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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7日星期二

梁京:「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政治意义

12月16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署名评论指出了这样一个被商界广为接受的事实,那就是刚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虽能对美中乃至世界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所缓和,但作用并不如很多人期望的那麽大。换句话说,这个贸易协议的经济意义其实有限。既然如此,为甚麽习近平和特朗普还要花费如此大的心力,赶在年底前完成这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呢?坦率地说,我没有意识到,在香港危机大爆发以及新疆集中营问题彻底曝光之后,美中贸易谈判的政治意义不可避免地要升级,令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正如美方最近透露的,把美中贸易谈判以分阶段达成协议的方式走出习近平5月大翻盘后造成的僵局,是中方提出的。美方居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令许多人因此而推测,为了明年连任,特朗普不得不把更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先搁置起来,先把农民的选票稳住。我相信,习近平和整个中方高层也是这样看的。但香港危机爆发,大大增加了特朗普的谈判筹码,且中国经济的急剧恶化也瞒不住美方。在这种情况下,精明的特朗普岂有不得寸进尺的道理。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习近平一再以种种手段,试图让协议文本与美方曾经的让步承诺一致,特朗普却毫不客气,完全不在意让习近平和整个中方高层以严重的挫败感接受这个事实:分阶段的主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方现在不得不吃下自己种的苦果。

那麽,中方吃下这个苦果的具体政治意义是甚麽呢?有人已经将这次协议与历史上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相比,以强调其历史意义之重大。我的看法是,虽然这个「阶段性贸易协议」的「名头」不如那两个条约的「规格」高,但就其历史重要性而言,确实可以相比。不过,就实质性的政治内涵而言,恐怕更为贴切的,应该是把这次的「阶段性贸易协议」与鸦片战争导致的《南京条约》相提并论。为甚麽呢?因为《南京条约》的主旨并不是夺大清的国土和财富,而是以西方文明的价值给中国文明「立规矩」。正是这一点,让当年大清的士大夫们痛心疾首,也让今天的「党国」精英如鲠在喉。

与《南京条约》背景相同的是,此次协议虽源于贸易摩擦,但冲突的根子是中西文明的价值分歧。香港危机则提醒我们,要弥合这种文化分歧有多难: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只有当年《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实现了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改造,而在经历了几番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中国本土的皇权文化又全面复辟了。这是不是意味著中国今后要重复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再到《辛丑条约》的政治演变逻辑呢?

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因为中国掌握了「夷人之技」,使得这个逻辑的重演不仅对西方,而且对整个世界也变得更加危险了。南海替代了黄海,可能为下一个《马关条约》埋下伏笔,而今天中国官媒的「新义和团」话语,或正在为下一个《辛丑条约》做铺垫。面对这种真实的危险,美国和整个文明世界的认知和决断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有一定政治空间的华人世界的认知和决断。这两个因素的互动能不能减少中国政治转型的代价,2020和2021,也就是明、后两年,或可见分晓。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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