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Jiayang Fan December 12, 2019
九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下午，香港大会堂门前的两面旗帜——一面中国国旗，一面香港区旗——迎着港口吹来的风，无精打采地飘展着。大会堂里，一群大学生正在激烈辩论。一个一头密发梳成发髻的圆脸青年，从白色长桌后的椅子上站起来抨击“一国两制”方案。八十年代早期，时任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在与英国就香港移交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方案，似乎确保了在1997年移交完成后的五十年内，香港都将享有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自由。但这个年轻人却宣称这个方案只是一个幌子，是为了掩饰对自由的侵蚀。想想香港被损害的自治权吧，难道北京的中央政府不是已经打破了对香港民众的承诺吗
突然，铃声响起，一个女人义愤填膺地指出抵制“一国两制”原则的危险：“如果反抗现有框架，我们将失去已有的权利和自由。”她说。
“那么五十年之后呢？”男人辩诉，“到时我们就要与现在的生活方式道别了吗？”
“我们还有二十八年来寻找生存途径。”她回答，意指五十年过渡期结束的2047年。在2047年，香港很可能将完全融入中国，这引发了巨大的不祥之感。
对于香港命运的争论正冲击着这个城市——家庭餐桌上、互联网上，尤其是在大街上。六月以来，一项允许香港向大陆引渡犯罪嫌疑人的法案引发了多次示威游行，挺身而出抵抗北京势力的示威者数量空前。但发生在香港大会堂——一个主要用于演出的场所——的那场辩论，其实是一部半纪实舞台剧，叫做《2047的上半场与下半场》。其剧本部分由参演的学生编写；而整个创作的过程，用导演胡海辉的话来说，“有时就像在舞台上拍纪录片”。
演出继续，时间倒退。行李箱四处散在舞台上，然后被堆叠成香港的地平线，变幻出那个吸引了一批一批大陆移民与难民、充满机遇的土地。胡解释说这段素材来自于对老一辈的采访。一位演员采访了坚决反对民主派示威者的父亲，并在舞台上说出父亲的话。五十岁的胡说，他愈加意识到年轻人对香港的过去缺乏清晰的认识。这部剧的很多演员在1997年香港移交时还未出生。
演出后，我与演员聊了聊。一位香港演艺学院的毕业生说，这部剧是从夏天开始排的，就在当前这一系列抗议运动刚开始不久。她总觉得，自己不去外面参加真实发生的示威，却在这里排演一部关于示威的剧，是很怪异的事。很多演员上街参加游行，一些排练也为了避开重要的集会而改期。一场演出结束后，他们脱下戏服，穿上另一身：全黑的衣装、防毒面具和头盔。这一身装备已是约定俗成的示威制服。
这家剧作公司的宗旨是“立足舞台，放眼社会”。中场休息时，我走出会堂，一场正值高潮的示威活动扑面而来，愈发模糊了现实与艺术的界限。一个台子搭起来了，大学生和高中生轮流上场发言，说的话与刚刚剧场里的所差无几。
“唯有通过表演，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身份。”另一位演员对我说。同样的，示威者也在大街上找到自己的声音。然而，尽管这些政治的、艺术的声音如此壮怀激烈，却难逃徒劳无功的阴影。香港特别行政区有自己的议会，即立法会，但其中仅一半席位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另一半保留给不同行业组织的代表）。两个星期前，民主派候选人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时，那欣快的气氛容易让人忘记：区议会并没有任何立法权。
每当我问示威者，接下来该如何，他们总无法描绘出一个结局。现在，作为导火索的引渡法案已经被撤回，但人们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其中包括释放被拘捕的示威者、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暴行，以及实现普选。有些与我交流的人甚至会谈到争取独立，但并没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人们想象不出任何可行的妥协方案，而这恰恰促使他们不屈服，也促使他们在一些事关紧要的原则上——民主与言论自由——更加斩钉截铁。
与此并行的，是随处可见的创意：演出、涂鸦、歌曲、口号、网络热梗。在这样的艺术冲动之下，可以看出香港人正努力树立自己的独立身份，并以此抵御大陆的影响。胡导演将他年轻时的香港形容为“文化沙漠”：在那个以金钱为主导的时代，香港盛行完全商业化的艺术，比如粤语流行歌曲、爆米花电影。而且，当时的艺术是为整个亚洲的消费群体量身打造，而非服务于本土受众。胡则以本土为傲。“怎样叙述这个城市的过去是有含义的，而且是政治含义，因为艺术是政治的。”他说，“尤其对于香港来说，历史犹如异域。”
“2047”的演员总在思索自我表达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新闻在何时、又是如何变成了艺术？”一位年近三十的演员说，“作为艺术家我们总是私下排练，但我们真正该做的是把演出搬到大众面前，社会应该成为我们的舞台。”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当权七十周年之际，发生了抗议爆发以来最血腥的冲突，整个城市动荡不安。这位演员被捕，胳膊被警察打断。香港启用了殖民时期的“暴动罪”来起诉被捕人士，因此他将面临最高十年的刑期。
