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Tuesday, October 22, 2019
香港與中國一個國族的共同想像在回歸22年後幻滅，由技術性的引渡條例引發反中的全面示威，從今年六月延燒至今已超過四個月，仍無緩和的跡象。兩百萬的群眾有如黑潮般緩緩漫延在香港的大樓之間，震撼人心。10月1日中國70年國慶之後，警民衝突的情況急轉直下，警方甚至近距離朝示威學生的胸口開槍，警民更嚴重的衝突一觸即發，暗處的非法逮捕與失蹤人口與日俱增。一片散不開的烏雲壟罩香港，人心惶惶。
若非台灣的特殊處境，這或許不是世界上每一個人必須關心的議題，但在資訊自由的國度，這是數月來無人不曉的熱議新聞，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表達看法。這已是自由世界在社群網路時代的生活方式，也是個人表達政治觀點最簡單、最無害，事實上也是最無效的做法。
但10月4日NBA休斯頓火箭隊總管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發文支持香港示威群眾，卻引發一場中國與NBA之間的風暴，而這場風暴不只是中國憤青在網路社群的言論霸凌，它可是能讓NBA在中國的龐大商業利益一夕消失的大海嘯。中國籃球協會主席姚明宣布立刻終止與火箭隊交流，大有不顧老東家情誼，以民族氣節為大義的氣魄，或許只是身不由己的傀儡。
莫雷並不是凡事有意見的所謂「覺醒者」，惹事之後立刻刪文。火箭隊老闆第一時間譴責莫雷的言論不當，NBA也緊急發表聲明做損害控制，為莫雷的言論傷害中國球迷感情表示遺憾。其實NBA的遺憾所為何事？原文語意不清不楚，以上是NBA總裁席爾瓦（Adam Silver）在記者追問下的說明，而NBA的聲明中英文出現差異，發在微博上的中文聲明直指莫雷所言是「不當言論」，對此NBA「極其失望」。
然而這種打自己小孩賠不是的做法立刻引起美國輿論與部分國會議員的憤怒。諷刺卡通《南方公園》立刻推出一集，諷刺進入中國的企業，為了取得中國的市場，與中國統治者配合，為虎作倀，雙手沾滿鮮血。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NBA總裁只好表明捍衛莫雷言論自由的立場，清楚拒絕向中國道歉與開除莫雷的要求。
席爾瓦也承認NBA必須為此付出金錢龐大損失的代價，不忘提醒美國民眾莫雷大嘴巴的後果正在由NBA與球團承擔。其器之小，一斑可見。更重要的，NBA與席爾瓦所表達的立場，就是不對中國處理香港的方式做道德判斷。簡單講，那是香港人的小孩，與NBA無關，而NBA所要捍衛的只是美國人的言論自由，無價可買，但美國之外的國度，金錢才是普世的價值。
儘管小心翼翼，席爾瓦與NBA對中國前恭後倨的態度並沒得到美國人一致的認同，事實上態度轉變後的席爾瓦與千萬年薪的NBA球員立場並不一致，其中以湖人隊的超級巨星詹姆斯（LeBron James）為代表。這些靠精湛球技與商業代言而身價上億的超級巨星，此時堅持政治歸政治，打球歸打球，一反他們以往對社會議題關注的形象行銷。只要看看這些運動巨星背後的利益所在，左右他們立場的關鍵因素立刻一目了然。
美國職業籃球在中國有廣大熱情的觀眾，是NBA無法不正視的事實，這並非偶然。相較於美國職業球賽的四大聯盟，只有NBA是戰後1946年成立，其他三個聯盟最年輕的NFL（美式足球）也已成立99年。在美國以外的地區或國家成為國球往往需要更多的歷史因素，不易憑空推廣。但籃球運動是一個投資成本相對低廉的運動，戰後隨者美國國力散布到全球各地，讓NBA成為四大聯盟之中最多海外投資的聯盟。
若細看NBA在中國的發展，等於見證了戰後美中關係的發展。兩國於1979正式建交，同一年NBA分別在北京與上海各打了一場表演賽，拉開NBA進軍中國的序曲。有趣的是，中國在80年代許多單項運動已在國際上大放異彩，頂尖的運動員為國爭光，也受到國家優渥的照顧。然而像NBA這種集資本主義於大成的職業球賽，仍與共產黨的教條格格不入，官方並不熱衷，以至於初期的發展有限。
這要等到1989年才出現極大的轉變，這個轉變未必只是因為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結果。
