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她的父親會帶她去熱鬧的共產黨集會，那裡充滿了音樂、舞蹈和激昂的演講，鼓舞著工人。18歲那年，她在一家紡織廠工作，自己也投票支持共產黨。
但那是之前——中國成為紡織強國，本地企業被削弱之前；她和她的同事失業之前；她帶著兩個長大的兒子，回她父母家啃老之前；中國移民到達普拉托(Prato)，租用停業的紡織廠並整晚縫製衣服之前——現在一切都變了。
在去年的全國大選中，61歲的特拉瓦格利尼投給了聯盟黨(League)，一個極端右翼政黨，滿嘴狂言的黨魁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為義大利的困境提供了最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關上國門。
普拉托的紡織工人羅蓓塔·特拉瓦格利尼失業了，她年輕時支持共產黨。去年，她投給了極端右翼政黨聯盟黨。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詆毀伊斯蘭教，並警告說一場「入侵」行動讓義大利人面臨「種族清洗」的威脅，他發誓要把帶來北非移民的船都禁掉。他自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要把被剝奪的人民從早已蛻變為一群離地精英的義大利左派手裡解救出來。
特拉瓦格利尼覺得，薩爾維尼說的正是她這樣的人，並為他們生活的遭遇提供了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黑暗的全球力量和道德敗壞的移民偷走了義大利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過上舒適生活的承諾。工匠和勤勞的勞動者把義大利從二戰廢墟中救出，建立了一個繁榮的國家，結果卻被邪惡勢力奪去了成果。
「我們被世界的精英掌控著，他們希望我們一直窮下去，」特拉瓦格利尼說。「我小時候，是共產黨在保護工人，保護我們的社會階層。現在，是聯盟黨在保護人民。」
對於聯盟黨的崛起（如今已被政府排除在外，但有望在下次全國選舉時領先），通常的解釋是公眾對於移民的憤怒造成的。這顯然是個主要因素。但是，這種轉變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打下根基，當時像普拉托這樣的紡織小城正被全球經濟力量——尤其是來自快速發展的中國——的競爭所擊倒。
這是一個與美國中西部工業區相似的故事。隨著中國迅速成為出口大國，失業和絕望在美國製造業中心地帶增長。人們對幾十年貿易自由化的憤怒在唐納德·J·川普入主白宮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托斯卡納中心地帶的普拉托工業區。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事實證明，義大利尤其容易受到來自中國的競爭的影響，因為這裡的許多手工行業（紡織品、皮革、製鞋業）長期以來一直由小規模的家族企業主導，缺乏能夠與來自14億人大國的工廠競爭的規模。四個義大利大區——托斯卡納、翁布裡亞、馬爾凱和艾米利亞-羅馬涅——直到1980年代都在投給共產黨，而後成為中左翼候選人的可靠支持者，近些年來，這些地區急劇向右翼搖擺。
許多勞動階層人士認為，這是搞錯了先後順序：是左翼先拋棄了他們。
「那麼多的義大利家庭都在掙扎，」費德里卡·卡斯特里奇尼(Federica Castricini)說，現年40歲的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馬爾凱的製鞋廠工作，她已經拋棄左派，投奔了聯盟黨。「左派現在根本沒有看到義大利家庭面臨的問題。」
儘管有馬克思主義的外表，且和蘇聯保持了一致，義大利共產黨從未致力於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它的左翼性質與瑞典等北歐國家一樣，其領導人意在公平分配經濟增長的收益。
「在二戰後的經濟建設時期，左派在發展階段始終是勝任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義大利政治理論家納迪亞·烏爾比納蒂(Nadia Urbinati)說。「他們可以通過承諾高薪、養老金制度和醫保來治理。當經濟增長時，左派力量強大，因為左派提供了就業。」
