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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1日星期五

劉紹華:說給倖存者聽——「面子」治理下中國反覆付出的防疫代價

劉紹華/刘绍华
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2020-01-28

2020年1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訪武漢,視察為疫情而建的新醫院工地。 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訪武漢,視察為疫情而建的新醫院工地。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本文原發於劉紹華老師的臉書,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我的研究一直攸關1949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長年深嘆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如何提醒謹戒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甚麼事似的。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人?
從年前開始,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我實在覺得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SARS、愛滋,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熟悉到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
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污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脫困境,卻未受檢討。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污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污名,而不是挑戰污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我是有些動怒了。除夕那天我在家門前貼上一張春聯,是聖嚴法師的法語「放下的幸福」,我想實行它,一直忍著沒有潑文說話。今天初五開工,我也過了一個「放下」的年了,現在想寫些話了。就當我自己的歷史紀錄,哪怕繼續被禁絕。
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甚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武漢疫情發展與控制的荒腔走板,各方都在罵,誰都知道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基層都是最大的問題。有人說關鍵問題是集權控制,有人說是地方官僚腐敗。這些都是因素,但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甚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中,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關鍵。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的所在地而)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
面子、主體性或意識型態的主導者自然是堅守中國主體性的中央政權,而擁護者就是廣大的一樣愛國愛面子的民眾。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節不必然高亢激昂,反而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本來,講究主體是各國各民族都會做的事,但關鍵是,如果只因主體為大的愛國情操或民族情結而讓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教訓一再灰飛湮滅,這一代人與後代人的生命代價就是永遠都學不會教訓,永遠落入不斷重來的疫情挑戰。
2020年1月24日,武漢的建築工人正在興建可容納1000個床位的新醫院,以應付新型冠狀病毒的醫療需求。醫院計劃於2月3日建成。
2020年1月24日,武漢的建築工人正在興建可容納1000個床位的新醫院,以應付新型冠狀病毒的醫療需求。醫院計劃於2月3日建成。攝:Getty Images
人群可能學不會歷史教訓,病毒可是會因應環境而變異。哪個比較強?
僅以愛滋與麻風這兩個我書寫過的深入研究為例,即可點出因「主體性」為大的防疫通病: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高於合理的科學防疫原則;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讓國家丟臉的表現不得公開討論乃至寫成白紙黑字;失去歷史感,就無法有效因應未來。
我在《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的結論〈疾病治理的時空意義〉中提到,2000年之前中國也否認愛滋疫情已然嚴重,直到《紐約時報》大幅報導河南省境內,因不安全的輸血販賣導致疫情爆發的重大新聞,讓國際組織火力全開,要求中國政府承認並應對這個巨大危機,開放並接受更多國際援助以遏止疫情散布。自此,中國中央政府終於廣納國際合作,公開疫情。
然而,在地方上,基層政府的作為仍是面子為大,報喜不報憂。《我的涼山兄弟》即研究了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調。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關注。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我總是苦笑難以回答,我多麼希望研究能對這個世界的苦難之人有所助益啊!只是,顯然,疫病治理依然故我,而我的研究專書卻因政府面子問題,欲透過閱讀我的書以了解防疫處境與歷史的讀者,也看不見我的書了。一個殷鑑不遠的歷史教訓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消音。
但我愈研究中國的傳染病防疫,就愈發覺要了解當前的亂象,就愈須了解歷史,了解究竟是甚麼關鍵因素,種下與助長了今日惡果。
年前朋友圈不斷傳遞感染武漢肺炎的病人被關進隔離箱中帶走的新聞與畫面。
令我想起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書中寫過的故事:
「在新疆吧還是什麼地方,發現了上海的人生了麻風,所以包了一個車廂把他運到上海來了⋯⋯
那麼在地方上,他的病人一路走,後面衛生防疫一路跟著消毒,病人在前面,後面在消毒⋯⋯就是這樣怕的啦。」
恐懼蔓延、汙名標籤、過度防疫、醫師無助,這些反應與做法,歷久不衰。人心如常,手段未變。可想而知,疫情過後的代價也將不可免地慘烈。
我的兩本書都寫過諸多防疫代價,我也沒力氣在此重述了。我只能難受地斷言,如果未能公開檢討防疫手段與歷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礙,起碼的代價就是下列關鍵字的惡性循環: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前言寫下: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從中國極具爭議的「後帝國」實驗觀之,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
書寫《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時,我的心情比書寫《我的涼山兄弟》還沉重,原因正是我看到1949年後防疫歷史的關鍵問題及其一再重複的悲哀。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結論,以〈歷史的羅生門〉來反省官方版的歷史與被消音的歷史。
「全球化下的中國防疫,不乏目標與方法孰輕孰重的拿捏失誤。在麻風之後,如我曾研究過的愛滋與近期的SARS,也是類似案例。
人類從歷史中獲取的教訓似乎有限。所幸,自由開放的社會主張透明機制與尊重個人的治理基調,對於這種一再發生的防疫混亂與無謂傷害,具有自我批判反省與修補錯誤的能力,讓社會得以調整對個體造成無謂傷害的可能性與程度……
相較之下,當代中國的麻風防治曾對無數患者與醫師烙下的負面生命印記,至今仍鮮為人知。在此情況下,要期待社會主動修補既有傷痕,前路仍然漫長。」
2020年1月23日武漢,居民戴口罩在超級市場購物。
2020年1月23日武漢,居民戴口罩在超級市場購物。圖:Getty Images
今天我說的這些話,對於疫情當前、生存飽受威脅的人們而言,實可謂廢話。我覺得難受,我絲毫不想讓有生存威脅的人感到站在安全之地的人只能說教。
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
這廢話是要說給倖存者聽的。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面子而容忍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來攻擊國際批評、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因家醜外揚以致指控的手指頭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緊抓著這塊愛國主義主體性的遮羞布,不願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那麼,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放下的幸福」是需要練習的。請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學習放下國家與民族的面子、主體性等二元對立的執著重擔,才能空出力氣與機會拾起真實福祉的希望。天佑眾人!
(劉紹華,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台灣知名人類學家)
——转自端传媒

