨，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国做法不厚道”，对美国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她说美国“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而对美国禁止14天内到过中国的非公民、非永久居民入境，她指责美国“反应过激”，与世卫组织建议“背道而驰”。
对美国的举动，中共反应强烈，因为美国在国际社会有其示范作用，美国动作了，其它各国可能会跟进。习近平当局唯恐美国举动引起连锁反应，对其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因而一面反复责骂美国，一面拉世卫组织大旗为虎皮，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令其难以下决心对中国采取封锁或脱钩的措施。这一手，近年来中共已经玩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有创意，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而疫情当前之际，这样的动作，就有潜在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的有力影响下，到美国采取行动之际，世界卫生组织（WHO）才在紧急会议后宣布：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再摇摇摆摆一个多月，到疫情在全球形成大面积蔓延的势头，眼前要不可收拾了，才在3月1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演变为一场全球大流行。这个国际机构，居然像中共当局先前那样，就是不肯拉响警报。
目前，疫情形势在中国看似“向好”，而其它各国的局面已极其严峻。
的确，欧美各国应对疫情，有相当的迟缓，但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它们难以果断地下手封锁城镇或地区，保护公民自由权利是重要的考虑之一。而在联邦国家，如美国，各州有自治的权利，联邦及总统不能随便插手干预，也使其行动有所不便。先前遭遇风灾，小布什总统就吃过苦头。中期选举后，许多州为民主党人掌权，他们的理念与川普总统大不相同──决策限制中国，被民主党及媒体大骂，反击中共诬蔑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也被这些自由派不由分说地扣上“种族歧视”大帽子，而它们反过来又责怪川普总统行动迟缓。翻过来调过去，总是它们有理，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
然而，尽管欧美国家应对有迟缓之误，但它们的信息环境却是开放的，其透明度非中国可比。应对迟缓误在举措，则成为宝贵的教训，而在中国，迟缓乃归咎于中共盗版控制意图，实质为与民众为敌，那就是罪责而非失误，两者完全不可比。
更甚者则在于，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深受中共阻挠其抵抗疫情之苦。
回过头来看，武汉封城之际，当天出去了几十万人，后来武汉官员承认，当时从武汉已经出去了几百万人。这之后，中国大陆出现无数的关卡，村庄、城镇之间，城市里的街道、小区之间，以及省份之间，封锁之风大盛，但是，对国际社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却严厉指责外国对中国封锁、指责台湾及香港对大陆封锁，形成鲜明对照。
疫情爆发中的数百万武汉人离开武汉，这一局面实在非同小可，当时就引起人们对疫情国际大规模传播的恐惧，现在，这已成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借助于全球化，得到了巨大好处，而面对严重疫情，它逞一己之私，在内拖延，对外阻挠，使得在全球化国际环境里抵抗疫情，难度加大到难以估量的程度。世界各国，看在眼里，苦在现实，但多数国家顾虑与中国的关系，或者念念不忘政治正确而要维持平衡，只有美国和少数一些人，挺身而出指责中共，而中共看来是觉得尚可对付，不仅不知耻、不反省、不收敛，还张牙舞爪到处伸手打压批评。它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外交部发言人，它的驻各国大使，都负着使命，四处出击，唯恐天下小瞧了他们。
对中国封锁最为无情或最不客气的，当属俄罗斯和朝鲜，而中共对它们没有多少指责，这到底奇妙不奇妙，人们心里知道。此外，台湾也相当坚决，不仅奉行信息透明，而且果断限制口罩出口和人员旅行，后来干脆“锁国”，中共当然不客气，谩骂和压力不断。而现在看，这三个地方，疫情相对较轻。
据说，近日有个段子颇为流行：新冠疫情阻击战，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从训诫故事的角度看，或许是这样：
上半场开打之际，中国的医生们相当敏锐，科研人员相当努力，然而他们在训诫的阴影下难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眼睁睁地看着时光流逝，警报就是不能拉响，结果，中国人打得十分惨烈，十分艰苦，很是吃力。
战事紧张、激烈，蹊跷的是，当对手在上半场之初期就悄悄布局，“下一盘很大的棋”之际，中共却张牙舞爪，拉着世卫组织，竭力阻止各国布局应对。所谓下半场，并非在同一场地，而是场地骤然扩大、延伸，而且，上半场还在打着，下半场就开始了。这时，与上半场开头时局面很是相似，局面转缓的中共却又有了工夫，来对各国幸灾乐祸、指手画脚，这不是更为蹊跷而奇怪么。
李医生在开赛之初就负伤退场，据说还曾涉嫌犯规。到局面转缓时，“犯规”的裁决看似撤销了，但又改头换面以另一形式仍记录在案，那训诫之手，就是不肯放过李医生。
——转自《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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