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

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陶傑:當倫敦紐約大都會自戀人格遇上武肺

3 月 21 日,紐約一個市集上,未有配戴口罩的女士正向戴著口罩的店員付款購物。 圖片來源:路透社

武肺英美大爆發,以國際城市倫敦紐約為輻射點。

大城市人口密集,但倫敦紐約的精英小資產階級人口多、專業人士多、各國移民多。此「三多」特徵,形成「國際都會傲慢人格」(Metropolitan Arrogance)。

這兩大城市時時是無數名電影的背景,「紐約深秋」、「夢斷城西」、「蝙蝠俠」的紐約;或「真的戀愛了」、「摘星奇緣」或占士邦片集的倫敦,都令這兩個國際大城市的人口有一種居住在世界之巔、全球仰望的「生活標準」(Life Standard)、時尚標準、道德標準的感覺。

而小資產階級和精英人口,有人格的自戀,覺得自己的行為通過荷里活電影的文化全球霸權,應該垂範全世界。

正如連北京這種城市,北京人也居然自以為是全國十三億人口、所謂天子腳下高人一等的權力中心,北京人也看不起大陸內地省份的人。這種大城市的傲慢心理,本質上完全一樣。

倫敦和紐約兩大城市的人口比中國北京人的傲慢,更優越一層:這兩個城市,一個大笨鐘象徵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搖籃;另一個的港口,有一座高聳的自由神像。一個世紀以來,都是第三世界所謂被壓迫人民嚮往移民的自由夢鄉。

倫敦和紐約的上班族,在全球化的時代,更加是訊息萬變的金融城市,享受所謂全球化第一層豐厚的紅利。倫敦人和巴黎人,最擁護全球化,他們認為全球化就是人類和平、快樂、富裕的最高目標。

倫敦人和紐約人長期在這種自戀心理中生活,不但享樂主義的成分很高,有一種「唔衰得」的堅持,叫他們留在家中而封城,他們覺得平時示威遊行的權利即刻縮減,「自由」遭到削弱。

同時當武漢肺炎在亞洲地區蔓延,倫敦人總會覺得這是「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的亞洲人的病徵,「我們倫敦人」如果與他們一樣見識,上下班都戴口罩,會顯得「我們倫敦人」也集體恐慌,與「他們香港人」豈不是同一見識?No way。因為香港是一個前殖民地。

即使英國首相緊急呼籲:不要去酒吧、不要跑馬拉松、不要去演唱會,倫敦人,尤其倫敦上班族的年輕人就是不聽。

他們覺得:倫敦人的生活方式,是世界許多其他人嚮往的,我們不必關店,更不必封城。

偏偏英文恐慌(Panic)這個字,又與 Pandemic 這個字同源。17 世紀之前,英國和歐洲經歷過鼠疫,Panic 的定義是公眾對於突發性的恐慌心理、產生的非理性行為。

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超級市場搶購廁紙和口罩,在倫敦紐約為中心的英美成為笑柄,認為這就是亞洲人慣性逃難的 Panic:集體的恐懼、非理性的行為、在貨架上清倉,完全沒有必要。

但這兩大城市的小資產階級人口,信奉所謂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自由主義標榜平等、尤其反種族歧視。

倫敦人和紐約人,以及西方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在這裡有一個盲點:在口頭上,他們不可以將「新冠狀病毒起源自中國」這句話說出來,否則會被旁邊的人標籤為美國總統杜林普的支持者;但是在內心,他們有西方文化優越的傲慢,總是覺得這種肺炎,只在黃種人的地方擴散,而且不會比流行性感冒更嚴重。

正是以倫敦紐約為中心的這種西方小資產階級淺薄的虛偽,令英美這次吃了大虧,今日呼天搶地,與亞洲人一樣貪生怕死,一片恐慌。

當他們嘲笑或以異樣目光看戴著口罩在城市行走的亞洲人,他們忘記了七百年前蒙古人的一場鼠疫,曾向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文明世界撲面而至。而在 Liberalism 的政治意識中,提起「鼠疫是蒙古人帶來歐洲的」此一歷史事實,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將 Black Death 和 Mongol 這兩個字連接在一起;正如將 Chinese 和病毒兩個詞連結,是一種政治不正確的禁忌。

長期以來,這也不正確、那也禁忌,令西方此兩大城市為首的小資產階級人口,對於傳自中國或其他第三世界的病毒瘟疫,完全鬆懈了防備。

他們寧願繼續聚在酒吧,手持啤酒,一面笑罵電視新聞裡的美國總統不應該用 Chinese 這個字與病毒連結,這樣對中國不公平、詛咒他競選失敗;也不願意戴口罩、不願意留在家中、反對倫敦封關。理由不一定是 GDP 受影響,理由只是一個:就是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的大都會大包容生活方式,非常有型。

結果倫敦和紐約,最終也和武漢一樣,變成廢墟。這是「全球化」大偽善的因果報應。

——CUP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