顏純鈎:香港本位!香港優先!香港自救!

有一個名為「終極和理非藥劑師超合作運動」的團體,發起一個「政權教我勇武抗爭,醫護救國捨我其誰,以惡魔之名一往無前」的運動,倡議推行兩大行動:一是全部病人免收任何藥費,二是若政府2月3日之前不回應醫管局員工陣線及廣大市民封關等五大訴求的話,前線藥劑師處理所有住院藥物配發必定港人優先,非本地疑似病例最後有時間才做。

  香港人,終於被林鄭政府逼出來,開始香港本位思考,實行香港人優先的原則,香港人面對一個無能而又冷漠的政府,終於只有自救了……

  筆者呼籲香港人無條件﹑全方位﹑百分百支持這項運動!支持一切香港本位﹑香港優先﹑香港自救的行動!

  疫癥發生至今,林鄭政府幾乎沒有採取過什麼防範措施,直至民情洶湧之下,才於日前勉強局部封關。香港人的要求,從一開始都只是針對大陸人,在這個風頭火勢上,來的都只是遊客和探親者,或那些急於佔香港便宜的無恥之徒。為防疫癥在香港擴散,絕對不能在這個敏感時候放他們進入香港,任由這些人大量播毒。

  只要是香港人,當然應該接他們回來(林鄭有想過派機去武漢接香港人嗎),有確定染病者,由政府隔離治療,其餘自動在家隔離十四天。香港人有確切的個人通訊資料,也有高度公民意識,要追踪病者接觸路線比較容易。反之,大陸人一旦進入香港,等於無掩雞籠,四處竄走,遺害無窮。一國兩制之下,中港分別處理,既有必要性,也沒什麼難度,只是肯不肯做的問題。

  這是簡單的常識,林鄭不可能不懂,她之所以死硬,只是屁股決定腦袋,政治考慮高於香港市民安全考慮。針對大陸來客封關,客觀上造成一種與大陸對立的態勢,如命令由她作出,她便無法對習近平交代,她寧肯被香港人罵死,也不肯鬆口封關。

  反送中運動初期,由於林鄭多番犯錯,造成香港人史無前例的政治抗爭。習近平本有大把理由炒她魷魚,可惜在香港很難找到比林鄭更死硬﹑更死忠的人來當特首了,習近平逼於無奈,只好保住林鄭來支撐這個危局。林鄭明白她的官位可保,取決於她對習近平的死忠,她只有以更加死忠來回報習近平,才能保住自己的權位。