1989年，也就是天安門六四大屠殺的同一年，NBA在全世界譴責中國屠殺學生的聲音中，悄悄與中國簽訂合約，授予中國央視NBA籃賽的轉播權。從此世界上水準最高的籃球賽，透過中央電視台進入中國人的客廳。而中南海也深刻了解到，保持人民賺大錢的希望與鼓吹全民逸樂取向的政策，才是維穩最有效的捷徑。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統治術。
這個愚民政策進入本世紀後更加精進，加上姚明於2002年加入休士頓火箭隊。NBA一方面將姚明塑造成國際最知名的華人球星，讓姚明在中國享有如民族英雄般的地位，一方面也讓火箭隊與NBA在中國大發利市。姚明不到十年的NBA生涯，多次受傷，表現固然可圈可點，但在眾多NBA巨星之中並不特別突出，然而NBA成功的行銷策略，靠著中國人對姚明民族情感的投射，讓NBA在中國的市場達到巔峰。
據估計，光去年一季，中國觀看NBA球賽的人數高達五億人。除了傳統電視轉播，中國最大網路公司騰訊科技，剛在今年七月底與NBA簽訂第二個五年契約，繼續提供NBA球賽的的影音串流服務。外界以騰訊五年前簽訂的7億權利金估計，NBA這次可能賺進至少15億美元。毫無疑問，中國已是NBA在美國以外最大的市場，佔年度營收的10%以上，若加上周邊產品，據富士比估計，NBA在中國的資產遠超過40億美金。其實這是中國經濟崛起後，被刻意廣為宣傳的標準情節，而NBA這樣的故事大家也已耳熟能詳。然而商機無窮的誘惑之下，中國一個隱晦的政治目的，卻是西方國家與企業主視而不見，也難以估算的成本。
一如進軍中國市場的大企業，NBA極盡所能不碰觸中國的政治問題，這對所有得以進入中國頻道的娛樂企業當然有領頭的作用。例如美國最大體育電視台ESPN，一年半前就任的新總裁Jimmy Pitaro強調ESPN的非政治性，但絕不遺漏任何有關體育的政治議題，但這次NBA事件爆發後，卻公開要求其記者不要評論中國的政治，甚至要求其記者取消一個中國問題專家的訪問。而這些必要的政治議題，只是為了要討論NBA在中國的處境。
另一娛樂界龍頭狄斯耐也是如此，對香港人民長時的抗爭，唯一值得狄斯耐關心的是，示威持續下去會嚴重影響他們血汗樂園的收入而已。不必驚訝，ESPN與狄斯耐的節目也是透過騰訊串流到中國。
中國的統治者相信控制美國商人的生意，就能控制美國商人的嘴，而控制美國商人的嘴，就能控制美國政府的政策。這種如食物鏈般的控制邏輯，正好讓中國處於這個食物鏈的最高端。許多問題的價值與道德立場其實十分清楚，一個自認有覺醒、有社會意識、關心社會正義，連美國國歌都認為有種族歧視的的超級明星，如何能對香港的情勢視而不見？還要求大家集體失語？美國卻為了這群富可敵國的明星與商人投鼠忌器，任由中國一意孤行。
樂觀的人認為，這次火箭隊莫雷的「失言」似乎意外開啟了一扇窗口，讓美國大眾看清楚這個食物鏈的本質。要說它是一面照妖鏡也不為過，讓一些平時頂著道德與弱勢族群光環的有力者，現出追逐利益的貪婪嘴臉。但我們有機會一舉打破這些偽善的利益團體嗎？筆者並不樂觀。這次美國輿論與政治人物對中國NBA的不滿，比起當年排山倒海的抵制納粹奧運相比，可能連個小漣漪都不是。有一定理想性的世界與美國奧委會都不為所動地給予納粹德國機會，要撼動唯利是圖的NBA與球隊老闆談何容易？
莫雷的發言就像照妖鏡。路透社／達志影像
當因政治的干預，而讓運動場上出現道德危機，美國一向不願選擇站在道德的一邊，而過於天真地希望把政治逐離運動場。這才是造成這次NBA面對中國與85年前美國奧委會面對納粹奧運進退失據的真正原因。那場抵制納粹奧運的運動雖然以失敗結束，但維持三年之久，轟轟烈烈，今日讀來，仍充滿既視感。我們下次再談。
（下） Monday, November 4, 2019
美國職業籃球協會NBA的設立以商業利益出發，金錢的計算比價值的計算更具體而直接。NBA的組織章程與奧委會充滿人道關懷的章程截然不同，近百頁的文字全是嚴格瑣碎的法律定義，把加盟NBA的權利關係定義得清清楚楚，卻隻字不提諸如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
然而戰後才設立的NBA並沒有在美國的社會運動中缺席，尤其進入本世紀後，一旦嚴重的社會議題浮現，NBA的明星球員往往不吝表態，以高分貝批評美國的種族歧視、暴警殺人、同性戀問題，甚至在對個別政治人物也充滿針砭。
