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任志强发表讨习檄文，据传被中纪委留置。时政评论员邓聿文认为，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是知道人民对其处理疫情危机存有不满，本来就害怕遭发难和问责，这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站出来对中共和习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同时任志强的檄文也是习近平最新危机的一个开始，搅动了红二代这盆浑水。
（德国之声中文网）原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据传被中共北京市纪委留置，任志强上一次出事，是4年前因讽刺央视”央媒姓党”而被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纪处分。虽然也有说任此次只是被北京市纪委约谈，而非留置，但不管哪种处理方式，他看来是”在劫难逃”–至少对其言论生命如此。
原因是以任志强署名的一篇批习文章在华人舆论场流传，该文针对习近平前不久在17万官员的电视电话会议讲话，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批判，揭露中共在新冠肺炎防治的制度之祸，直指习近平利用疫情加强党的统治和个人专权，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堪称”讨习檄文”。而习的是次讲话，被官方宣传机器作为此次抗疫最重要的一篇文献大肆宣扬。正是这样一个反差以及对习毫不留情的尖锐批判，呼应了社会因瞒报、压制言论和封城等应对疫情不力而早已存在的对习的强烈不满情绪，使该文在舆论场产生了巨大共鸣。
任志强的四重身份
任志强有着”任大炮”绰号，这个绰号意味着他是一个直言不讳，快言快语，敢就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放炮”，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任的言论史分两个阶段，早期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地产商，对房价和房地产市场发表与主流不同的看法，有时也涉及其他话题，确立起了他在舆论场的名声；晚年则渐渐脱离为他打上标签的地产商身份，转向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发声，并且也越来越激烈，这些言论为他赢得了舆论尤其是自由派的喝彩，他本人也和自由派学者走得很近。从而也使他面临被官方监控的某种危险。
然而，任志强被大众关注，不仅仅因为的地产商身份和直言无忌，还在于他是红二代的一员，而且与同为红二代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来往密切，是后者的亲密朋友。王被认为在中共这个保守的统治集团中思想相对开明，能力出众。在习近平的前一任期中，他执掌纪委，辅助习拍蝇打虎，为巩固习的权力，助起建立权威立下汗马功劳。而在习执意走个人集权和独裁之路，将邓小平40年改革开放成果基本毁弃的当下，王也被各方尤其自由派看作是那个能够取代习的最合适人选。在中共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且由李克强担纲时，民间舆论就强烈呼吁要王出来领导这场抗疫，因为2003年的Sars疫情正是他临危受命，出任北京市长，才打赢了那场战”疫”。
任与王据说是”铁哥们”，他2016年对”央媒姓党”的讥讽是被当作”反党”来处理的，传言王干预了处理，否则，任的下场比”留党察看”要严重得多。
所以，比起中国的自由派公知，任志强其实有四重身份–作为亿万富豪的地产商、红二代、王岐山的密友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这使他可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要比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大得多，故很可能在习近平看来，一旦任成为自己的对立面，其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和社会影响决非几个书生可比。另一公知、人大教授张鸣就道破这一点。他在任失踪后的微信呼吁中说，任比他们都重要，中国可以没有他们，但不能没有任。这也就决定，任一旦落入险境，后果可能更堪忧。
自由派强烈不满的一次集中爆发