一年多没有来到香港，这座城市的变化让我震惊。涂鸦斑驳了人行道，抗议歌曲在公园回荡。这种公然违抗的精神，尽管突兀，却有种奇异的节日感。以前，这个城市终日忙于效劳一拨拨商业与旅游客户，像个酒店礼宾员那样高冷而礼貌。现在，它好似一位汗流浃背的街头艺人，决意要向所有的过路人演奏。
到达后的第一个周日，我与安东尼·达皮让一起去参加游行。达皮让是律师，写了一本关于香港抗议历史的书。中午时分，游行开始，起点是位于商业中心的维多利亚公园和铜锣湾。我们顺着维多利亚港湾向西行进，然后经过湾仔，最后达到金钟。金钟是政府许多办公室所在地，也是中国驻港部队总部所在地。防暴警察沿街而立。这次游行没有获得警方许可，严格来说是非法的。但我遇到的人，包括年轻的父母、中学生、退休人士，似乎都不为此担忧。一个五十年前搬到香港的越南奶奶告诉我，她的小儿子是一名警察。前一天晚上，一家人吃了中秋团圆饭，今天他在街上工作。
达皮让几个月来一直参与示威活动，他说活动一般会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像目前这样平和的游行，接着人群变稀，暴力冲撞开始。非暴力，是2014年大规模示威运动的特点，当时的静坐活动使香港中心地区瘫痪数月。这就是得名于示威者用来抵挡催泪瓦斯的伞具、为全球各地所称道的“雨伞运动”。但那场运动并未实现选举改革的目标，更有甚者，运动的一些学生领袖之后被以不同的罪名多次投入牢狱。正是由此催生的失望与愤怒，造就了当前示威活动出现暴力、无可指认领袖的特点。示威者在社交媒体上匿名交流、主要使用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决策。他们的座右铭是“像水一样”。
临近傍晚，游行队伍变小，我们躲到一旁偏僻的街道上，拿出护具准备第二阶段。戴上防毒面具，我看到对面奥迪经销店窗户上自己的倒影。窗户里，一对看似富有的夫妇，在与销售员专注交谈的间隙抬头瞥了我一眼。
我们回到游行队伍，留下来的大部分示威者都一身黑，他们或戴面具或裹围巾，并撑着伞。一些青年推着手推车经过身边，车里堆着从人行道铲起的砖头。一些人拔起铁栅栏，搭起路障。
我们站在一道过街天桥上，这样的天桥遍布全城。俯视桥下的人群，雨伞汇成一股急流。其他天桥上的人向示威者伸出手臂，呼喊支援。尽管已经多次在报纸上见过这样的画面，我还是条件反射般地掏出手机拍照。然后我注意到，一堆三脚架纷纷对准我所在的天桥。电视制作组和摄影记者找准了吸引人的画面：做好战斗准备的人群上方伸直的手臂。
天桥上，在我们身后，一群菲律宾和印尼女人坐在摊平的硬纸盒上——她们是家政帮佣，这是她们仅有的休息日。通常这一天她们会聚在广场上，但现在广场为示威者所占据。她们于是转移到天桥上，聊聊天、伸伸腿脚、磕嗑瓜子。她们半好奇地、平和地看着周围。没有人看她们。
最主要的行动显然将在添华道发生，这条街道两边伫立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总部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办公室。派发饮水和其他供给的临时站点搭起来了，看上去近乎被厚重装备囚禁的防暴警察在路障后踱步。临近五点，警察举起一面黑旗，这是警告信号，他们准备好用催泪瓦斯驱散游行队伍了。
很快，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弥漫开来，腾起灰色的烟雾。一些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砖块和燃烧瓶。一条条火舌舔舐街道，高压水炮射出一道美轮美奂的碧蓝弧线。没一会儿，一轮轮发射布袋弹和橡胶弹的啪啪声在耳边响开。突然，一个催泪弹掉在脚边，我感到呼吸困难。一位急救人员给我泼了盐水，让我小口呼吸，因为深呼吸会损伤更多肺部组织。
对峙的下一阶段总是天黑后到来。这时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大前线分裂成一个个小规模战斗——打地鼠游戏的街道真实版。接下来一个小时内大家的去向，则由手机信息决定——这些更新来自Telegram群组、推特和本地论坛“吹水台”。消息和流言包括逮捕、殴打行为，还有临时性的小胜利。我们所在的中心商业区，跨国品牌LCD屏的荧光装点着一幕幕打斗。
不久，战斗转移到北角。北角有一群可能喝醉了酒的福建人，对靠近的示威者挥舞厨刀。另一处，示威者围住了一个疑似便衣的男人。人群行动、反应、转移的方式自有某种逻辑。只要某处发生骚乱，记者和相机涌入，接着是大批挥动自拍杆的围观人群。最终，警察来了；但这时别的地方又发生了一起骚乱，于是场景转移到另一处。
香港喷涌的反叛创意，除了抗议本身，最有力的表达当属全城随处可见的所谓“连侬墙”。这些墙上覆满了抗议艺术，从便利贴到真人尺寸装置不等。（其命名来自于约翰·列侬被谋杀后布拉格出现的一堵用以纪念他的墙。）
一个周六，我来到大埔。大埔是个海边的城郊，位于新界——香港与中国大陆接壤的区域。大埔的连侬墙位于一个地下通道，看起来像一个集市与当代“偶发”艺术的混搭。墙面厚厚地覆盖着一层层便利帖和宣传单，如同某种有机体，比如霉菌或爬藤。有人用折纸做了数百个黑色T恤，并写道“我们共同前行”。一位无名反讽家篡引用毛的名言，“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能排除敌人的毒焰”，来谴责共产党一本正经的政治宣传。类似这样狡黠、具有煽动性的幽默，已经成了香港抗议运动的印记。