在馬爾凱大區的製鞋廠工作的費德里卡·卡斯特里奇尼說：「左派現在根本沒有看到義大利家庭面臨的問題。」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當沒有工作時，」烏爾比納蒂接著說，「左派沒有提出一種資本主義體制的替代方案。右派做出的一種感人的短期回應是有效的，表明它有能力利用國家機構實施法律和秩序。」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義大利的官方失業率已超過10%。高昂的公共債務加上歐盟限制赤字的規定，使政府無法支出資金來促進增長。銀行因不良貸款陷入困境，因此遏制了借款。人口老齡化，逃稅猖獗，經濟停滯，年輕人才流失。
在一些城市裡——比如臨近托斯卡納中心佛羅倫斯的普拉托——人們已經把左派看作是一幫頹喪的專家治國論者，把全球化當作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
「在過去，所有左翼政府都在說，複雜問題沒有簡單答案，」就歷史和政治著書的普拉托作家裡卡多·坎梅利(Riccardo Cammelli)說。「薩爾維尼在說，現在複雜問題有簡單答案了。」
義大利蒙泰格拉納羅，一家倒閉的鞋帶和鞋履配件店。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國衝擊
在二戰結束之時，奇維塔諾瓦-馬爾凱(Civitanova Marche)破敗不堪。盟軍為了摧毀橋樑，對這個亞得里亞海岸城市狂轟濫炸。
「城市當時已經不行了，「81歲的塞薩裡·卡蒂尼(Cesare Catini)回憶說。卡蒂尼是三兄弟中的老大，必須工作以幫助養家糊口。12歲的時候，他離開了學校，與叔叔一起製鞋，開始了一段與義大利民族進步歷程同步的事業。
1961年，卡蒂尼只有22歲，他開創了自己的生意，在他的車庫裡製作女鞋。他的兩個弟弟也加入了他。他們從那不勒斯和米蘭的製革廠購買皮革，每天製作50雙鞋，然後在街邊市場上售賣。
他們將利潤投資在增加機器和工人上。到了1980年代，他們從米蘭聘請了一位設計師，他們的工廠僱用了70名工人，鞋品在美國和西德銷售。他的兩個孩子上完了高中。他和在廠裡負責管賬的妻子在山頂上買了一座面朝璀璨大海的磚房。
到了1990年代，危險正在醞釀。卡蒂尼在米蘭和博洛尼亞的展銷會上向國外買家展示他的商品。他發現來自中國的訪客在給他的設計拍照。他想：「他們怎麼來展銷會什麼都不買呢？」
低價的中國競爭令塞薩裡·卡蒂尼在1961年開創的鞋履生意受到重創。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答案會在下一個十年揭曉。德國客戶取消了訂單，突然能從中國供應商那裡用低價買到越來越高質量的鞋履。
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能輕易進入全球市場。隨後數年，義大利鞋履生產商的出口量急跌了超過40%。
卡蒂尼為了生存孤注一擲，不情願地跟一家義大利流行時裝品牌達成了協議。他借了約30萬歐元（合234萬元人民幣）在羅馬尼亞建了工廠，為新鞋子製造鞋幫。成本遠遠低於在義大利生產。
不久後，那個義大利品牌逼他降價，聲稱用一半的價格就能從中國買到同樣的鞋子。但下降後的價格並不能抵付他的開支。
2008年年初的一個早上，卡蒂尼在工廠車間內將工人召集到一起。其中很多人已跟他相識了幾十年。他參加過他們的婚禮、孩子的洗禮和親人的葬禮。他會預支薪水給他們買房子。現在，他要跟他們說，大家都要失業了。
「我每晚都會夢到這個場景，」他說道。發紅的臉頰痛苦得扭曲起來。「這些工人由始至終都是家人。」他緊緊攥著手中的棕色斜紋帽，促使他的妻子過來輕輕把帽子拿走。
普拉托的反華塗鴉。在被中國工廠搶了生意後，這個地區湧入大量外國移民。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附近的山頂小鎮蒙泰格拉納羅(Montegranaro)，原來約600家製鞋商減少到了約150家，本地居民由此開始接受聯盟黨及其對移民的刻薄言論。
「當人們感到經濟上缺少保障時，他們就無法忍受保障被提供給了外國人，」蒙泰格拉納羅議會的聯盟黨議員莫羅·盧森蒂尼(Mauro Lucentini)說。
他身材健碩，身穿綉著美國國旗的藍色毛衣。「因為我愛美國！」他說。「我愛川普！」他揮舞著一條寫著「義大利人優先」的藍白絲巾，上面還印著聯盟黨的標誌：一個手持寶劍和盾牌的武士。
盧森蒂尼的職業是房地產經紀人。他說，過去十年房地產價格跌了一半。1996年和2008年間，他每年能出售約100套公寓。今年只售出了10套。
