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士林
中共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尊鉴：
庚子疫情，凶猛险恶，国难当头，世界震动。就目前各方渠道披露的可靠信息，已经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由于跨年之际特别是一月上中旬疫情防治最重要的黄金窗口期被人为错过，导致疫情凶猛扩散。这个失误代价巨大，教训无比沉痛，损失无可估量。
习总书记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次大考第一张试卷，只能打零分。大错铸成，找出人为错过黄金窗口期的原因，汲取疫情扩散的教训，以为防控疫情的前车之鉴，是当务之急，对于中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愚以为，之所以人为错过防控黄金窗口期，铸成疫情凶猛蔓延的大错，原因有五。
1 体制极端维稳的惯性。
长期以来，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扭曲了很多社会问题的处理。在这种极端维稳思维的审视中，凡是负面事件包括天灾人祸均威胁稳定，均不利于稳定的形象，以致形成了一种惯性，对各类负面事件能低调处理一定低调处理。而所谓维稳，着眼点是政权的安全，而非民众的福祉。迄今为止，内外权威渠道都已经和正在不断地证实，今次疫情，决策者一开始就知情，唯有百姓不知情，但遭殃的只有百姓。
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疫情初起，决策者刻意向公众隐瞒疫情的深层心理是：政权的安全和百姓的安全，把政权的安全放在首位；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把政权的稳定放在首位；政权的尊荣和公民的权益，把政权的尊荣放在首位。因此各级官吏共同刻意隐瞒疫情，不惜置民众身家性命于不顾，不惜隐瞒真相导致疫情扩散激起社会的不安和动荡。这就是所谓的“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疫情初期决策者心存侥幸，未能迅速动员全社会及早采取切实有力的防控措施，一再错过防控黄金窗口期，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和这种以政权为本位或者“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的极端的扭曲的维稳思维有直接联系。
2 体制报喜不报忧的习性。
由于体制的鼓励，报喜不报忧，成了由来已久的习性。下面向上面报喜不报忧讨领导欢喜捞取政治资本，上面向公众报喜不报忧塑造一贯正确的政治形象。特别是面临春节这一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维护岁月静好、盛世祥和、万民同乐的景象成为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因此尽管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发布了二级应急响应，已引起公众警觉，但在防控疫情最关键的决策时刻，1月7日的顶层会议上，决策者虽要求注意防范，仍指示不能影响节日气氛。这不能不麻痹公众对疫情危害的警觉。
1月23日武汉疫情凶猛已经封城，同一天总书记的春节团拜讲话竟然对疫情只字不提。总书记这样做可能是希望公众过年轻松些，有个好心情，闹心的事就不提了，但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客观上显然不利于公众对疫情的警惕和防控。
3 体制唯上唯权的僵硬机械性。
惟上惟权是体制的痼疾，近些年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惟上惟权必然造成社会治理体系的僵硬机械无能，各级官吏眼睛只盯着上面，一切围绕着权力意志运作，面对汹汹疫情，缺乏主动性灵活性针对性担当性，必然贻误宝贵时机、造成无穷后患。湖北武汉两级党政负责人在已经清楚了解疫情凶险的情况下，仍在欺瞒公众，误导舆论，打压专业人士对真相的披露，一味等待和依靠上级指示，丝毫不讲变通，未能主动紧急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酿成国难。
4 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
由于体制结构的制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有垂直掌控，没有横向联结的社会，是一个有经无纬的社会。有经无纬的社会，意味着公民社会自治互助功能的丧失。面临汹汹疫情，只能依靠垂直的党政官僚系统。低效粗放，事倍功半。今次疫情，处于垂直系统最底端的社区往往是十几个人管理上万人，不堪重负、疲于奔命，不但没有处理好疫情产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反而形成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因此有社区干部悲叹：“前段时间北京发生了杀医，我们这儿恐怕要发生杀害社区党委书记”。
垂直系统大权独揽、资源独占，是官本位腐败的温床。今次疫情，作为垂直权力系统之一翼的中国红十字会是社会捐助救援物质的唯一合法分配单位，在如此凶险疫情中，居然仍在救灾物质分配上失职渎职，是可忍孰不可忍？红十字会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在于它是垂直权力之一环，拥有不可代替的独占性和垄断性，其他效率更高、信誉更好的民间慈善组织则受到百般刁难。
由于公民社会未能形成，一方面，种种民间自治互助机构无合法地位，不能顺畅发挥作用，民间自治自救的空间被挤压殆尽，社会失去弹性互动的功能。另方面，政府高层官僚作风依旧，基层只能疲于奔命、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临时组织的“红袖箍”则无法无天，动则大打出手，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如此焉能不导致疫情蔓延，人间惨剧外加人道灾难？
5 信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