不时也会看到自嘲的俗媚（不同出处的卡通人物戴着防毒面具），肆无忌惮的冒犯（林郑月娥的名字谐音为“淋症”），尖锐的讽刺（一封“香港好警察”寻人启事，一张香港民主的死亡证明）。这些作品的出处五花八门——日本动漫，好莱坞经典，唐诗——让人眼花缭乱，讥讽式的表达伴随着愤怒、嫉俗、机智，又夹杂了运动的张扬和招摇。这是二十一世纪式的宣传手段，由全球化的文化浸泡而成，为电子病毒式的扩散而设计。
墙上的一些海报、卡通和涂鸦，对于我这个说普通话的人来说难以解码。虽然普通话和广东话人群的书写表达基本相同，但有时文本会体现方言的差异。香港人说广东话，但学校也教习标准的中文书写词汇与语法。当北京将普通话定为必修课时，一些学生开始使用某些广东话特有的文字和表达，这些字眼对于普通话人群来说比较难懂。语言被政治化，广东话书写激增——在海报上、大学校园里，以及线上民主信息平台。雨伞运动有一个别名，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字眼，它是抵抗大陆与普通话权威的象征。
这种“我们/他们”心态的增长随处可见。在大埔的连侬墙，我看到抨击大陆人为“大陆閪”的海报。也常有说普通话的人告诉我，他们感到自己很不受欢迎，有时还会接着以谩骂词汇谈论广东话人群。几天后，在一个公园参加白天的集会时，我自己也体会了一次这样的恶意。当时由于我的普通话，而且是一种特定的大陆口音（我在重庆出生，八岁移民美国），原先平和的人群开始怀疑我。所有人都相信，北京派了地面情报人员暗中监视示威活动：谁知道我是不是其中一员呢？当我告诉人群自己是美国记者时，他们要求我证明。最惊险的一刻，是我去掏护照和美国记者证的时候。一群人紧紧地将我包围，他们叫嚷着说我十有八九是个共产党密探，我感到一股高涨的恶势。最终，我抬手拍摄眼前的情景，这一举动也让人群散去。但我仍感到周围未散的敌意：我绝对不是他们的一员。
一天夜里，在九龙的深水埗地铁站，两个二十多岁的示威者在一根柱子后碰头。其中一个打开背包，偷偷拿出几双手套和一些防毒面具。另一个快速把手套和面具塞进自己的包里。他的肺不好，一碰到任何烟和催泪瓦斯就剧烈咳嗽，他的朋友很担心。两人是大学室友，现在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在通过Telegram交流后，我与前者见了面。他的网名是“无名”，我们也说好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像这样的缄默和保留，在示威者之间很常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警方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我用了好几天才说服无名见面。最终，他指示我到新界葵兴的一个餐馆去，说自己十点后才有空。
到达后，我拿出手机查看是不是来对了地方：这是一个公屋区，一栋栋粗犷的灰色高楼紧逼狭窄的巷道，老人们坐在竹凳上玩牌、吃烧烤。街灯很暗，我定睛细看才辨认出沥青路上跑过的耗子。这里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大陆三线城市的郊区——甚至，它让我想起三十年前儿时的重庆。这个世界，与大部分人所认识的广厦林立的香港相去甚远。
在餐馆里，我给无名发短信，告诉他我到了、穿着绿色短袖。我头还没从手机上抬起，就听到一个声音：“这不是绿色，是蓝色。”我抬头看到一个穿黑色T恤、戴金属框眼镜的年轻人。他看起来顶多十六岁，有一股蠢蠢欲动的能量。他坐下来，询要我的记者证。过去的四个月来，他说，他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游行。
无名估计，在据报道参加游行的一百七十万人（约为香港人口的20%）当中，大概有一万人可称为前线示威者。这其中，可能有八千人设过路障、画过涂鸦，或者用交通锥扑灭过催泪弹。这当中又那么两千左右“积极”的示威者，是前线分子——他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们愿意与警方升级冲突、加入扔燃烧瓶或破坏监控设备这样的行动；而这些行为可能导致严重的牢狱之灾。他通过Telegram与一个十人左右的前线小组保持互动。最近这个小组的一些成员被捕了，他说，但有很多人等着替补缺位。更大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密探潜入。夏天的时候，他为希望加入战斗的人建立了一个筛选程序。他会检查身份证件，对他们的背景进行质询，然后问他们是否充分考虑过可能的后果。他说，所有人都应该明白，被捕或受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可能的。
我提到最近报道中几起示威者自发“执行正义”、殴打其他民众的事例。“我们不打无辜的人，”无名盯住我，然后说到人们普遍相信的理论：有时黑社会被派来袭击示威者，而警察熟视无睹。“如果警察不作为，我们必须向施暴的人发出警告，”他继续说，“示威者所实行的不是暴力而是武力。如果你滥用武力，那是暴力——但你可以用武力来寻求公平。”
据他所说，大多他面试的潜在前线示威者，都来自工薪阶层。他觉得这也印证了他的看法：香港最富有的人与政治绝缘。“何况，他们会允许自己的子女受伤，又或万一，殒命吗？”他说。我问他是否愿意为这份事业而死。他的回答毫不犹豫。“如果死能有价值、形成影响，那我不介意成为去死的那个人。”他说，“如果命运选择了我，我就接受。”
食物端上来了。吃了几口酸甜鸡后，无名似乎放松了一些。他告诉我，他生于九十年代中期，父母来自广东的一个渔村，八十年代驾船来到香港。他的母亲不识字，而在工地做活的父亲只上过小学。他们从不谈论过去，他说，但他知道他们早年很穷，穷到要去香港广袤的山区里搜寻食物。