不少NBA巨星如LeBron James、Steph Curry或許過於簡化複雜的社會問題，但他們的表態對進步議題的推動功不可沒。廣大的球迷輕易認同這些巨星所選擇的立場，NBA 與球團老闆必然也得跟進支持。
如前述，NBA本身並沒有預先設立的價值，而球團老闆通常也是思想傾向保守的企業家，但觀眾和他們有直接的利益關係，要抓住廣大的觀眾，就必須投其所好。這在民主的國家並沒有太大的問題，球團老闆們樂於服膺民主的主流價值，好的形象有利行銷，爭取球迷。事實上這是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結合之所以能創造榮景與鞏固普世價值的基本假設。
但商業利益未必要和民主政治結合，當拒絕民主化的中國打開市場的大門，廣大的政治奴群成為NBA的觀眾，奴隸主的政治價值恐怕才是NBA的價值。十月份的一場NBA與美中兩大觀眾群的爭議讓NBA的困境顯露無遺。從10月4日開始，NBA休斯頓火箭隊總管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發文支持香港示威群眾，引發中國觀眾不滿。
NBA的態度前恭後倨，先是譴責莫雷的發言，後因引發美國的輿論不滿，改變態度支持莫雷的言論自由，但此立場又與NBA大球星LeBron James的利益不合，引發另一波討論。政治人物方面，先後有部分國會議員與總統候選人譴責中國的做法，最後美國副總統彭斯在10月24日以高分貝譴責NBA，說NBA有如中國獨裁政權的附屬品。
副總統彭斯是此次紛爭中最高層級的政府官員，也最為嚴厲，然而彭斯並沒引發另一波討論，反而成為這場紛爭的休止符。NBA沒有替自己辯護，輿論趨於冷淡，這場事實上沒有結論的論戰前後只維持了三個星期，之後船過水無痕，NBA在中國球照打，錢照賺。一如筆者上篇結尾所說，若有一定理想性的國際奧委會在1936年都不為所動，決心前往柏林參與納粹奧運，如今要撼動唯利是圖的NBA與球隊老闆談何容易？香港人與我何干？LeBron James批評莫雷不了解中國亂發言，他或許了解；猶太人與我何干？這可能是面對納粹殘殺猶太人的歷歷指證時，布倫達吉（Avery Brundage, 1887─1975）心中的疑問。
布倫達吉出身自美國奧運十項全能的選手，可能是史上最有影響力的運動員，先後成為美國奧委會（AOC）主席（1929─1953）與國際奧委會（IOC）主席（1952─1972），縱橫體壇超過半世紀。布倫達吉對維護體育的純淨天真而頑固，晚年還大發脾氣，下令驅逐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舉黑拳抗議美國種族問題的美國運動員，並保證要他們回國後無立錐之地，永遠離開體壇，其中一人甚至一度淪為街頭流浪漢。
布倫達吉堅信政治與體育必須嚴格分離，不應讓一個族群的問題摧毀全人類的和諧。但他一輩子沒有想通，他敬仰希特勒與蔣介石的後果，是如何讓政治污染體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前者說服他隻手逆轉抵制納粹奧運的輿論壓力，後者讓他埋下了台灣人至今無奧運代表隊的難題。
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奧運這個以運動之名建立在沙灘上的烏托邦。近代奧林匹克運動（Olympic Movement）始於19世紀末，由法國的人道主義者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發起的和平運動。古柏坦有感於普魯士擴張主義對法國的威脅，提倡恢復古希臘的運動精神，希望以體育競賽取代各國的侵略主義，將促進人類和平與福祉立為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旨。經過多年努力，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於1896年雅典舉辦，之後每四年擇地舉辦一次。
