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21 日，紐約一個市集上，未有配戴口罩的女士正向戴著口罩的店員付款購物。 圖片來源：路透社武肺英美大爆發，以國際城市倫敦紐約為輻射點。
大城市人口密集，但倫敦紐約的精英小資產階級人口多、專業人士多、各國移民多。此「三多」特徵，形成「國際都會傲慢人格」（Metropolitan Arrogance）。
這兩大城市時時是無數名電影的背景，「紐約深秋」、「夢斷城西」、「蝙蝠俠」的紐約；或「真的戀愛了」、「摘星奇緣」或占士邦片集的倫敦，都令這兩個國際大城市的人口有一種居住在世界之巔、全球仰望的「生活標準」（Life Standard）、時尚標準、道德標準的感覺。
而小資產階級和精英人口，有人格的自戀，覺得自己的行為通過荷里活電影的文化全球霸權，應該垂範全世界。
正如連北京這種城市，北京人也居然自以為是全國十三億人口、所謂天子腳下高人一等的權力中心，北京人也看不起大陸內地省份的人。這種大城市的傲慢心理，本質上完全一樣。
倫敦和紐約兩大城市的人口比中國北京人的傲慢，更優越一層：這兩個城市，一個大笨鐘象徵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搖籃；另一個的港口，有一座高聳的自由神像。一個世紀以來，都是第三世界所謂被壓迫人民嚮往移民的自由夢鄉。
倫敦和紐約的上班族，在全球化的時代，更加是訊息萬變的金融城市，享受所謂全球化第一層豐厚的紅利。倫敦人和巴黎人，最擁護全球化，他們認為全球化就是人類和平、快樂、富裕的最高目標。
倫敦人和紐約人長期在這種自戀心理中生活，不但享樂主義的成分很高，有一種「唔衰得」的堅持，叫他們留在家中而封城，他們覺得平時示威遊行的權利即刻縮減，「自由」遭到削弱。
同時當武漢肺炎在亞洲地區蔓延，倫敦人總會覺得這是「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的亞洲人的病徵，「我們倫敦人」如果與他們一樣見識，上下班都戴口罩，會顯得「我們倫敦人」也集體恐慌，與「他們香港人」豈不是同一見識？No way。因為香港是一個前殖民地。
即使英國首相緊急呼籲：不要去酒吧、不要跑馬拉松、不要去演唱會，倫敦人，尤其倫敦上班族的年輕人就是不聽。
他們覺得：倫敦人的生活方式，是世界許多其他人嚮往的，我們不必關店，更不必封城。
偏偏英文恐慌（Panic）這個字，又與 Pandemic 這個字同源。17 世紀之前，英國和歐洲經歷過鼠疫，Panic 的定義是公眾對於突發性的恐慌心理、產生的非理性行為。
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超級市場搶購廁紙和口罩，在倫敦紐約為中心的英美成為笑柄，認為這就是亞洲人慣性逃難的 Panic：集體的恐懼、非理性的行為、在貨架上清倉，完全沒有必要。
但這兩大城市的小資產階級人口，信奉所謂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自由主義標榜平等、尤其反種族歧視。
倫敦人和紐約人，以及西方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在這裡有一個盲點：在口頭上，他們不可以將「新冠狀病毒起源自中國」這句話說出來，否則會被旁邊的人標籤為美國總統杜林普的支持者；但是在內心，他們有西方文化優越的傲慢，總是覺得這種肺炎，只在黃種人的地方擴散，而且不會比流行性感冒更嚴重。
正是以倫敦紐約為中心的這種西方小資產階級淺薄的虛偽，令英美這次吃了大虧，今日呼天搶地，與亞洲人一樣貪生怕死，一片恐慌。
當他們嘲笑或以異樣目光看戴著口罩在城市行走的亞洲人，他們忘記了七百年前蒙古人的一場鼠疫，曾向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文明世界撲面而至。而在 Liberalism 的政治意識中，提起「鼠疫是蒙古人帶來歐洲的」此一歷史事實，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將 Black Death 和 Mongol 這兩個字連接在一起；正如將 Chinese 和病毒兩個詞連結，是一種政治不正確的禁忌。
長期以來，這也不正確、那也禁忌，令西方此兩大城市為首的小資產階級人口，對於傳自中國或其他第三世界的病毒瘟疫，完全鬆懈了防備。
他們寧願繼續聚在酒吧，手持啤酒，一面笑罵電視新聞裡的美國總統不應該用 Chinese 這個字與病毒連結，這樣對中國不公平、詛咒他競選失敗；也不願意戴口罩、不願意留在家中、反對倫敦封關。理由不一定是 GDP 受影響，理由只是一個：就是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的大都會大包容生活方式，非常有型。
結果倫敦和紐約，最終也和武漢一樣，變成廢墟。這是「全球化」大偽善的因果報應。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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