成长过程中，无名常常在家里和学校违抗权威。“我从来不喜欢未经解释就被迫做什么。”他说，“我是个聪明鬼，总是提问，也总是挨打。”父亲脾气暴躁，用皮带管治家庭，他经常与他冲撞。
尽管逃离了共产党的中国，无名的父亲却执着于秩序与等级，并以自己曾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父亲为豪。渐渐地，父子间的矛盾也染了政治色彩。无名先是参加了一个运动，抵抗一个引入国民教育课程。很多示威者相信，这个由北京支持的计划无异于思想灌输。到了雨伞运动期间，他的很多夜晚都在静坐中度过。也是这时，父亲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你继续反抗政府，以后就不要回家了。”但是那时无名已经进入大学，住在宿舍。他的父亲，他说：“已经没有权力再把我锁在门外，也不能靠打骂使我屈服了。”
晚饭后，无名和我在附近走了走，然后到一个7-11买冰汽水。我们站在店门口空荡的人行道上喝着饮料聊着天。但几分钟后，他突然压低声音说我们得换个地方——店里可能有监控。“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呀。”我说。
“他们只要不喜欢你就盯上你，不管你有没有做什么。”无名说。他口中的“他们”是指警察、政府、交管部门，以及“所有与他们勾结、掩盖真相的人”。他谈起太子站发生的所谓“831事件”。那天警察被拍到冲进地铁站、跳上车厢、用警棍和胡椒水袭击乘客。交管部门关闭了地铁站，不允许记者和急救人员进入。目击者看到有十人被送往医院，但最后公布的受伤人数却是七人。事件后，很多示威者都坚信有三人被打死。
我问无名是否相信这个说法。他喝了口汽水，说很有可能。可是要让这三人的亲友保持永久沉默，警察能做到吗？昏暗的街灯下，无名用力盯着我。“你知道警察要让人消失有多简单吗？”他说，“你完全想象不出他们能做什么。”在年轻人当中，对社会机关的不信任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在某种程度上，死亡是否发生并不重要。”他耸耸肩膀说，“三起可能的死亡惹怒了民众，让他们继续上街。”
“真相不重要？”
“整个系统完全被操控了，”他说，“真相就是，政府可以毫无负担地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施暴力。”
时间很晚了，天开始下雨。我们已经逛回见面的餐馆。还有几个男人在，他们抽着烟，大口喝啤酒，卷起上衣，露出苍白松垮的肚子。这时谈话已经进行了五个小时，无名告诉我，这片是他长大的地方：“这里的很多人仍希望继续他们在家乡的生活——他们完全没有融入香港。”
然而香港吸引人的地方不正在于它的向上流动性吗？我对他说，不论他对自己的父亲有何意见，这个男人搬到一片陌生的土地，在此养大了六个孩子并且把他们都送进了大学，这值得钦佩。而且所有的孩子都会说四种语言：广东话、普通话、闽南语（父母大陆老家的村子所使用的方言）和英语。无名此时没心思宽宏大量。“他二十多岁时，赌上一切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更好的生活，”他说，“他怎么就不理解，我现在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斗争呢？”
几天后，在与民主派活动家、重要的商界人士黎智英交谈时，我又想起无名。对于香港的困境，黎以家庭角色打了个比方。共产党，他说，将叛乱中的行政区看作是给家族蒙羞的坏孩子；香港人将中国大陆看作暴虐的家长。1989年，当邓小平下令镇压天安门抗争时，共产党得以关上门施行惩罚，就像无名的父亲惩罚自己的孩子那样。但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时代，封锁已无可能。“现在大门敞开了，”黎说，“邻居会听见。中国得找法子偷偷地、狠狠地掐他们。”
效忠北京的媒体将示威者描绘成一群不满的边缘青年，已是常态。在这些描述中，示威者不是理想主义者，而仅仅是对香港经济下滑而大陆经济蓬勃不满的人。1997年中国接管时，香港的G.D.P.占整个国家的18.4%，这个数字在二十年内下滑到了2.8%。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超过50%的示威者小于三十岁，但相当一部分人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然而，儒家的家国理念在中国根生蒂固。北京强调示威者的年轻，暴露出除了将其看作子女的忤逆，他们无从认识政治反抗行为。
“香港当前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空前的。”在香港主持一个研究中心的政治学者瑞安·曼努埃尔说，“当下千禧一代的父母，很多是逃离贫穷与政乱的难民——他们看重的是生存和稳定。但他们的孩子，生长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之一。他们在全球化的中心长大，享有一流的社会服务、医疗保障和自由社会的其他大部分基础设施。他们至少说三种语言。他们具有文化敏锐性，也具有独立人格。“而老一代人，不论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殖民时期的香港，对于获取政治权力都没多少期待。在他们的孩子看来，这种无为而自满的态度显得不可原谅。”