古柏坦的理想顯然與現實不符，現代奧運創立不到二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原本選定1916年在柏林舉辦的第六屆奧運被迫取消，而且這將不是第一次因戰爭取消。戰敗的德國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國內也發生革命，廢除帝制，制定威瑪憲法，成立共和，走入一頁嶄新的歷史。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自始就是奧林匹克運動非歐洲國家最重的參與者。20世紀後隨著國力的增長，美國幾乎成為能隻手推動與解釋奧運精神的體育大國，對奧運精神的維護自認責無旁貸。
德國的復甦十分驚人，進入30年代後，已漸漸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霾。歐洲主要國家與美國相信一個新而強大且愛好和平的德國，對世界的穩定是一個正面的力量。在這樣的信念下，1931年五月，IOC宣布柏林為1936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城市，將原本柏林就要在1916年舉辦奧運的榮耀還給柏林，十分合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大蕭條重創德國正在復甦的經濟，希特勒趁勢崛起，1933年上台後，一場人類史上最大的浩劫正在快速撲來。但西方國家繼續說服自己，崛起的德國不是問題，希特勒只是暫時的現象，德國人會找到一條出路。接下來的歷史不必在此贅述，這些正面思考的願景並沒有實現。
IOC對希特勒的上台並非沒有憂慮。上台前的希特勒並不喜歡柏林舉辦奧運會的構想，屢屢攻擊這種勞民傷財的活動，認為是戰勝國塞給德國的負擔，揚言取消1936柏林奧運，這是IOC的第一個憂慮。第二個憂慮更棘手，納粹的種族主義與奧林匹克精神的國際主義有根本的衝突。那個時代國際主義與共產主義幾乎被視為同義詞，希特勒對奧運的敵意不是秘密，公開攻擊1932年的洛杉磯奧運是「猶太人搞出來的嘉年華會，招待一群法國佬、波蘭豬、吉普賽人與黑鬼」，這豈是奧林匹克精神所能接受的？
但希特勒上台後他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f Goebbels）立刻說服他，柏林奧運是一次向國際宣傳第三帝國的絕佳機會。希特勒的態度完全轉變，擴編預算全力支持，並指派親信監督進度。這讓IOC放下第一個憂慮，卻忘了更根本的問題：納粹政權將置奧林匹克精神於何處？
《紐約時報》與其他主要媒體在希特勒上台後立刻發出警告，強烈質疑納粹政府遵守奧會憲章的誠意，不認為納粹的種族政策能夠保障猶太運動員參賽的權利。這比起納粹正在籌劃的大屠殺是何等小事？但還是逼得納粹政府在1933年發表《維也納保證》，保證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保障各人種的參賽權利。
凡對納粹有基本認識的人豈會相信這種保證？天真的ICO在各方的要求下派出考察團，但也只是單方接收納粹安排的示範表演，考察團甚至讓蓋世太保陪在猶太運動員旁接受訪問，宣稱沒有受到歧視，只是後來剛好未達奧運標準，無法代表德國參加。這樣的考察結果，竟成為日後IOC不抵制的理由。
儘管IOC與AOC偏袒納粹政權，民間無法無視猶太人在柏林的處境，無數的猶太人無端失蹤或受到致命攻擊。納粹政權毫無忌諱，連續頒布種族法律，有系統地消滅猶太人。當這些事實漸漸傳到西方，抵制1936年柏林奧運的運動全面展開。英法與西歐諸國的輿論傾向抵制，有人主張將1936年的奧運移往巴塞隆納，後因西班牙內戰爆發而不了了之。美國做為運動第一大國，它的態度成為抵制成敗的關鍵，美國的輿論也成為抵制運動的主要戰場。
然而美國的輿論對抵制運動呈現分裂狀態。IOC在AOC主席布倫達吉的影響下無視各方呈現的證據，選擇相信納粹會遵守奧運憲章而主張不抵制納粹奧運。此態度造成AOC與輿論決裂，也引起另一主要運動組織，業餘運動員聯盟AAU（Amateur Athletic Union）的強烈攻擊。AAU可視為體育界抵制納粹奧運的總舵手，但內部也不無雜音。事實上主張參與柏林奧運的AOC內部也出現分裂，例如總務 Gustav Kirby與會長布倫達吉並不同調。
主張抵制的團體，自然以猶太人團體最為激烈，在許多大城市動員多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知識界有許多大學校長發起連署，有超過20個州公開支持抵制，數十萬呼籲抵制的請願信寄到AAU，也有不少奧運選手主張抵制。布倫達吉對這些聲音十分敵視，認為是猶太人與共產黨的陰謀。