我们处于信息时代，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是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条件。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及时解决，尤其需要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正如有关专家指出，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快速反应至关重要。有关疫情的信息应该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遏制病毒的宝贵时间。利用空前发达的网络渠道第一时间披露真相、迅速及时全方位地沟通信息，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及时把握疫情，从而切实有效地防控疫情，是信息时代的巨大优势。
但是由于体制性的原因，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要求，我们往往不能发挥信息时代的优势，反而中招信息社会的弊端。因为体制更重视信息作为政治掌控的技术手段，而百般防范信息作为交往沟通的资讯工具。前者远远强于后者，后者必须服从前者。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
由于对信息严厉的不合情理的管控，一些专业人士第一时间披露的有关疫情的宝贵信息居然遭到封锁，披露者被以“造谣传谣信谣者”遭到公安训诫，并在央视这样的媒体上公开曝光。以李文亮为代表的八位医生的遭遇是突出的案例。信息不透明不通畅，披露真相的舆论功能遭到打压，深层原因是对言论自由的忌讳。
不能不遗憾地指出，长期以来，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形存实亡，体制对公众言论处处设防，轻辄封网销号，重则专政手段，导致信息沟通和舆论监督功能的窒息。信息封锁舆论钳制言论自由的剥夺一方面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另方面则麻痹和误导了公众对疫情的及时客观认知，对公众交流信息防控疫情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做法遇到今次重大疫情，必然贻误宝贵时机，导致疫情凶猛扩散。
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由于上述五个体制性原因，我们人为地错过了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
不能不冒昧地指出，发生这样一种全局性的体制性的危机，湖北省武汉市领导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首要责任在习近平总书记。人为决策失误和体制根本弊端导致本来可以遏制于萌芽中的疫情凶猛扩散，酿成国难，祸及世界。
可以说，疫情蔓延的危害有多大，决策失误的错误就有多大，体制弊端的危害就有多大。人为因素加体制弊端导致疫情凶猛扩散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可说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我们不能再文过饰非，不能再轻言胜利，不能再丧事当成喜事办，不能再把灾难变脸为政绩。多少生离死别？多少人间惨剧？尸首丛中抒豪情，白骨堆上唱赞歌，于心何忍？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止损再止损。
习总书记总结防控疫情的教训时指出要“补短板，堵漏洞”，那么什么是我们的短板？什么是我们的漏洞？上述导致疫情凶猛扩散的五个体制性原因在在表明，最短的短板就是制度的短板，最大的漏洞就是体制的漏洞。“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如果能够“曲突徙薪”，就不会有“焦头烂额”。在举国上下亡羊补牢，为防控疫情蔓延“焦头烂额”时，不应忘记那些建议“曲突徙薪”者，就是那些体制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敢于指出体制弊端的批评人士。
如果执政者真正做到“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很多灾难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能及时消除，不致酿成大祸；很多天灾就不会酿成人祸，酿成了也能及早遏止。针对今次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习总书记提出了十四个体系建设（我看了之后未免惊呼。按理说，这十四个体系至少在2003年非典后就应该开始建设啊！怎么直到今天又一次国难当头才来建设呢）。 十四个体系建设需要一个前提性的政治体系建设，那就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诉求，建设权利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责任政府，建设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公民各项政治权利。这应该是今次疫情给我们的最大警策。
因此不才紧急呼吁，以今次防控疫情为契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诉求，建设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责任政府，建设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公民各项政治权利。
以上妥否？望示！
此致 敬礼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前中央委员、文化艺术专委会副主任） 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赵士林
2020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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