“要是我妈去参加亲政府集会，或者责骂我，我还会高兴一点。”二十六岁的示威者莎（音）对我说，“你无法与一个空洞争论。”莎是母亲唯一的孩子，成长中与父亲鲜有来往，因此与母亲特别亲。她用一个俗语形容是“相依为命”。然而在六月份，当警察第一次对人群使用催泪瓦斯时，她与母亲在一家餐馆，她开始抽泣——朋友从现场发来消息——她留意到母亲突然显得冷漠，甚至开始玩游戏，以此拒绝承认事情有任何异样。
莎知道母亲对示威者缺乏同情。两个女人从来都避谈政治，但现在莎决定要做出改变。“我想着要对她那个闭塞的家庭领域带来政治影响。”她说。后来她对母亲说，香港丧失自治权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从而掏空她一生的积蓄。年长的女人只是耸了耸肩。说即使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她也无能为力。莎再次尝试：“要是你不在乎自己和你的存款，那要是哪天警察把我带走呢？”她母亲再次耸了耸肩，说：“那我只能让他们把你带走了，不然呢？”
“我感到撕心裂肺。”莎告诉我。相依为命的日子到头了，而当两个女人试图假装相安无事，莎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觉，就好像他们只是在扮演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几个星期后，她们彻底停止了交流。
即使在游行之外，香港的生活也被政治化，变得剑拔弩张。出租车司机、店主、酒店门房：每个人都有一个要紧的观点，并且都急于询问我的想法。我试图使用中立的表达，以引出他人的观点。但你说的每个词——比如，是“示威者”还是“暴徒”——都必然会激怒某人。如果说普通话，人们就预设我同情北京；如果说英语，那我显然就是共产党政府的西方自由主义敌人。到达机场时，我告诉出租车司机目的地，他以广东话回答说：“如果你不会说广东话，那我就不会说普通话。”我换作英语，但他好像不会说。一个调度员走过来，知道我们未出发的原因后，马上用广东话对司机喊了起来。我只能听出个大概：司机会说普通话，但拒绝说。我提出搭另一辆车，但两人都充耳不闻。他们的争吵已与我无关。
在这种两极分化的氛围中，大家会因为店主的观点与自己相左，而不再去某家店，或某个餐馆、理发店。新的软件和社交媒体小组涌现，将本地的商家分为蓝（亲政府）、黄（支持示威）和绿（中立），为用户在这个日益分化的城市提供指南。
一天，我走进九龙南端商业区的一家按摩店。我是唯一的顾客，店里一个大屏幕正播放TVB的节目。TVB是香港最大的电视台，被看作有亲北京的倾向，不被示威者信任。我的按摩师叫阿莹（音），是个颧骨宽阔、纹了眉的中年女人。听到我说普通话，她笑了。我了解到，阿莹来自湖南北部的农村，对于抗议运动不了解也不关心，只在为生意感到痛心时，才想到这些运动。她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前一天至少能有十来位客人，现在能有六位就算好的了。
阿莹是1997年后来到香港的众多大陆人之一。他们怀着成功的憧憬来到这个富裕的城市。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达和香港经济的放缓，她不由觉得自己下错筹码了。她在湖南老家的一些亲人，得益于政府的安置补偿，过得比她好。她领我去洗手间时，我们走过一个清洁间大小、没有窗户的房间，这是她和丈夫睡觉的地方。
阿莹说起自己的女儿。女儿在附近做服务员，最近刚生了一个儿子。尽管女儿喜欢香港，阿莹却更喜欢大陆。虽然来港已经十五年，但她从未感觉融入。她的女儿怎么看待抗议运动？我问。阿莹耸耸肩。她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她知不知道女儿有没有参加过游行？说到这里，阿莹明显紧张起来。“她敢，我非打死她不可。”她说。
过了一会儿，一个攥着茶杯的男人从里间踱了出来。他与另一个按摩师原先在玩麻将。他跟阿莹说了几句湖南话，调高了电视音量。电视上示威者正在烧中国国旗。“他妈的恐怖分子。”他抱怨道，然后转过身，用普通话又对我说了一遍，大概认为我会点头附和。我说，我还在试图弄清整个情况，他皱起了眉头。“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说，“这群疯子要搞垮香港。一看你就不爱国，要不就会多关心关心国家大事了。”
我离开之前，阿莹的一位朋友到访。一个粗壮的圆脸大陆女人，挎着一包水果。她一边递出葡萄，一边抱怨自己小吃摊的客流大大减少。已经两个月了，她说。两个女人谈起一月过年时将回各自的老家，并以此寻求安慰。她们说，香港从来没有过节的气氛。大家都窝在自己的小公寓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阿莹的朋友点点头说：“这里从来没有家的感觉。”
香港一栋摩天大楼的三十二层，六十多岁的金融家将我引进一间会议室。从会议室望出去，维多利亚港湾波光粼粼，阳光照耀着寸土寸金的楼群，远处的山脊隐约可见。金融家在会议桌顶头落座，指间不经意地转弄白色的苹果耳机盒。
他是为数不多将西方资本和商业管理理念引入中国的重要商界人士之一。他在北京出生，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未能读高中。但是，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他成为国家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在加利福利亚读完研究生后，他先后供职于一些顶尖研究所和美国银行。回国后，他成了一位令人钦佩的交易推手，同时也因为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而传名——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位典型的香港人。
