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全世界都希望中国“锁国”，因为瘟疫，这不是第一次；三十年前“六四”屠杀后，怕中共垮了人口漫溢出来，称为“黄祸”，当时邓小平就威胁说，中国会有上亿人流亡出来。无意间发现一篇旧文，竟是1991年写的，题目叫《关于大陆的崩溃》，就谈这个话题。从屠杀，到盛世，再到瘟疫，莫名其妙，关于中国，是没有逻辑的。】
最近与朋友们在一起议论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出路，常常感到大陆是一个令人黯然的未知数。无论预言家还是星相师都很少再对它作乐观的预测。那种封闭性的庞大，古老式的倒错，真叫你有一种无力感。每每谈起未来的变局，又都总有“呼喇喇大厦将倾”的担忧。海外流亡者和北京的当政者，仿佛有同一种恐惧，恰如《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所说的，唯有一个看法是强硬的中共领导人和持不同政见者都能同意的，即老人死后中国将会出现动乱。这种看法可能白宫也深以为然。于是布希总统很有些惹不起邓小平的味道，对方励之和柴玲便总是躲躲闪闪的。他好象很为老朋友身后的中国考虑。一个动乱的中国对谁都不利—这就成为这个世界宁愿维持北京当局的一个最说得过去的理由。
邓小平不大会象伊斯兰的那些强人那样穷兵暮武地向西方叫阵。但他不紧不慢却掷地有声地撂出的一句话就叫西方和环太平洋地区胆寒：如果中国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以上中国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这是香港《文汇报》援引的邓的原话。不知道为什么偏要给印尼分配一个亿，而对香港似乎很留情，但五十万已经足够让这弹丸之地从天堂跌进地狱了。老邓又仿佛对台湾未置一词。四周都是温柔富贵乡，那个聚集着贫困和破坏力的大陆稍一喷涌，便会使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糜烂。有过“六四”那一幕，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了。所以，事情竟变成如此荒诞：北京的镇压者们责无旁代地成为远东局势安定的捍卫者。华盛顿、东京、台北都松了一口气。
越南船民之灾和大陆客对香港台湾的困扰，已经使那里的人们有了某种黄种人对“黄祸”的恐惧。今天的台湾政府和港英政府，也要赶紧用立法来排拒大陆客，颇有些象18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高加索人种”对“蒙古人种”的厌恶。近来美国也不断查获运送中国偷渡者的所谓人蛇集团。这些都会使人相信，没有比让北京来制止中国人口外溢更可行的办法了。不指望它还能指望谁？谁也无法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这好象是一个绝食学生在广场上对胡启立讲过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如今我们才醒过梦来，原来我们搞民主先得把这十几亿人口安排停当，否则搞炸了锅，搅得四邻不安，外面的人会觉得还不如让中国呆在专制里省点事。
怕中国乱了营不好收拾的情形，本世纪初就出现过。当时八国联军借“拳乱”攻进北京，西太后逃到西安。列强们对中国的处置有三种方案的争论：瓜分、改朝换代、维持满清。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两篇文章，语出惊人。他说，瓜分会召致中国人的强列反抗，那样一来，骚动和不稳定就会贯穿世世代代，这样做划得来吗？至于建立一个新王朝——却没有一个可以被全中国接受的有名望的人，这也将把中国推入多年的无政府状态。赫德写道：“剩下来的就是第三种办法—把现存的王朝作为一个正在活动着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并且，一句话，竭力利用它。当前这个王朝还远未衰老，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对它加以承认将会是所有国家都同意的最容易的解决办法，而给它以支持将比任何其他行动都更迅速，更有效的恢复普遍的安宁。”赫德不愧是中国通。我们发现，到了本世纪末，基辛格和尼克松也确乎得了他的真传。当然，赫德那时的西方人，还根本不认为中国人有能力建立民主制度。上面提到的1876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排华风潮中，一个叫德梅隆的律师向美国国会调查组作证时说，人种学家如诺特、格利登和莫顿博士都已指出：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85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这位美国律师把中国人的标准脑容量定为82立方英寸，自然是属于不可能搞民主的劣等民族。英裔美国人的脑容量最高，为92立方英寸。有趣的是，那时美国人拒绝中国人移民的理由之一，正和今天中共不准大学生搞民主的理由如出一辙：中国人没有搞民主的能力。所以，不仅西方压根没料到这场八九民运，而且它既然能被邓小平镇压下去，便说明中国人还是没本事没福气享受民主。
大伙儿都怕邓小平。甚至大伙儿都盼他活得长点儿。没了他，这十二亿中国人谁来照料呀？谁管得起十二亿张嘴呀？美国人不忍心拿最惠国待遇去难为邓大人，也是为了这十二亿张嘴呀。邓小平如果不肯养活他们，就得全世界来养活，赫德爵士不是早说了嘛：这划得来吗?
一个世纪快过完了，那82立方英寸的脑容量在共产主义底下自然不会增大，倒是人口繁殖得比谁都快。这对专制主义倒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它不象阿拉伯的石油，谁都眼馋，要来跟你争，会打世界大战。你拥有的东西谁都怕沾，谁都会让着你，求你别把它泼出来。上帝保佑你!
可是，邓小平死了怎么办，就象西太后也会死的一样。这一点赫德爵士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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