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封城、民怨及其他
当武汉肺炎荼毒神州大地、当北京出现首个死亡案例、当香港讨论是否封城、当美德日等国从武汉鱼贯接出他们的公民、当全世界谈武汉色变之际，习近平政府封了偌大一个武汉城，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讲了几次话，表示自己一直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豪言中国一定会战胜这场瘟疫。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李克强和王沪宁均为政治局常委，其馀七名成员全部都是副国级官员，政治级别不可谓不高。李克强在当了8年总理之后，终于戴上了一顶领导小组组长的桂冠。有好事者问，已经身兼近20个小组长的习近平为何此次舍得让出这顶桂冠？答案自然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比这些答案更能见真章的恐怕是习近平关于武汉肺炎的几次讲话。自从上周一（20日）习近平首次谈武汉肺炎之后，他在成立疫情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和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时，屡次谈到武汉肺炎。其中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点：一是抗疫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加强舆论引导，三是强调党对抗疫的绝对领导。这几点虽说是老生常谈，却足见习近平当局处理武汉疫情的思路。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我可以断定，习近平成立的中央抗疫领导小组是个政治挂帅小组。其成员中没有一个是懂抗疫的技术官僚，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官僚，甚至是清一色的习近平亲信。这样的成员构成，与其说是抗疫，不如说是在执行一种政治使命，即借助政治和宣传机器，删除不利于维稳、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淡化危机的严重程度，防止有人把疫情当作攻击中国的机会。
问题是，这样一个政治挂帅小组能够有效地管理、控制、协调武汉和全国的抗疫行动吗？国人中有不少迷信党国效率，他们认为，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一旦动员起来，力量比外界想像强大得多。这种体制对付传染病最有办法，说隔离就隔离，说封城就封城，效率极高，民主体制没法比。对此，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感概。譬如，经常批评中国问题的BBC评论说，国际社会现在共同默认的是，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封城，BBC甚至赞赏说，「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
只是世人的安全是由被封在城里的1100万武汉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1100万武汉人的被围困是不由分说的，是事先不知情的，是没有选择的。封城意味著留在城里的每一个健康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BBC说，这种做法「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这和1666年英国发生黑死病时，埃姆村村民自愿作出的选择很不一样。那时，埃姆村村民为换取他人不被感染，而把村子封锁起来，自己放弃生的希望，最后，350名村民中死了260人，死亡率数倍于英国其他地方死于黑死病的比率。他们的「舍身取义」至今被英国人怀念。
武汉封城的问题在于，政府用强制性手段迫使1100万武汉人「舍身取义」，直接后果就是民怨沸腾，沸腾得史无前例。民众认为，首先，武汉政府瞒报疫情的根子在习近平；其次，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武汉封城或武汉肺炎，这让民众感到「寒心，恶心，痛心」；其三，中共对疫情信息赤裸裸的垄断令民众反感，习近平政府一直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第四，许多民众认为，习近平应当对疫情的扩散扩大负全责，一些死者的家属甚至要求习下台。
武汉封城可能集中体现了这个体制的两面性。正是因为它的舆论控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而导致了今天这个扩散到全球的大灾难，即便它可能通过集权/极权手段，靠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举全国之力而获得最后战胜疫情的胜利，它却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搞舆论管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并导致更大的人类灾难，甚至和文明世界同归于尽。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李克强和王沪宁均为政治局常委，其馀七名成员全部都是副国级官员，政治级别不可谓不高。李克强在当了8年总理之后，终于戴上了一顶领导小组组长的桂冠。有好事者问，已经身兼近20个小组长的习近平为何此次舍得让出这顶桂冠？答案自然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比这些答案更能见真章的恐怕是习近平关于武汉肺炎的几次讲话。自从上周一（20日）习近平首次谈武汉肺炎之后，他在成立疫情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和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时，屡次谈到武汉肺炎。其中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点：一是抗疫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加强舆论引导，三是强调党对抗疫的绝对领导。这几点虽说是老生常谈，却足见习近平当局处理武汉疫情的思路。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我可以断定，习近平成立的中央抗疫领导小组是个政治挂帅小组。其成员中没有一个是懂抗疫的技术官僚，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官僚，甚至是清一色的习近平亲信。这样的成员构成，与其说是抗疫，不如说是在执行一种政治使命，即借助政治和宣传机器，删除不利于维稳、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淡化危机的严重程度，防止有人把疫情当作攻击中国的机会。
问题是，这样一个政治挂帅小组能够有效地管理、控制、协调武汉和全国的抗疫行动吗？国人中有不少迷信党国效率，他们认为，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一旦动员起来，力量比外界想像强大得多。这种体制对付传染病最有办法，说隔离就隔离，说封城就封城，效率极高，民主体制没法比。对此，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感概。譬如，经常批评中国问题的BBC评论说，国际社会现在共同默认的是，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封城，BBC甚至赞赏说，「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