  依陳帆的數字,目前每天來港的大陸人只有兩千,即使即日實行針對大陸人的全面封關,對大陸的影響根本微乎其微,但不封關,對香港人的危害卻不可估量。林鄭為自己表忠,把七百萬香港人置於瘟疫感染的危險之中,她果然識做,果然對香港人心硬如鐵,果然對習近平死忠。

  但林鄭這個蠢婦不明白一件事,她越是對香港人不負責任,越是要討好中共,越是會令香港人對中共反感,香港人越是把不滿發洩到習近平身上。表面上看,林鄭在維護中共,實際上她卻在促使香港人與中共更加離心離德,這種分離的傾向一發而不可收拾,使「香港獨立」的訴求更加深入人心。

  這會是習近平樂見的嗎?林鄭好好去面壁反思吧!

  前線醫護人員與藥劑師們的集體行動,正反映了香港市民強烈的本土意識。香港人現在明白了,我們不為自己著想,中共與林鄭是不會為我們著想的。他們要我們愛國,但他們從來都不愛我們,這種單向度的感情付出,我們已經做得夠多了,現在我們要為自己打算,要想盡一切辦法自救。不要再講什麼愛國,不要講什麼自己人,從現在開始,要講香港本位,講香港優先,要講香港自救。

  中共處理這場世紀大瘟疫,因為專制體制的弊端,已經焦頭爛額,中國人在苦難中,美國人要求施予援手,中共都再三拒絕。中國人的性命在中共眼裡,根本就是腳底泥,更何況香港人?

  我們不愛惜自己,沒有人會愛惜我們。我們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但前提是先保護好我們自己,我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又怎麼談得上幫助其他人?

  筆者呼籲香港市民全力支持醫護人員和前線藥劑師的正義行動,不論黃營藍營,都為我們切身的利益抵制林鄭。她有那麼識大體,就開放禮賓府收容大陸人。禮賓府大把地方,管理嚴密,大陸來人就在禮賓府集體隔離治療,瘟疫過去才放他們出來。

  筆者從來沒有恨一個人像恨林鄭那樣,恨得如此徹骨。古人恨一個人,有不共戴天之說,恨到極點了,有食其肉寢其皮之說,那太野蠻了。我只願有一日,我們用自己訂立的法律審判她,讓她像江青那樣,於牢獄中了結自己。
——作者脸书

周雪光: “有组织的无序”——封闭系统中组织决策的大困境

周雪光 勿食我黍 2019-08-10

周雪光
 周雪光,1959年2月生,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78-1982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84-1991年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91-1994年任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1994-2006年任杜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06年至今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社会》2016(36.1): 1-33.)、《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2014( 4):108-132.)。现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咨询委员会成员,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高级副主编。


长途旅行返回,趁着倒时差的时间,看了HBO的五集电视剧《切尔诺贝利》(Chernobyl)。这部电视剧2019年五月份上演,前些日子听到许多推荐赞誉之词。1986年,位于前Soviet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核反应堆爆炸的重大事故,导致人类动物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至今仍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因核辐射影响而废弃荒芜。这个电视剧即是这一事故发生及其事后处理过程的艺术再现。

我一直对这种“based on a true story”的影视类型别有钟爱,想来原因是可以从自己的体会或观察中找到解读思考的资源,借以丰富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感受。特意查了一下网­­­­­上关于这个电视剧的真实性程度的各种报道。许多经历了这场事故的乌克兰人也观看了这部电视剧,包括参与事故初期救援的工程人员。根据多家媒介的报道和评议,包括对经历人的采访,这部电视剧的大致脉络、时间、事件和主要人物是真实可信的,但具体情节和对话是虚构的,以艺术加工来吸引观众。关于电视故事的争议性最大的一点是事故责任的承担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线工程人员的过失,还是核电站体系的失误。关于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程及其组织失败等方面,并无太多争议。

这个故事中的一系列事件问题可以说是组织学研究的“教科书”般的案例,我在讲授组织社会学课程时也引用了类似的案例来讨论组织过程和机制,例如美国航天飞机“挑战号”爆炸事件。这个重大事故不过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组织现象在一个特定情形下的表现而已,也正因为其极端情形而导致了极端结果,才引起了我们的专注。
一 
 
信息,信息,信息!或许这是理解所有组织现象的一条主线;对于切尔诺贝利事故来说,也不例外。事故前关于核反应堆设备潜在风险的信息屏蔽,事故过程中对各种信息的收集、加工、解释,事故后对原因和后果相关信息的扭曲掩盖,这一主线贯穿了五集电视剧的始终。

