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0年第23期，作者李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古老的城门楼、牌楼、城墙灰飞烟灭，让位给一片“新天地”。在“推倒封建残余”的热烈口号中，始终有一个反抗的声音试图阻挡浩荡的历史潮流，这声音来自梁思成，梁启超的长子，中国建筑学一代宗师。梁思成不是“拆墙派”评价的老古董，他倾注毕生所学，心中早已建了一座理想城池——“大北京”：拥有三个各具功能、相辅相成的中心城区。最终，首都城市规划“一边倒”地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拆旧城原地建新城，并按照领导人的设想，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城墙倾毁，思成心碎。梁思成有一句名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说，“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悲伤的预言不幸全部实现。北京重蹈莫斯科覆辙，交通和污染成为最令市民头痛的问题。
他不但没能保住古城，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抑郁而终，带着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和无法解开的困惑。梁思成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他的降生给四处流亡的梁启超带来了莫大欣慰。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梁启超每天饭后都会一边喝酒一边给孩子们讲历史故事，督促他们读古代经典。后来人们常常讲起梁思成幼年的一件趣事，说他七八岁时就知道“表达政见”了。原来，他不喜欢父亲的老师康有为，因为他总是来家里与父亲激烈地大声辩论，梁思成天真地认定康有为对父亲不好。梁家的孩子从小跟一位日本海军退役军官学游泳，水性极好。有一次两家人在海边游泳，梁思成趁康有为下海后就偷偷潜泳到他下面揪他的胡子。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考上清华预科，读书期间在体育、绘画、音乐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在全校运动会上，他曾获跳高第一名；在音乐和美术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他擅长钢琴、小提琴，还是学校管弦乐队的队长并当第一小号手。他还十分关心政治，“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等社团中坚分子。一次，他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参议员曾彝进当众道歉，在军队护送下凯旋回校。同学们叫他“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23年是梁思成在清华读书的最后一年，5月7日这天，梁思成骑着大姐赠送给他的摩托车，后座带着弟弟梁思永，从北京城西驶向南边追赶游行示威队伍。8年前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从德国手中接管山东，这一天是“国耻日”。车骑到南长街口，被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的轿车撞倒，金永炎竟然连车都没下，从窗口扔出自己的名片给前来的警察处理后事，然后便驾车扬长而去。思永受了轻伤，思成脊椎受伤，左腿骨折，手术几次后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公分。军阀金永炎嚣张惯了，但他的名气比起梁启超来差得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出面道歉并承担全部医疗费，还拿司机做替死鬼，最后连总统黎元洪也出面替他求情，梁家才罢休。这次车祸间接促进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感情。梁林两家是世交，1920年，在两家长辈的安排下，19岁的梁思成初识16岁的林徽因，一见倾心。在医院养伤期间，林徽因常去看望梁思成，坐在床边给他拧手巾擦汗，两人感情日渐亲密。由于身体受伤，梁思成从小立志“做一个军人”来救国的理想破灭，遂决心学习欧美建筑学的知识，应用于祖国。他学建筑的想法源自林徽因，这个美丽的女孩子跟父亲林长民从英国回来，见多识广，她对梁思成谈起以后想学建筑，梁思成回忆说：“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集艺术和工程于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这个专业。”1924年，年轻的恋人结伴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梁思成是能工巧匠，去美前，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林徽因。在宾大求学期间，他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古代建筑文物都妥善保护，有专门机构长期研究，而仅有的几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的，深感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立志要写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1925年，梁启超专门寄给梁思成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善本《营造法式》，这本刊行于公元1103年的书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中代古代建筑专著，编撰者是北宋建筑家李诫。梁启超在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梁思成下决心把中国建筑史研究透。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的选择正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前辈。后来，儿子于1932年出生时，取名“从诫”，意思是“跟随李诫”，做一个优秀的建筑学家。二人赴欧洲考察半年后回国。梁思成先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1931年，他到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月薪四百银元。当时的四百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到野外寻访古建筑，并不是一件轻松浪漫的事，时常遇到崎岖艰险的山路。梁思成腿有残疾，脊椎也因车祸留下后遗症，要常年穿着一个铁架子打成的马甲支撑，炎热季节非常痛苦。1932至1940年间，梁思成足迹遍布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河南、江苏、陕西，以及京内京郊，到过200多个县，调查古建筑2700余处。梁林夫妇都是世家子弟，出身优越，此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城市，野外和农村环境的恶劣是超出他们想像的。回忆起1936年考察洛阳龙门石窟的情景，梁思成写到："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砂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他们取得许多开创性的发现。比如，根据民间歌谣和文献记载，他们找到了山西应县木塔，勘测证实这确实是一座辽代木塔，后来确认为我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1933年梁思成终于亲眼看到应县木塔，“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虽然腿部和脊椎都有残疾，凭着学生时代练就的臂力，他握着塔上凛冽刺骨的铁索，竟然两腿悬空着一直攀到塔尖。这座九百多年的木塔年久失修，同伴在塔下看着他攀爬的身影都禁不住双腿瑟瑟发抖。为勘测应县木塔，梁思成险些遭雷击丧命。他回忆说：“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60多米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野外考察并不都有收获，梁思成1932年的一次外出差点失去爱妻。