贊成參與柏林奧運的人士則以體育界的行政官僚為多，他們一方面認為體育與政治必須分離，一方面又認為將德國納入國際社會，更能鼓勵德國與人為善，也有助於德國政治的穩定，避免走入極端，反而讓猶太人的處境更加惡化。基本上，他們不認為希特勒會永久掌權，仍視一戰後的德國已是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只要給予時間，民主機制必能糾正激進的種族主義。這和今日西方期待中國經濟發展能帶來民主是一樣的期待。
有趣的是，美國的黑人運動員普遍反對抵制，他們認為這是自由派白人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面具，卻以剝奪黑人運動員的參賽機會為代價，而這是美國黑人一輩子當二等公民唯一突困的機會。他們也不認為美國黑人的處境比德國猶太人的處境好到哪裡去，少數激進的黑人團體甚至出現反猶太的情緒。
即便至今，多數人仍然認為黑人運動員在希特勒面前奪下金牌，比抵制納粹奧運更能打臉希特勒，證明亞利安人不是最優秀的人種。這個論調其實搞錯了重點了，抵制者並不在乎亞利安人是不是最優秀，而是在乎猶太人與異議者有沒有平等活著的權利。
美國的部分國會議員十分積極主張抵制，民主黨眾議員William Citron慷慨激昂在國會演講，試圖說服同仁支持抵制納粹奧運，認為那是美國先賢如傑佛遜、林肯、威爾遜會採取的立場。可惜大部分議員不買帳，提案沒有下文。行政部門的態度則十分曖昧，精明的羅斯福總統或許心裡傾向抵制，但有現實的考量，幕僚節制他不要在這個議題上表態，甚至可能擔心萬一美國決定帶頭抵制，希特勒惱羞成怒，說不定拒付已成美國公債的一戰賠款。反倒是第一夫人十分反對參與納粹奧運。
這場從1933延續至1936年間的辯論，成為奧運史上最大的辯論，最後以失敗收場。布倫達吉利用他的影響力，在最後關頭以閉門會議方式，強迫AAU放棄抵制柏林奧運，讓美國得以派出史上最大的奧運代表隊。世界各國的代表隊也如希特勒所願，前來目睹德國的壯大與新秩序。1936年8月1日到16日，納粹德國向世界展示了空前成功的奧運，首創電視轉播，大型的開幕式，聖火傳遞，容納11萬名觀眾的運動場。完美無瑕地將另版《意志的勝利》以同樣的意象向世界發布。
當年在奧運會街頭展示的納粹標誌。圖片來源：wikipedia
希臘籍第一屆奧運馬拉松金牌得主，在開幕式中向希特勒遞出橄欖枝，大會奏起貝多芬的歡樂頌，布倫達吉感動萬分，認為這是世界和平來臨的一刻。但不到兩個月，德─義軍事結盟成立。這場納粹德國虛擬的世界和平盛會，預告了三年後西線的虛擬戰爭（The Phony War），法國人以為只是虛驚一場，但希特勒虛晃一招，向東揮軍波蘭，二次大戰全面爆發，德軍進入巴黎只是再過一年的事。
西方帶著感動離開1936年的柏林奧運，9年後再度進入德國，觸目所及，是比納粹運動場更令人難以置信的萬人塚與集中營的煤氣室。諷刺的是，IOC在1936年見證了納粹德國的「和平崛起」，以同樣的信心將1940年的奧運主辦城市交給東京，相信日本人將師法德國，將奧林匹克精神發揚光大，儘管日本得到這個榮譽時已入侵滿州。
人們付出慘痛的代價後，或許不會忘記納粹德國的罪行，但卻不太願意去面對上世紀30年代西方菁英是如何對希特勒的野心掉以輕心，對納粹政權殘殺的證據視而不見，一再縱容。那場抵制柏林奧運的運動歷時三年，過程波濤壯碩，正反兩方所拉出的道德高度也不是這次幾個NBA球星所能比的。如果80年前那個規模的論戰都無法逆轉一廂情願的姑息主義，今天民主陣營恐怕正處於一個更加悲觀的時代。
從納粹奧運到NBA在中國，同樣的故事將會一再的重演，台詞也將大同小異，政治與體育必須分家。自從體育變成商品，中國變成暴發戶，理想主義又更邊緣了。布倫達吉或許理解有誤，但他想的是世界和平與奧林匹克運動的精神，現在的NBA呢？也許穿上西裝的球員如Charles Barkley才是最誠實的，他聽完副總統彭斯的指責後，氣極敗壞要彭斯閉嘴，宣稱「所有美國公司都在中國做生意，講完了！」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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