感谢这部电视剧,为观众包括我提供了这一事故的科普扫盲工作。导致事故的线索大致如下:4号核反应堆芯发生爆炸,是由于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的汇集而致:外在因素导致核电站临时停电,核反应堆非正常运转,由此产生的“毒素”未能随核反应堆如常运转而消除;在核电站领导急于测试的压力推动下,副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在现场督促核反应堆的检测,违反了正常的操作程序,最终导致堆芯爆炸的事故悲剧。

回头审视切尔诺贝利事故,信息问题从两个方面促就了这个重大事故:第一,信息问题影响了关于核反应堆安全性的判断,盲目决策引起事故发生;第二,信息问题导致对事故后果的误判,造成延迟居民疏散决定的重大失误。组织学关于信息与组织的知识积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解剖这个个案。无妨看一下信息在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的几个镜头。

其一,信息与经验。信息并不是中立或直观无误的,需要人们的加工解释,而参与者已有经验或知识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个镜头是:当一线操作技术人员提出,上级关于继续测试的决定不符合操作规定时,副总工程师告诉他们,在核电安全问题上,他有更长的经历、更为丰富的经验。根据以往经验,这种操作并不成为问题。于是,检测过程继续下去,随着一连串事件与应对的慌乱之中走向堆芯爆炸。

其二,信息的解释和使用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电视剧中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有关部门刻意隐瞒核反应堆设计上的问题,即在特定条件下(毒素累积),启动安全钮(AZ-5)不但不能终止核反应过程,反而会催化这一过程,导致爆炸。副总工程师之所以敢于力主测试,是因为他错误地以为,一旦出现事故苗头,可以随时按下这个安全钮(AZ-5)来终止这一过程,不致灾难。体制中的信息屏蔽使得当事人无法做出理智的决策。

其三,信息与技术。我们通常以为,技术手段的提高可以改进信息质量,提高信息使用的有效性。但在切尔诺贝利事故过程中,技术并没有提供有益的帮助。事故发生初期,一线人员没有合适的仪器来检测核辐射强度;随后的合适仪器读到了测量结果,但因为这些结果与当事人的专业知识不符而被一一否定。这里的教训是,技术不能解决信息问题,因为技术为人们操作使用,而人们带着他们的经验、知识、利益来使用信息。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专业知识塑造了特定的思维定势,成为解读信息更为顽固的障碍。事故发生后,一线操作人员将堆芯爆炸的信息传递到厂长和总工程师那里时,并未被采纳,因为后者的专业知识限制了他们的想象,而是从逻辑上推断和解读事故原因和性质(水池爆炸),排除了核反应堆爆炸的可能性。即使后来得到核辐射计量的准确信息,但因为与决策者的专业知识相悖,他们宁愿相信技术的失误。

这一事故的重大后果之一即是救援不当,没有及时疏散周围的居住人口。从以上镜头上可以看到,正是关于信息收集、加工、解释的一连串失误,导致了这个重大灾难。


二 
 
观看这部电视剧,让我再次联想到马奇的“有组织的无序”这一组织决策模型。不同目标、多重过程、不同经验。触目惊心又司空见惯。这个故事放在前Soviet的官僚体制背景之下,有些意  形态的意味。其实,类似的事情在任何官  体之中都可以看到端倪的。 无独有偶的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同一年,1986年1月,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在发射过程中起火爆炸,七位宇航员丧生。物理学家Richard Feynman作为调查团一员,参与了调查过程,并写下了自己的调查发现,我在讲课中用此作为教学案例。不妨沿着前面的线索举几个例子。

信息与经验。挑战号失事的起因是,在过于寒冷气温下,各部件连接处的密封塑胶垫片不能如期扩展,导致燃料流出,引起爆炸。在发射前夕,Thiokol公司(橡胶垫片制造厂家)的工程师提出,室外温度低于设计标准,不同意发射。但当时的主持经理说道,以前在如此低温条件下也成功发射过,没有出现过问题,他告诉Thiokol工程师“戴上经理的帽子”。不难看出,参与人员同样是依靠过去经验来解释信息,作出判断的。
 