那年6月，梁思成刚刚从河北宝坻调查古建筑回来，当时林徽因怀着长子丛诫没有同去。梁思成一进家门，就看见妻子哭丧着脸告诉他，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两个人——梁思成和“老金”。“老金”是金岳霖，他是徐志摩的同学，与林徽因在英国就认识，当年徐志摩热烈追求林徽因并为她离婚，金岳霖还是见证人。金岳霖是梁家的邻居和密友，他还题了一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金岳霖也爱上了林徽因，对她十分照顾和呵护。梁思成听到这个消息，极度悲伤震惊，但他没有发怒，而是冷静下来思考了整整一夜，反复问自己，林徽因到底跟谁在一起生活更幸福？第二天，梁思成很早就起了床，他对林徽因说，老金有哲学家的头脑，自己不如他，林徽因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老金，他愿意祝他们永远幸福。话一出口，梁思成就哭了，林徽因也哭了。她把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深受感动，说：“看来思成是很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愿意退出。”从此三人毫无戒蒂，终身为友，梁林偶尔吵架，总是金岳霖出来调停。他与梁家做了一辈子邻居，终身未娶，直到八十多岁去世仍孑然一身，堪称痴恋传奇。世人只知梁林婚姻天作之合，却不知梁思成的辛苦经营。林徽因个性鲜明，心直口快，两人婚前在美国留学时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合，好在梁思成的性格刚好与她互补，能以充分的耐心包容她。据说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二三十分钟。才貌双全、活泼开朗的林徽因，是学者文人众星捧月的对象，他们夫妻二人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4号院的家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所在地，号称“太太客厅”，那里曾云集了一批中国知识文化界精英，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胡适、沈从文、箫乾等经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谈天下事。梁思成也很善言谈，但他“更知道应该什么时候闭口”，当他的爱妻坐在满室鸿儒中高谈阔论的时候，他总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她。两人一起在野外考察的岁月里，林徽因有时会为路途艰辛而烦躁，据同行的美国学者费慰梅回忆：“林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而梁思成一路上永远是乐天幽默的，不管多疲惫多艰难，一到饭桌上，“这个平时沉静的男子妙语连珠，一顿饭吃下来总是让大家欢声笑语不断。”梁思成宽和的性格、良好的修养和深沉的爱，成就了他和林徽因这段美满姻缘的佳话。1937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两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一天，梁思成突然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注意他了，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第二天，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它所有东西不管贵重与否都来不及处理，只好扔下，开始了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他们在湖南、云南、四川几经迁徒。在长沙，他们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所幸那天全家外出，躲过一难。梁从诫回忆，童年仅有的记忆是跟母亲在炸毁的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父亲给他做的积木。1939年冬天，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市郊的龙头村，梁思成在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可惜他们只住了半年就因战火逼近而搬离。1940年冬他们与中国营造社迁往四川李庄，这是一个非常偏僻贫困的小镇，不通电，不通车，全镇没有一家医院。林徽因此前已经得了肺结核，一到李庄就发作病倒了，梁思成只好自己给林徽因打针，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他还学习蒸馒头、煮饭、腌咸菜、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没钱可用时，梁思成就到宜宾去当卖衣物，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换回的不过是两条草鱼。他提着草鱼回来，对病中的林徽因开玩笑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女儿梁再冰回忆，尽管贫病交加，父母并不悲观，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梁从诫回忆父亲：“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听音乐，画佛像。”当时梁思成的脊椎病已经非常严重，画图时要在桌上放一个小花瓶支撑着下颌，以减轻脊椎压力。晚上根本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椅上。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及另外两位青年学者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梁林夫妇与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是非常好的朋友，费氏夫妇的中文名字都是梁思成给取的。他们几次写信劝梁思成去美国，那里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优厚的工作报酬。梁复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他；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在李庄，幼年的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这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因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1946年7月，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北平，梁思成夫妇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1947年底，第二次赴美讲学、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他们认为国共逐鹿中原，而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抗战时期梁思成选择留在后方，1949年，他选择留在北平。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一方面，梁思成热爱古建筑，他说过，别人的宝贝在家里，我的宝贝在全国各地。他当然要留在大陆，尤其是要守在古建筑宝库北平。另一方面，1948年的一次经历深深打动了梁思成，使他对共产党抱有极大好感。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兵临城下。一天晚上，他们的老朋友、民主人士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解放军代表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方，并表示：“请您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不能小看这一次到访给梁思成带来的震撼。