最近一天早上，他在村子裡散步，街道上種滿了柏樹，朝向已染上了秋天色彩的牧場。盧森蒂尼點出了那些衰落的標誌。他媽媽的傢具店受到宜家的劇烈衝擊。宜家從亞洲的廉價供應商大量進貨。一家倒閉商店的玻璃門上鋪著紙皮。這家商店原來售賣鞋帶和其他鞋履配飾。一家賣工具和機械的店鋪空空蕩蕩。一家曾經聘用120人的三層工廠已被棄置，牆上的油漆已剝落。
蒙泰格拉納羅地方議會的聯盟黨議員莫羅·盧森蒂尼。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盧森蒂尼跟一位老太太打招呼，親吻她的兩邊臉頰。她經營著一家超過半個世紀歷史的香水店，店鋪瀕臨倒閉。他摸了摸嬰兒車裡的新生寶寶的臉蛋。
「那很不尋常，」他後來說。「這裡的人都不願意生孩子。」
20年前，小鎮大概有14000人，現在降到了13000人，其中有約1000名新移民，他們來自阿爾巴尼亞、非洲和中國。他描述新來移民時用的是帶有種族歧視的字眼，說那些黑皮膚的外國人破壞了他的社區。
「移民高峰時期發生了很多暴力案件，」他說道。「尤其是奈及利亞人，他們非常瘋狂、非常兇殘。」
這種言論越來越普遍了。在五年前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聯盟黨在馬爾凱區只獲得了3%的選票。今年獲得了38%。中間偏左派的民主黨的支持率從45%降到了22%。
盧森蒂尼承認，他的社區的問題由很多原因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義大利的打擊尤其大。對歐元存亡憂慮導致貸款利率上升、信貸收緊。曾有俄羅斯人帶著一沓沓鈔票來到鎮上買鞋，但那已經因為美國和歐洲的制裁停止了。
但他堅持說，聯盟黨試圖通過阻止移民和降稅來解決經濟問題是正確的做法。他聲稱，移民實際都不是逃離戰爭和貧窮，這與事實不符，但許多聯盟黨支持者是這麼看的。
「我們不能不幫助鄰居，反而去幫助非洲的最後一個人，」他說。
在美國客戶轉向中國後，馬利尼的工廠也順勢而行，將面料發往那裡。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以前沒人害怕未來」
早在12世紀，人們就開始利用羅馬人修築的運河的水，在普拉托生產織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湧入城市的工廠工作，開始了一場現代勃興。在1980年代，義大利頂尖時裝品牌都把設計師派到普拉托。當地生產者為阿瑪尼(Armani)、凡賽斯(Versace)及杜嘉班納(Dolce & Gabbana)提供面料。紡織廠一直都保持小規模、專門化的經營，利用設於家中的工作坊，讓它們能因應不斷變化的時尚品味迅速作出調整。本地的企業家看著巴黎和米蘭的T台模特穿著他們的作品，感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
愛德華多·奈西(Edoardo Nesi)說：「我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他白天經營祖父成立的紡織工廠，晚上寫小說。「人人都有錢賺。」
共產黨控制了整個小鎮，利用他們的權力做公共工程——一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廢棄工廠內的圖書館，還有一家紡織博物館。
奈西的父親是貝多芬、文學和按時付款的愛好者。他傳給兒子一個利潤豐厚的生意：他將羊毛運往西德的大衣廠家，對方10天後把錢交回來，雷打不動。他的父親向他保證說，這是保持一直成功的秘訣。誠實、生產優質的布料，「然後你就會和我一樣快樂。」
「我們生活在一個40年來事事順意的地方，」奈西說。「沒有人害怕未來。」
迫於降低價格和品質的壓力，愛德華多·奈西賣掉了祖父創辦的紡織廠。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現在回想起來，他們本應害怕才對。到1990年代，德國人開始購買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廉價紡織品。然後，他們把目光轉向了中國。德國客戶感到了節約開支的壓力，因為大量新零售商正在侵蝕他們的業務——比如Zara和H&M這樣的品牌，就在利用亞洲的低工資工廠。
中國工廠購買的德國造機器跟普拉托工廠裡的一樣。他們聘請義大利顧問，這些人向他們傳授這一行的現代工藝。
有些企業用提升品質來應對。當地一家名為馬利尼(Marini)的工廠跟隨自己的美國服裝品牌客戶的腳步，將重心移向中國，將他們的面料發往那裡。但這顯然只是個例外。據義大利貿易協會Confindustria的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11年，普拉托的6000家紡織企業減少到了3000家，而紡織行業的從業人員從4萬人減少到了1.9萬人。