信息、身份与技术。在“挑战者号”失事的调查过程中有这样一幕。物理学家Feynman发现,NASA(美国宇航总局)官方有一个关于航天飞机安全性的估测:失败概率为十万分之一。这个估测意味着,平均来说,宇航飞机每天飞行,270余年才会发生一次事故。Feynman追问这一估测的依据从何而来,却发现毫无凭据。于是,他让三位NASA工程师(其中一位任宇航局经理)写下他们各自关于航天飞机的失事概率的估测。两位工程师分别给出同样的估计,1/300。但那位同是工程师出身的经理却给出了与官方一致的估计:十万分之一。当Feynman追问这一估测背后的道理时,又是毫无凭据。可见,不仅不同的知识导致了不同的信息解读,而且人们的不同身份也会导致不同的信息解读。

组织依常规(routine)行事,即运行于既定的程序中,其中也包括专业知识。事发后,切尔诺贝利一线操作人员反复强调,We did everything right,即按照常规程序进行操作。然而,一旦意外事故发生,犹如出轨的高速列车,常规的组织惯性恰恰推动其以原有的高速冲出。

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事故可以说是常规的悲剧。组织常规塑造了权威关系,角色认知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习性。组织建立常规来确保行为的稳定性、可信性。但常规导致的行为定势恰恰在最为需要主观判断时将其交付于习惯力量。过去的成功给了我们自信心,帮助我们解读新的情形。但一旦新的情形与过去经历相悖,基于过去的解读就会导致重大误判。而且,信息加工解释通常是在时间压力和任务压力下做出的。

当然,还有一个另外情节,副总工程师急于启动检测以便邀功请赏,是这一事件的直接诱因。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组织过程中不都是如此行事的吗?我们不也是按照组织提供的激励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吗:或突击加班以便完成任务,或加快发表速度以便满足晋升指标,等等。

另外,信息的加工解释发生在一个多重过程的生态环境中。断电导致测试延迟,导致白天与夜晚班组更换,从而诱发了一线操作人员与往不同的经验汇集,也因此影响到了参与者决策动态过程。也就是说,组织决策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与许多其他过程相互作用。组织决策结构试图建立在一个封闭系统中,但这是极为困难的。越是封闭的系统,越难以承受意外事件的冲击,正如切尔诺贝利事件所展示的那样


在这部电视剧的结尾部分,科学家列加索夫在审判庭上详细解说核反应堆运作原理和事故原因。此时作为科学家的列加索夫是从全能的上帝视角来呈现这一过程的。可惜的是,作为身在组织中的我们并不具有这一全能视角,我们时常必须在高度压力下,依靠有限的经验和理性来迅速做出判断和决定。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首先提出科层制组织(bureaucracy)这一新型组织形式时,他强调了科层组织的准确、及时、高效的优势,适应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在这一理论模式中,等级结构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指令传递和执行。但在这一制度中,自下而上的信息搜集、加工、解释存在突出的组织问题,这是社会科学日益关心的课题。

信息是有代价的。这意味着,个人或组织层次上收集或使用信息,都有节约信息成本的冲动,即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附近寻找信息,从而导致所谓的“近邻效应”和途径依赖。而组织也因为信息成本不断调整人事和结构安排,从而导致稳定的信息来源和加工渠道。同样的信息,经过不同组织过程的加工,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早在1970年代,心理学家Irving Janiss提出了“群体思维”这一概念(Group think), 用来解释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失误。其基本思想是,思维相近的人们构成相对封闭的群体,信息源重复狭窄,思路互为强化,因此走进死胡同,丧失远见能力。


想象这样一个组织过程:组织晋升机制奖励那些成功的官员。结果不难预料,最后进入高层决策的都是那些在过去环境中有成功经验的官员;换言之,决策高层是适应过去环境而成功的经验汇集。这里的危险是,一旦环境变化,过去经验不再适用时,则他们决策的经验依据就会导致错误决策。在切尔诺贝利和挑战号的片段中我们已经窥视到这一情景。这一情景也一再出现在许多组织兴衰的过程中。

写下上面的文字时,我想起了那句话,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是灰色的。与惊心动魄、生动鲜活的电视镜头相比,这里文字记下的组织学发现和道理,一旦说开了,是那么的简明直观,甚至可以说平淡无奇。不过,这些平淡无奇的道理告诉我们,在那些或生动鲜活或刻板俗套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背后,有一些沉着恒定基色般的永恒道理,它们超越了组织边界、领域边界,甚至国家边界。


本文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原题目为“电视剧《切尔诺贝利Chernobyl》观后感”。

郑经卫:何以谢天下?