十几年来，他每发现一座有价值的古建，就会向当地政府提出书面报告希望给予保护，都石沉大海，如今共产党的军队却自己找上门来，请教如何保护古建筑。这些经历和感受促使梁思成夫妇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留下，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其实，古建筑在他眼里，永远是有生命的物体，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把地球上的文化遗产都看作是全人类的瑰宝。就在二战后期，他力劝美军不要轰炸日本的古城京都、奈良，从而保住了这两处历史文化名城。日本人将梁思成称作“日本古都的恩人”。梁思成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充满了向往。梁从诫回忆道：“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使这个城市能够按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来加以总体规划、总体建设。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苏联城市规划专家也在邀请之列，在城楼上提出应开始对北京城进行改造，周恩来也在城楼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梁思成隐隐感到了这个城市即将发生的变化，他立即和英国归来的年轻建筑师陈占祥一起做了一个城市规划方案，即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设三个城区各司其职：旧城保存为文化中心，浑然天成的博物馆；西郊另建行政中心，树立新中国形象；其南侧建商务中心，展现现代都市风采。梁思成在晚年回忆道：“当我听说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梁思成坚决反对苏联专家改造旧城建新城的建议，“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50年后的事实证明，梁思成的判断惊人的准确。但在当时，他的方案受到严厉批判，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设计新行政中心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在旧城建行政中心，拆除“碍事”的城墙就几乎成为必然。为了保护城墙，梁思成不断上书，向领导人请求，与“拆墙派”辩论。“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梁思成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下“环城立体公园”的方案，饱含感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力主拆城墙，性情温和的梁思成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时，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与周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动感情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最高领导人给梁思成的表现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批判接踵而至，但对于梁思成来说，最大的打击是林徽因的去世。林徽因为保护古城用尽自己生命的最后精力。1954年，她已经病的很重，拖着颤巍巍的身子去找彭真辩论。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在昏迷中离开人世，梁思成握着她的手放声痛哭，喃喃自语：“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单位开始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同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1957年，实在看不下去眼的梁思成，在3月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议上发言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留下来唯一明朝楠木建筑物。1934年，袁良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后果可想而知，东直门城楼没有保住，梁思成在紧接着的反右、思想改造运动中违心做检查，他写了很有名的一篇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称自己“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他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刚正的梁思成本不是容易自毁的人，但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下，一个书生有什么更好的选择？1966年，梁思成被“文革”风暴打倒。一张大字报给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画了一幅漫画——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书他的那句赞叹：“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他被勒令一遍遍交待自己的“罪行”。年过六旬的梁思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出门就必须在脖子上挂上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名字上还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工作停了，工资停发，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的小平房中生活，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在无数次抄家中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冒险把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终这批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保存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已被剥夺看《参考消息》资格的梁思成夫妇听朋友说，《参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叛逃”美国的消息，梁思成睁大眼睛说：“这消息可靠吗？”林洙随口问了一句：“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到国外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梁思成是听父亲讲南宋忠臣陆秀夫跳海殉国的故事长大的，他说过，“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1971年底，与他一起提出“梁陈方案”的陈占祥去医院看望病重的梁思成，梁思成给陈留下最后的话：“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信念。”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质上的贫困，使梁思成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终年71岁。22年后的1994年，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出版了梁林夫妇的传记：《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著名汉学家史景迁为此书作序，他写到：“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非常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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