金融家首先查问我的情况：我怎么进入《纽约客》这样的地方的；我怎么没起个英文名。显然他更愿意发问，而不是被问。但我还是将话题转移到此行的目的：香港的经济及其与大陆不断演变的关系。他问我的角度是什么。我说我没有一个确定的角度，而是通过采访吸纳多种视角。“那不如节省点时间吧。”他抬起手说，并叫秘书打印了他的一篇专栏文章。于是我读起文章，他翻看手机。
文章里，他主张“民主意味着妥协”，并以此反对示威活动。我就这点向他提问。他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我不想争辩。”他说，“每个人都有权持有观点，不管有没有依据。”我问他对示威者的诉求怎么看。“我对一小撮暴力群众的诉求不感兴趣。”他说，并且称赦免被捕人士的要求纯属“无稽之谈”。毕竟，他说，香港“以法律和秩序为傲”。
在他看来，香港立法会的民主派政客在2014年有机会获得普选，但他们搞砸了。然而，那项提案——尽管展现了全民公投选举最高行政长官的可能性——指定所有的候选人都要由一个忠于北京和香港商界精英的委员会通过。我向金融家指出这一点，他对我打量良久。“这样的臆测——认为香港要普选，而北京不要——是谬误。”他说，“这不是事实。”
我想要理解的是，一小撮激进派的运动，怎么能吞噬整个城市？“你这不是采访我，”他说，“你这是与我争辩。”
采访就这样继续下去。他坚持认为，他关心的是事实与数据，而我似乎意在强加自己的偏见。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就示威本身与他争论了起来，要知道我可是从它的经济背景开始提问的。然而，在香港我几乎没有遇到两可的人，人们全心全意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对另一方意见的存在感到极度烦躁与恼怒。某种程度上，我感到金融家不是因为所谈的话题恼羞成怒，而是因为我们发生了争辩这个事实。在他眼里，我在冒犯他；仅仅就示威进行提问，就是对已有秩序的挑战，就像示威本身一样——是社会崩坏的又一个标志。
离开时我走过前台，接待员移开了视线。到了底层走出电梯，我惊讶地看到金融家站在那里。“我不允许你使用刚刚对话中的任何素材。”他说。我反对。“我说了，你不能使用！”他提高了音量。他盯着我录下对话的手机。“你非常无礼，”他压低声音说，“非常无礼。”
九月下旬我离开了几天，然后在十一游行即将爆发时回到香港。此时的香港就像绷紧的弦。因为路障，出租车不能开到酒店。下车走向酒店时，我发现人行道刚刚被挖起。平日车来人往的宽阔街道，除了防暴警察的脚步声就是一片死寂。
在大陆，七十周年国庆活动在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民族使命感中拉开帷幕。而在香港，首要任务是危机控制。国庆烟花被取消了，升旗仪式也为避免安保问题而移到室内。流言盛传如果场面不好收拾，北京将派出军队。
中午稍过，我走去一个足球场。示威者聚集在那里，挥舞旗帜呼喊口号。步道上涂写“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国殇哀悼是这一天抗议的主题。人们到处扔撒纪念死者的纸钱。我看到有示威者爬上一栋建筑的脚手架，扯下歌颂国庆的红色条幅，放火点燃。一个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的人举起一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肖像，习的脸上叉了一个“X”；经过的人纷纷扔鸡蛋。
集会对峙的阶段一开始，警察便朝示威者喷催泪瓦斯。我躲到一个商场的门檐下，看到附近天桥的台阶上的一个警察，一轮接一轮地发射橡胶弹。天黑时，我经过一栋公寓楼后的花园，里面散布着防毒面具、衣服、雨伞、护膝和头盔，应该都是示威者逃避警察时扔下的。到这时，已有五十一人被送往医院，两人重伤，一人中枪——这是抗议爆发以来第一次对示威者使用实弹。
我穿过一条巷子，警察正把示威者压在地上、铐上手铐。我看到一个年轻的急救人员的头盔上写着几行字：“如果重伤失去意识请勿施救。口袋里有手写遗嘱。”到处是火堆、碎玻璃和随手搭起的路障。街道和店面贴满了海报——“赤纳粹”、“永不中国”——连根拔起的路标在人行道上纵横交叉。
在这样的一片狼藉中，我的手机不断收到大陆亲友发来的消息，他们赞美祖国，催我看他们发来的阅兵视频。我感到无所适从。“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姨妈写道，“这是了不起的一天！”我不怀疑她的真诚，就像我也不怀疑此时街边一位涂鸦青年的决心。他正往人行道上喷写：“香港不是中国：还不是！”
一整天都没听到无名的消息，我开始担心。但凌晨左右他发来消息，给了我一个九龙的地址，是他和一个同伴的藏身之处。一点多我到了那儿，看到他跟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一起。“我们不能在这里说。”无名说。中年男人点点头，带我们去他的公寓。
这个男人属于一个被称作“家长”的松散团体，团体由年长一些的职业人群组成，为示威者提供交通、供给和其他协助。他是一位学者，公寓里摆满了雅致的物件——书法挂轴、黄花梨家具、一架大钢琴、到处铺放的乐谱。他说起话来很柔和，就像在叹息。当我问起他的故乡，他介绍了一大段：家族在大陆的祖籍，他在美国的学习经历。复杂而不确定，这个对于故乡的回答很具香港特色。