只是世人的安全是由被封在城里的1100万武汉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1100万武汉人的被围困是不由分说的，是事先不知情的，是没有选择的。封城意味著留在城里的每一个健康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BBC说，这种做法「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这和1666年英国发生黑死病时，埃姆村村民自愿作出的选择很不一样。那时，埃姆村村民为换取他人不被感染，而把村子封锁起来，自己放弃生的希望，最后，350名村民中死了260人，死亡率数倍于英国其他地方死于黑死病的比率。他们的「舍身取义」至今被英国人怀念。
武汉封城的问题在于，政府用强制性手段迫使1100万武汉人「舍身取义」，直接后果就是民怨沸腾，沸腾得史无前例。民众认为，首先，武汉政府瞒报疫情的根子在习近平；其次，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武汉封城或武汉肺炎，这让民众感到「寒心，恶心，痛心」；其三，中共对疫情信息赤裸裸的垄断令民众反感，习近平政府一直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第四，许多民众认为，习近平应当对疫情的扩散扩大负全责，一些死者的家属甚至要求习下台。
武汉封城可能集中体现了这个体制的两面性。正是因为它的舆论控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而导致了今天这个扩散到全球的大灾难，即便它可能通过集权/极权手段，靠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举全国之力而获得最后战胜疫情的胜利，它却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搞舆论管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并导致更大的人类灾难，甚至和文明世界同归于尽。
附：
中共抗疫工作小组偏重政治欠缺技术官僚引质疑
2020-01-28
大年初一（1月25日）成立对抗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任组长。图为李克强年初三（1月27日）到武汉考察。（法新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 – 大年初一（1月25日）成立对抗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任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任副组长。三天后，世界卫生组织上调武汉新型肺炎的疫情风险。舆论认为，中共中央新成立的抗疫情工作小组，其成员构成偏重政治官员，缺乏技术官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武汉肺炎发生一个多月来，中国官方直到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发表相关讲话，才引起地方官员重视。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26日及27日的新型冠状病毒报告中，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范围风险改为高风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此前发布的报告中，错误地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风险总结为中等，其实为高风险。世卫组织对疫情风险评估不变，延续1月22日结果，即疫情对中国造成非常高风险，对区域造成高风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已经抵达北京，与中国代表会面，商讨应对疫情的方案。
视频【新型肺炎增至106人死】【感染者或无症状 可通过接触传播】
三天前的1月25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紧急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国总理李克强出任组长，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任副组长，出席会议的小组成员有中办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认为，作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任对抗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比起2003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组长对抗SARS的级别高：“形式上看，这一次防疫小组的规格，他（李克强）能够指挥的行政资源和力量来看，表面上是很强的。这种小型内阁实际上是对目前中国庞大体制的一个简化。应该有相当的期望中的效率。”
2003年4月23日，中国SARS疫情正在全国蔓延之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并在三天后兼任卫生部部长，具体指挥领导全国的防疫工作。吴仪重用敢于进言的钟南山院士，整合北京医疗力量、加速成立小汤山医院；中国卫生部开始每天公布感染和疑似病例；非典也逐渐得到遏制。
对比此次虽然李克强出任对抗疫情工作小组组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可随心所欲实施个人对抗疫情的方案。因为，李克强的权力受到诸多限制。八九民运领袖吴建民在其个人论坛上说：“他的组员基本上是习近平给他配的，都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这里面几乎没有李克强能调动的，比如副组长是王沪宁，组员丁薛祥是中办主任，孙春兰是国务院副总理，黄坤明是中宣部部长，蔡奇是北京市委书记，王毅是外交部长，只有一个肖捷是国务院秘书长，是李克强可以调动的。还有赵克志是公安部长，但是公安部长、外交部长讲起来是在国务院系列，但这些人都听命于习近平。”
视频【中国政府指病毒开始适应于人类生存】
新成立对抗疫情小组无军方成员
根据中国官方公开资料介绍，当年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北京市的30多个部门人员组成，下设10个工作组和办公室，其中包括卫生部、农业部、科技部及国家质检宗局等。但是此次对抗疫情小组成员并无军方官员，也无农业、科技等部门的高官。换言之，李克强不能调动军队投入防疫。
中国异议人士王爱忠对本台说，中国有一大批技术型官员，但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强调政治优先，把技术官员边缘化。从新企业政工系统的一些官员去主抓权力。导致的后果其实在这次应对武汉肺炎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来。表现出缺乏专业性，混乱、进退失据，也导致这次危机的后果。那么现在出台这个领导小组缺乏技术型官员，很显然是目前政治形态下必然的结果。”
学者吴强认为，在2003年胡锦涛及温家宝时代，当局对控制疫情的授权较为充分，但是目前的是在最高核心的领导下：“这个小内阁能否充分的调动、发挥，专业防疫的能力。确实值得怀疑。他们都以党务官僚为主，并没有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导，行政支援配合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看到这个小组最关键的是缺乏公共卫生的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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