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由于前期瞒报、舆论封锁和仓促封城而造成的灾害，让中国社会早就对中共特别习近平有太多愤怒，自由派借着这种民意，直接发起了对习和中共的挑战。先是许章润发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将矛头对准习，继而许志勇发出《劝退书》，公开吁习下台，再接着，2500多位自由派人士和异议者，借吹哨人李文亮之死，联署签名谴责扼杀言论自由，诸如种种，是近几年社会特别是自由派对习开历史倒车淤积的强烈不满在新冠疫情中的一次集中爆发。
时政评论员邓聿文认为，中国当局和习近平知道人民对其处理疫情危机存有不满
中国当局和习近平是知道人民对他处理疫情危机存有不满的，害怕在政府努力抗疫之际民众向中共发难和问责其本人，制造抗疫”障碍”，尤其害怕自由派知识分子煽动民众起来闹事。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啻雪上加霜，很可能延缓对疫情的防控，进而使民众受到疫情更大威胁，导致他们更怨恨中共，失去对中共耐心，局势很可能因此失控，冲击中共统治。所以无论如何要将群众的不满引导到其他方面，对挑头发难的”二许”等自由派公知严厉打击，这也就有了在17万人会议后，公安部长赵克志奉命重申确保政治安全是全国公安在抗疫中的首要任务之举。
在这个背景下看任志强的讨习檄文，对习近平来说，他会认为任此时跳出来，这不简单是他个人的自选动作，背后一定存在党内的一个反习势力，利用社会不满情绪，和自由派甚至海外的反习力量遥相呼应，借前期政府的抗疫失误制造事端，公开向习挑战。
确实，舆论对任志强反习檄文的重视，一个重要因素，乃看重任的红二代身份及他和王岐山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社会和习的思维是高度一致的。故不论此文是否出自任之手，他被双方认定是该文的作者。
从这个思维逻辑出发，如果任文背后存在一个党内反习势力，那么以任和王的关系，此反习势力被指向王，即认为王是这个反习势力的总后台，任被王充当反习工具。
习王虽然在中共的反腐败中构成利益共同体，但所谓”功高震主”，王的能力以及外界特别是自由派一直存在的让王取代习的幻觉，让习不得不格外防备王。何况自古君王多猜忌，对有权力的能臣更难放心使用。习也要时刻防备王有不二之心，时不时对王进行敲打，海航就是习捏住王的一个把柄。在这种新时代的君臣关系下，王势必如履薄冰，二人心生间隙且愈走愈远是一定的。但习王也不会公共决裂，还会维持表面的联盟关系，否则，对双方都是输家。
以此来看，自任志强4年前出事后，王必不敢和任有过多接触，以免给习落下口实，任也不会主动给王惹麻烦，甚至二人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也有可能，毕竟他们现在地位悬殊，王的使命是要维护中共根基不倒，任则跳出既得利益阶层，向公共知识分子转身。因此，任写作此文，不太可能去征询王的意见，更不会在王的授意下写该文，一旦王和这篇文章发生联系，那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
但对社会的自由派特别是反习势力而言，该文是否为任所写已不重要，他们就是要让习看到该文联想到王，以加重他们二人的芥蒂，离间和分化统治集团。
任志强言论生命结束
北京市纪委留置或约谈任，除了着眼于文章本身的问题外，目的也是要深挖任背后的小圈子，看有没有反习的计划、部署和行动之类，哪怕蛛丝马迹也好。
故而任志强的未来日子不会好过，即使他得以平安回家，在公共空间的言论生命是结束了。而一旦受到严酷处理，比如最后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或者长时间留置，在红二代群体内会产生极大的震动效应。红二代内部已经分裂成三种成分：拥习拥共，反习但不公开表现出，以及像任一样打出反习旗号。后者在红二代中还属于少数个人的行为，但假如任志强受到的惩罚过重，不排除有反习的红二代也”揭竿而起”，即使红二代中没有人有此胆量，它也会加剧红二代内部对习已有的不满和离心离德倾向。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习近平的政治根基是他的之江新军和福建、浙江旧部以及少量同学，红二代不是他的倚重对象，这使得后者对他颇有意见，但习也不想排斥红二代，因为他深知，中共政权还有赖红二代的支持，关键时候还得靠他们，原因在于，红二代与政权是共存亡关系，他们不可能抛弃中共政权，但官僚群体不一样。所以习的反腐，基本未动红二代奶酪。他也担忧红二代对他的不满会越来越大。任志强讨习檄文就是习近平最新危机的一个开始，它搅动了红二代这盆浑水。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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