原创 郑经卫 正经杂论
“十猴盖房架不住一猴拆房”,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埋头“下一盘大棋”,其实意义不大,因为结果出来之前,谁也没法儿知道这些招法儿到底臭不臭。
但是,一旦遇到地震、海啸、瘟疫……这些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突发事件,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处理这些事件,不仅仅反应出一个国家治理的水平,更显示这个国家治国的根本目的:到底是“壮士断腕(其实往往是断别人的腕)”把无数老百姓推进去填火坑、还是尽最大努力从灾害面前试图去挽救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地球村的旁观者,就是所有的政府、国际组织、甚至恐怖分子,都会记住每一个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答案。
以美国来说,无论是海豹突击队从索马里海盗手中解救美国船长、还是用刺客导弹千刀万剐苏莱曼尼,都清晰地告诉了全世界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美国政府,从来都以捍卫美国公民的人事安全、为自己的基本职责。
甚至于,从美国遭遇台风袭击的结果,大家也可以知道美国政府服务的方向是救人而不是“保财”。台风过后,大家往往都会听到这样的报道: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位数的遇难者……
在我动笔写今天的文章之前的一个小时,世界卫生组织第三次紧急会议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这次的武汉肺炎,被宣布为“全球紧急事件”。
这肯定是一个会永远被后世所牢记的结果。毋庸置疑,每一个全球紧急事件“PHEIC”,都是人类社会一个持续流血的伤口,因为它们会造成成千上万的家庭忽然失去挚爱的亲人、甚至瞬间被灭门被灭村!
1. 2009 年墨西哥的甲型 H1N1 流感、
2. 2014 年非洲的脊髓灰质炎疫情、
3. 2014 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
4. 2016 年巴西的“寨卡”疫情、
5. 2018 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看看这个清单,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真正的言论Z由。而今天开始的老六,以全球GDP坐亚望冠之尊,也顺位排列在了这些国家的身边。
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个结果出炉过程中,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角力与博弈。因为大家知道排列在这里并不光彩。
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的会议,无预告地忽然延长了不少时间。而且全球媒体都没有得到任何内部消息。这说明两方都在拼死抗争。
那么,为什么忽然出现转机了呢?从时间顺序来看,转折点出现之前的一个小时,美国刚刚宣布了第六例确诊。这例病症在芝加哥,是美国第二例确诊病例的丈夫。因为他没去过武汉,这就构成了美国国内首例人传人的病例。
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了“全球紧急事件”,而且可以想象,大家一定会众口一词地坚持说:这个决定、和美国确诊的病例无关。
它当然无关了……
怎么可能有关系呢、对吧……
尤其在已经确认“全球紧急状态”之后,就更没必要承认有关系了……
当然,觉得羞耻,其实是好事,所谓“知耻近乎勇”。但是想改变这个窘境,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开始。比如,武汉每个殡仪馆每天可以处理200具尸体,而现在所有殡仪馆已经全力投入,甚至连灵车都要大规模加派。为什么死亡人数只有129人呢?
郑经卫
2020年1月30日