奈西試過為Zara生產衣服，而Zara不斷壓價。「為了把產品賣給Zara，你開始想方設法降低自己的品質，」他說。「他們想要最好的外觀。必須看起來像你該有的品質，但實際上卻沒有。這或多或少也描述了他們想把我們的生活變成什麼樣。它看起來像你該有的生活，但質量卻比較差。」
最終他還是賣掉了公司，以使他的父親免於「充滿恥辱的晚年生活」。
普拉托一家中國零售商的展廳。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國移民的）「義大利製造」
隨著普拉托工廠的倒閉，中國人開始前來這裡尋找機會。
他們大多來自以創業精神聞名的沿海城市溫州。他們接管瀕臨倒閉的工廠，建設新的工廠。他們從中國進口面料，縫製成衣。他們精明地模仿義大利時裝品牌的風格，同時為自己在義大利生產的服裝貼上那個有價值的標籤——「義大利製造」。
如今，這座城市的20萬居民中，超過十分之一是合法的中國移民，另外，根據不同的估計，可能還有1.5萬人缺少必要的文件手續。
中國食品雜貨店和餐館已經開始為本地居民服務。在城市郊區，中國人擁有的倉庫裡堆滿了準備運往佛羅倫斯和巴黎街邊攤的服裝。
在轉向右翼的義大利紡織工人看來，中國人的到來往往跟非洲移民混為一談，都是對他們的羞辱，也讓普拉托變成了一座他們不再有認同感的城市。
普拉托出現了服務移民人口的中國雜貨店和餐館。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認為他們來搶義大利人的工作不公平，」被工廠裁員的紡織工人特拉瓦格利尼說。她聲稱，中國企業不納稅，還違反工資法，降低了所有人的工資。
自從近三年前失去在一家紡織廠的工作後，特拉瓦格利尼靠給鄰居們縫補衣服為生。「沒有工作機會，甚至連年輕人都沒有，」她說。
她承認，中國工廠是有工作機會，但她不會接受。「那裡都是中國人，」她帶著明顯的厭惡說。「我覺得不自在。」
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對她來說是一種詛咒。她堅持認為，義大利是義大利人的國家——這個詞永遠不能適用於中國人，哪怕是在義大利出生、受教育、講義大利語的中國人也不行。
「他們是義大利化了，」她說，「但他們仍不是義大利人。」
華人社區裡的人們則抗議稱，他們對當地經濟的貢獻通常被籠罩在一層種族歧視的指責裡。
「這些倉庫在中國人來之前就是空的，」20歲的馬可·翁（Marco Weng，音）說，他的父母30年前從中國來到這裡。「中國人沒有搶誰的飯碗。是我們創造了工作機會。」他正準備與合伙人一起開一家韓式炸雞餐館。
「中國人沒有搶誰的飯碗。是我們創造了工作機會。」馬可·翁說，他的父母30年前從中國來到義大利。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3歲的馬可·洪（Marco Hong，音）是第二代義大利華人，他在父母創辦的服裝公司裡負責生產工作。該公司經營Distretto 12品牌，從普拉托的工廠購買面料，縫製時髦的現代服裝，在西班牙和德國上架銷售。約有35人在這家工廠工作，義大利人佔到差不多一半。
「了解這個行業的人都知道，自從中國人來到這裡，工作機會就增加了，」他說。
特拉瓦格利尼認為這應叫社會的向下流動。她用父母給的錢買菜。她的小兒子即將搬到杜拜找工作，在普拉托看不到未來。
她的大兒子以前自認是共產黨人，崇拜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現在，他成了聯盟黨的活躍份子。
她再也負擔不起去這座中世紀古城市中心的精品服裝店購物了。最近一個下午，她去了一家中國人經營的工廠店看他們的貨品，發現店內很多商品都是由中國公司在普拉托生產的——有仿毛冬衣、皮夾克和蕾絲胸罩。
「這些東西都很漂亮，」她說，「而且不算太貴。」
Peter S. Goodman是駐倫敦的歐洲經濟記者。他曾是駐紐約的國家經濟記者，他還曾在《華盛頓郵報》擔任中國記者，並曾任《國際商業時報》的全球總編輯。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 @petersgoodman。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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