教授今天第一次见到无名。但整个夏天，他一直在为人们提供住所、食物和储藏装备的地方。这天晚上早些时候，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带了他的小组同伴来到公寓，其中一个人伤了胳膊。教授叫来一个医生朋友处理伤口。教授说，没人敢去急诊室。示威者不确定医院的政治倾向，也担心有人举报。“我感到非常无力，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他说。
无名告诉我他为什么消失。他在金钟碰上催泪瓦斯。有几位朋友找不到了，他正要去找，警察出现了，要围堵街道。他试图躲到一个水泥路障后，但一个警察喊道：“站住！”并拿着警棍冲了过来。他听见头顶有直升机在盘旋。他看准一个栅栏，跑了起来。正要纵身跳过去，一根警棍砸了下来。最终他还是爬了过去，但他身后的示威者就没那么幸运了。无名回过头，看到那个示威者正被几名警察按到在地。忍着挨了警棍的伤痛，无名一瘸一拐地走进附近的一个教堂。教堂是城市里给予示威者庇护的少数场所之一，而且约定俗成地不受无搜查证的警察管束。
已近凌晨两点，教授提出开车送无名回家。上了车，无名告诉我说，最近他会常常想到父亲。“他没有怎么受教育，但他一辈子都在养育我们。”他说，“他和我之间的区别是，我可以从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者至少我会尝试；但他却完全无法理解我。”
“我经历了四个时代。”记者李怡在家中告诉我。这是位于北角的一个高档退休公寓。“殖民时期、民国、日据时期、共产党时期。目前为止共产党是最糟糕的。”李现年八十有余，六十年前开始记者生涯。将近三十年前，他创办了一份月刊并担任编辑。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月刊，一直对北京保持批判态度。“我深感羞愧。”他说，“八十年代时，如果我们有当下年轻人的勇气，香港或许就没有当前这些问题了。”
他告诉我，在中英谈判时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想法，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将缓和其硬性政策中最糟糕的部分。这种现在看来很幼稚的乐观，他感到，与他们这代一直能够自由地表达政治观点息息相关。而被剥夺这项自由的一代人，自然而然会选择反抗。
尽管如此，当我2018年与香港的民主派领袖最后一次交谈时，他们都无法想象到那以后发生的事情。由于2014年的示威活动，那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缠身于无休止的官司。而他们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当下的政治体系里逐步推动改革，而且即使是这样温和的企图也受到阻挠。目前我在香港遇到的所有人，没有一个声称预见了2019年系列事件的来临。
香港和北京官方的猝不及防也是不争的事实。来自香港有线电视的记者吕秉权，多年来跟踪报道难以捉摸的共产党政界，他向我描述了官方是何等措手不及。中国政界有句话——“逢九必乱”，人们相信，每逢以九结束的年份，国家就发生最大的动荡。（自1949年国民党倒台后，以九结束的年份分别依次地发生了：大饥荒、中苏边界冲突、中越战争、天安门事件和法轮功危机。）
2019年年初，习近平号召干部和各省领导人，“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然而，考虑到的所有可能的问题中——从新疆的动乱到美国的贸易战——香港却不在名列。在中国的预想中，今年的民主活动会被成功控制，其所支持的候选人将横扫十一月的区议会选举；同时为亲北京党派在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赢得绝对胜利做好准备。而实际上，北京的对手阵营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民主派候选人赢得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席位，而原先这个数字只是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一年的动荡脱离了控制，社交媒体上，“逢九必乱”四个字成为讽刺性的话题标签，通常配以习的名字或面部特写。
没人能拒绝预测未来的诱惑，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对于天安门式镇压的忧虑有所缓和。尽管北京向邻近的深圳增派了军队，但这一举措更像是以备不测，而不是发出信号。同时，十一后参加示威的人数有所下降。剩下的人群多由各行其是，各执己见的团体组成。
雨伞运动领袖戴耀廷，今年早些时候曾因当年的活动入狱。他注意到，在最近的示威活动中，出现了长期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加泰罗尼亚的旗帜。他还认为，几个月前普选方面的让步就足以让人们欢欣鼓舞，而现在恐怕只有独立才能让他们满意。
这种使命偏离的现象与几个月前多么相似：针对引渡法案的诉求仍被漠视，其他诉求便出现了。而且它们激起的情绪如此高涨，最终法案的撤回并不能够平息浪潮。“大家确实在谈论诉求。”香港“法政思汇”律师组织的前召集人任建峰说，“但是，归根到底，激发人们上街的是警察暴力。”换句话说，进行到现在，驱使示威活动的根本力量，是由示威所暴露出的权力机构的本质。
