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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0日星期一

李怡:民主國家的抗疫表現

《經濟學人》雜誌有一篇文章,講一國領袖的抗疫表現,取決於三個因素:對疫情不確定性的態度,健康照護體系的結構與能力,最重要一點是領導人是否受人民信任。

這次疫情作為新發現的病毒,不確定的因素很多。包括被感染者無症狀卻仍然帶病毒傳播;潛伏期長,有時檢測呈陰性,出現症狀再驗才是陽性,而病者已經進入社區活動多時;傳播迅速和廣泛,一個人可能就感染一大群;此外,還未清楚的是:武漢肺炎是像沙士那樣一次性的,還是季節性即隨氣候變化而消失,抑或是長期性的。所有這些,對所有國家都是新課題。

健康照護體系即醫療體系能否負荷,大量疫情增加會否使醫療系統崩潰,是各國最關注的問題。至於領導人是否受人民信任,對民主國家來說是「最重要的一點」,民主制度下失去人民信任,就意味要下台。但專權體制的國家,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人民服從,而服從則可以通過合法暴力去實現。

武漢肺炎在11月出現首例,中國一直隱瞞疫情拖到1月20日才稱會人傳人,23日武漢封城。而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在1月20日後才出現首例,隨後這一個月在世界大爆發。這時中國宣稱疫情已獲控制。

《經濟學人》認為:中國靠着強制隔離、大規模檢疫與接觸史追蹤進行防疫。這種做法的人力與經濟成本都很高,不過確實成功降低新增感染數。

這時候,關於中國制度優勢、西方國家失控、社會動亂失序、民主制度欠缺效率、執行力太軟、西方國家終於封城是「抄中國作業」等等言論,充斥中國媒體與網頁。

張倫說,現在歐美的疫情確實比較嚴峻,但是並沒有達到中國人認定的那種程度。這些國家的公眾、媒體和反對黨對政府有批評,不過批評政府本來就是這些國家政治文化的一部份,永遠都會有。面對如此巨大的公共衞生危機,一定會有很多批評聲音,更不要說這些國家的應對之策確實有值得檢討之處。但同時要看到,絕大多數的民眾還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帶來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評的物件,但它又是公民授權的合法政府,因此還是要遵守它做出的決定。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與防疫相關之外的甚麼社會緊張。「民眾都知道,這種體制哪怕決策有誤,早晚也會跟台上的政治人物算賬。將來可以讓他們下台,甚至就其失誤以公民身份訴諸法律尋求正義。」至今為止,沒有一個西方領袖因武肺疫情而下台,特朗普飽受批評,但民望反而上升。

民主國家政府處理這類問題時需要因勢利導:儘管知道問題可能嚴峻,但是在疫情還沒有擴散上升,人們還不認可的時候,如果採取一些壓制正常活動的過激政策會引起反彈,反而達不到效果。這次的麻煩在於,武肺病毒一旦傳播起來迅猛異常,而行政運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動等要在幾天、半個月內忽然作出前所未有的改變,適應不易。比如戴口罩,且不講是否緊缺,西方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戴過一次。

訪問者提到意大利疫情嚴重,死亡率高,有人因此說,民主制度確實存在效率問題。張倫回答: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應對這次公共衞生危機,那麼就沒有辦法解釋日本、韓國和台灣為甚麼防疫成功。即使同為民主體制,不同國家也因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人口結構(如是否老化)有不同的應對之策,效果也不一樣。

接下來,他談到中國的「舉國體制」,與不同制度的基本哲學。明天繼續。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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