丁邢:让医生说话

原创 丁邢 丁东小群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2019年12月30日看到冠状病毒的检测报告后,向学医的同学发出消息,提醒他们注意防护。2020年1月3日,他被当地公安局传唤,签训诫书。接着指责他们八人传谣的新闻在央视播出。一个及早提醒公众防范疫情的契机就此错过。如今,疫情已经扩散到世界,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其中的深刻教训。
我想,教训之一就是:必须让医生说话。
17年前,中国也曾经历过一场冠状病毒流行的考验。当时也有一位医生站出来说话,他就是301医院外科主任,以腹膜后肿瘤手术闻名杏林的蒋大夫。
2003年4月3日,非典疫情已经在北京蔓延,卫生部长向媒体宣布北京只有患者12例,死亡3例。蒋大夫通过同行了解,仅309医院就有患者近60例,死亡超过5例。4月4日,他实名向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写信,要求公布真相。两家电视台没有回应。4月8日,外国记者辗转看到此信,直接采访蒋大夫。蒋大夫坦承此信是自己所写。他说,自己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不说实话,要死更多的人。4月9日,蒋大夫的信向全球公布。一石击水,举世震惊!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中央下决心撤换卫生部长,实时公布疫情真相,全民动员,抗击非典,成为转危为安的契机。蒋大夫此举在国际上被誉为“一位医生的一句真话拯救了一个国家”。因此,他荣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
我们有幸在非典结束不久便认识了蒋大夫。十七年来,和他多次交往,了解到他的壮举非出于偶然。他的祖父蒋抑卮是银行家,鲁迅的好友。他的母亲魏鹏九,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便以“因真理,得服务,以自由”的校训为座右铭。燕京预科结束转入协和医学院。毕业时,赶上301医院创建,他便成为这所医院最早的医生之一。
1965年,成昆铁路上马,他参加了301成昆铁路医疗队,普通外科、骨科、肺、膀胱、甚至开颅手术都做。有一天送来一位战士,头颅骨被砸破,伴颅内出血,送到时一侧瞳孔已扩大无光反应,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开颅。卫生队有开颅及麻醉插管的设备,但没有麻醉医生。医疗队的麻醉医生在37团,距他约30分钟汽车路程。20分钟后,病人的一侧瞳孔也渐渐扩大,他不得不自己给病人插管,切开头皮,用钻开颅。幸好,麻醉医生也赶到了,很快将200毫升的颅内血肿清除,病人瞳孔逐渐恢复正常,总算保住了生命,将他送西宁陆军医院。
蒋大夫不但医术精进,而且一向富有正义感。文革前,有一次,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到外科楼检查工作,在电梯内看到一个年轻女病人,是铁道兵文工团团员。邱对她说,晚上你在后院花园等我。女病人不认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就告诉护士长。护士长又告诉兼任普通外科党支部书记的蒋大夫。蒋大夫立即向保卫处报告。于是,保卫处长派人埋伏在附近。结果来了一辆红旗车,下来的是邱会作。认识他的人都傻了眼,只好撤离。杨处长向医院政委报告,政委又向总后政委李聚奎报告。第二天,李聚奎召开党委会,批评了邱会作。文革开始后,蒋大夫写大字报揭露了这种不正之风,受到打击报复,被邱会作支持的一派抓捕,扣上“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坏头头”四顶帽子,批斗殴打,关押两年,发配青海贵南军马场劳改。这个军马场在海拔3800米的大山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他开始干重体力活,成袋的高粱不封口,扛着登板入库。没有几天,马场职工医院院长得了阑尾炎,只好请蒋大夫做手术,顺利康复,从此他成为马场大夫。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他才回到301医院恢复原职。
2013年前后,小群血压不稳,终日头疼。多方求医效果不明,只好给蒋大夫打电话询问。蒋大夫约小群去他家。然后介绍给住在楼上的301医院心血管科主任。经心血管主任开药调理,小群病情好转。当时,小群心存忐忑,不知怎么感谢两位专家,小心相问:给心血管主任带点什么好?他说,不收任何礼品。我们只好带去两本自己写的书请他指正,他才欣然接受。
2014年,在《炎黄春秋》的一次聚会上,蒋大夫手里拿了几本厚厚的展示他专业领域成就的自印资料集,送给我们一本。小群提出,能不能做口述采访?他说,考虑考虑。
没想到,考虑考虑一拖再拖。他的确太忙了。80多岁了,还经常应邀参加各种会诊。朋友求助,他几乎有求必应,仅我们认识的人,求医时得到他帮助者就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2014年,小群给蒋大夫打电话,可否开始口述史采访,他同意。几天后,我们如约去了他家。蒋大夫讲了他的家世和求学经历。我们商量,采访稿整理出来,请他订正、修改、补充,然后我们再作第二次采访。我们整理了,他也订正了,但是继续采访却很长时间没有下文。
 直到2016年、2017年,蒋大夫才给我们两次来电话,说和几个老人商议要启动燕京大学口述史,约我们参与采访。他说有一个百岁老医生,是燕京校友,应当先抢救采访。他还提出让我们采访燕京校友江平、高锴等人。我们告诉他,江平的口述史由陈夏红完成,已经出版。高锴的口述史我们已经做过,已经发表。要紧的是他要抓紧时间,继续讲述自己的生平。他这才抽出时间继续接受采访。
作为医生,不论在医术上,还是在人格上,蒋大夫都堪称杏林楷模。


让医生说话,这是关系全国乃至全人类生命安全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