2010年曾因政治活动被捕的作家洪晓娴，告诉我她对于示威活动的担忧。去中心化的结构有利于避开当权者，但在这一结构下，没有人能够代表示威者有效地进行谈判。洪尤其为前线示威者担忧；她遇到的很多前线示威者都出身贫寒，所受教育有限，他们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处于劣势。“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即使香港独立了，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改变，”她说，“即使他们的政治诉求得到满足，我也看不到他们的未来。”
目前，洪继续说，大家因为大陆这个一个共同的敌人奋起反抗，但她认为这样的敌意推迟了对一些集体议题的梳理，尤其是收入不平等与教育的问题。没有人去思考如何把这场政治革命转变为一场亟需的社会改革。
对于很多年轻示威者关于身份追问，任建峰指出，香港身份是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香港的人口历来都是流动的、暂时的。”他说。这一点在这个城市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后发生了变化。任继续说：“现在十几二十岁和三十出头的人，恐怕是第一批没有经历移民潮冲击的几代香港人。”由于当前的移民潮越来越倾向于与大陆的双向交流，而非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流通，那么与大陆文化同质化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目前对香港身份的追问，在未来的某一天看来将只是一次短暂的历史意外。
那位后来被捕的“2047”演员告诉我，另外有部剧我也应该看看，叫做《卢亭百年梦终章——绝望与希望》。根据地方传说，卢亭——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是香港的先民。据编剧黄国钜介绍，这部剧之前的四部曲，不是把卢亭传说看作历史教科书，而是试图通过思索卢亭这个异形的意义去把握香港的过去。这一部则以幽默而非争辩的形式，迂回地探寻这片土地的未来。演出一共分为十一场，除了第一场和最后一场，其他场次可以随机呈现。“没有一个故事是直接的，”导演陈曙曦对我说，“现实是一团乱麻。”
这个场地是一处违建，贴瓷砖的建筑围起一个院子——这是一个由屠宰场改造而成的艺术村。我到的时候，观众在夜晚滞重的空气中四处晃悠，等着演出开始。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满脸胡茬、扎着马尾的男人，快速穿过人群，登上一个台子。他大声喊：“不自由，毋宁死！”这不是什么帕特里克·亨利，而是卢亭一族的先人，一位传说中的起义将军，叫做卢循。卢循从大陆游来香港岛。“我宁愿淹死在海里，也不愿落入暴政的罗网！”他慷慨陈言。
在第二场戏“觉醒”中，一位演员领着观众走过一条鹅卵石小径，进入一栋废弃的黑暗房屋。渐渐的，我们看到一个卢亭的身影。海牛般的头松垮地罩在一个脆弱的、人的身体上。不情愿地从长长的一觉醒来，他问：“今夕何夕？”随着观看继续，他注意到污染的海水气味，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生命实体，并且能够就自己从海洋生物化为陆地生物的状态进行提问。“做人太痛苦了！”他呼喊着抗议自己的命运，尽管与此同时他不情愿地长出了人的四肢。
演出就这样在梦境与讥讽中游走。有一段，一个卢亭参加竞选，但他关于社会经济变革的主张，被政敌斥为“幼稚”。另一段，一个卢亭保护区建立起来了，但公众对卢亭遗产的兴趣迅速将保护区变为一个旅游景点。一个卢亭指责游客亵渎神圣的祖先土地，他们却不屑地说卢亭应该感激经济发展。有一小会儿，观众被帘子分开两组，分别上演不同的内容。一边题为“独裁政权”，一边是“民主”。就像陈指出的：“没人能够选择他所生活的社会。”
卢亭非人非鱼的中间状态，是否正是香港的象征——夹杂在中西方之间，属于中国又不是中国？陈不想给出绝对的解释，但他承认示威活动激起了他对香港存在性质的思考。“香港由东西方强大势力的梦想共同建造，”他说，“但如果我们的存在是由他人的梦想所创造，那对于我们这些在那个梦中出生、现在突然醒来的倒霉鬼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最后一场戏回到了最初：又一个觉醒。一个卢亭为诸多存在主义危机所折磨。创造下一代卢亭的任务落到他的头上，但他不确定这样做是否道德。“他们能在这个世界生存吗？”他问自己，“我们无法询问下一代是否希望出生，就像我的父母也从未问过我。”
在演出的最后，观众被引上舞台，卢亭们穿插在人群中，祈祷般地一遍遍高诵演出的最后一句台词：“我该何去何从？你可以告诉我吗？”一开始他们众口齐声，抑扬有致，最后渐渐变成几乎无法听清的一声耳语：“你们人类很聪明，你们一定有好答案。告诉我。告诉我。”
简体中文版由陈冬梅译自英文。
该文亦发表于杂志2019年12月16日纸质刊，原题《The Act of Protest》。
樊嘉扬2016年成为《纽约客》杂志签约撰稿人。Published in the print edition of the December 16, 2019, issue.
- Jiayang Fan became a staff writer at The New Yorker in 2016.Read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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