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DR BELL CHUNG 2019-11-20|IN 網誌|
看完這個，或許你會明白年輕示威者為什麼不惜犧牲一切，也要堅持的走下去。
很多人都在問一個問題，那些學生、那些年輕示威者是否被洗腦了？他們到底在追求什麼？已經五個多月了，卻還不肯收手，跟政府、跟警察攬炒，值得嗎？昔日我們口中的香港廢青，本該是一群對政治漠不關心，只愛打機上網，好逸惡勞，不習慣吃苦的年輕人。究竟是什麼意念驅使他們在這一場反修例運動中走在最前面，甘願以身犯險，甚至置前途與生死於不顧？我想，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更別說要去同理這班年輕人。其實，這樣的認知差異，並不是由於年齡差異所造成的代溝，而是現在的年輕一代，比我們更執著於一樣東西。也許我們也曾經擁有過這樣東西，但已被大多數人所遺忘，有些人是由於歲月消磨，有些人，則由於屈服於現實社會之中，已消失殆。我所指的這樣東西，並不是青春，而是：信仰。
今天香港的年輕人所追求的，正是自己的信仰！信仰不一定是來自宗教，也可以來自對於生存價值與意義的追求，是人類精神層面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支柱。如果要年輕人放棄抗爭，就等同要他們背棄自己的信仰 、甚至是良知，而對於這群上街頭的年輕人來說，已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曾經對什麼東西熱烈地祟拜過，又或是對生命中的某東西有過不能自控的激情，你便能夠感受到信仰的那份強大力量。
那麼，這些年輕人的信仰又是什麼呢？只要你能夠用心聆聽他們的訴求，便會發現他們的信仰是源於對普世價值的認同與期盼，不管是對自由、民主，或是對制度公義、尋求真相的追求，他們都視這些東西如同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未來一樣重要。回顧人類的歷史進程，有多不勝數的戰爭，就是因為守護各自信仰而發動的，因為堅持信仰而喪命的人遠比意外傷亡要來得多。
人一旦放棄了自己的信仰，便會變成一具行屍走肉，過著沒有靈魂的日子。為了彌補這份空虛與空洞，大部分人都會轉移視線，尋求精神以外的物質或成就作為彌補，而最常見的，就是追逐金錢與權力。然而，這些都只能充當劣質的精神信仰替代品，只適合成年人的囗味，對仍抱著赤子之心的年輕人來說並不具吸引力。也許要等到他們離開校園，嚐過了咄咄逼迫人的生活壓力後，他們才會改變、才會妥協、才會適應，甘心去接受充滿銅臭味的物質信仰，並且從此對普世價值、對社會公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稱之這種變化叫做成長。這樣的成長，就代表著要活在一個自己所不認同的社會，而自己無法產生認同的部分，就像會勒緊胃部的橡皮圈，極度使人消化不良，雖然時間久了，習慣了，適應了，或許就能不當一回事，但是還是經常會感到胃部不適。
年輕的激情、任性，是追求人生的最大本錢，但也可能是賠上人生的最大代價。
數年前，我看過一套戲劇名叫《EQUUS馬》，劇情雖不算曲折複雜，但簡單的故事，卻埋下許多對人性的反諷，作者不但利用了心理治療的佈局，更透過時空交錯的叙事方式及大量的隱喻，帶出當中的最大反思：到底信仰為何物？信仰的標準應該由誰來釐定？作為一位犯罪學家及心理治療師，《馬》劇確實令我有著深刻的反思。也許生命中有一些東西，一旦被喚醒了，人便不可能回到原來的生活，不是不想回去，而是已經無路可退，因為原來的世界已經不復存在。所謂的適者生存，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選擇：要不就甘心接受、麻醉自己，並且努力地生存下去，要不就選擇有尊嚴地離開人世。先不論孰為對錯，看完《馬》劇，或許你會對香港年輕示威者多一份理解、包容與尊重。
《馬》劇由英國著名劇作家彼得．謝弗（Peter Shaffer）所寫，主角是一位病患的十七歲青年，他在一夜間刺瞎了六匹馬，被眾人認為犯下了變態的滔天惡行，必須關進精神病院強迫接受思想改造治療。劇中的另一位主角狄醫生，他對青年的暴行百思不解，他在治療的過程中彷如偵探一樣，抽絲剝繭般揭開青年的神秘內心世界。原來青年對馬有極端的癖愛，甚至把對馬的激情變成另類的個人精神崇拜與信仰。每隔三個星期，他都偷偷地在半夜策馬於草原奔馳，以赤裸的身體跟馬合一進行祭拜儀式，作為靈與慾的唯一發洩。
同時間，年輕的馬廄女工對青年百般挑逗，最終他抵受不住女工的肉體誘惑，躲在神聖的馬廄中跟女工偷偷做愛。但是在強烈的罪疚感及眾馬的監視下，他居然無法順利進入女工的身體。在極端的恐懼及憤怒下，他拿起鋒利的蹄勾戳瞎了六匹馬的眼睛，目的就是為了躲開外界道德的枷鎖與監控。
青年對馬匹的熱情鍾愛，逐漸喚醒了狄醫生對生命的潛藏激情，醫生既妒忌又羨慕青年的「病態」精神生活，他感到活得「正常」的自己，反而像行屍走肉一樣，只能不斷在執行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精神治療。同樣地，劇中被歸類為正常的人，都活得像沒有靈魂一樣。青年的父母看似生活正常，但父親卻只靠偷看色情電影獲得性慾上的快感；醫生夫婦的關係表現正常，但是彼此卻隔著不能跨越的鴻溝，醫生六年來都沒有吻過妻子。青年雖被一致判別為不正常，但是他卻擁有屬於自己的信仰與豐盛的精神生活。那麼，在這些人當中，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病人？
狄醫生不停地在激烈掙扎，猶豫應否奪走青年的精神信仰，令青年變成一個循規蹈矩、沒有熱情、符合法定標準的社會大眾。此時，他做了一個噩夢，看見自己變成一個戴著金色面具的大祭師，負責執行劏小朋友的祭祀儀式。他擁有高超的劏肚技術，手起刀落的由心囗劏下去，把內裡的腸臟抽起丟掉。他每劏一個小孩就越覺得不舒服，但是為了掩飾，他唯有更加賣力拼命地去劏。他說：「如果我稍有遲疑，便會被身旁兩個孔武有力的副祭師知道，我在懷疑、甚至根本不相信這種血腥祭禮。那下一個被劏的，將會是我了。」狄醫生別無選擇，最後把青年治好了，將他變成一個正常的普通人，但他卻從此過著沒有靈魂的生活。狄醫生把青年回復為普通人後，青年對生命失去熱情的那份空白，卻由狄醫生所繼承下去⋯⋯
信仰是精神鴉片，還是精神救贖？
信仰對人類的精神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但對於政權及社會制度卻是危險的產物，所以馬克思早就視信仰為精神鴉片，需予以嚴格禁止。一旦大衆的信仰與當權者的政策出現矛盾抵觸，社會動盪是必然的後果，而維繫社會制度的法治更將是首當其衝。而這個正是發生在今日香港的情況。
或許你會問，是誰把這些信仰價值灌輸給年輕人？是植根在香港的外部勢力或是香港的教育出了嚴重偏差？其實年輕的抗爭者普遍出生於九七回歸後，如果要說在港的勢力，最大的持份者肯定是中國。在思想教育上，國民教育及政治意識早已透過不同管道滲進學園及日常生活，理論上年輕一代應該更認識中國在政治及社會上的價值觀念。但為什麼年輕人卻沒有成功被政權洗腦？從心理學角度，只有單調及思想局促的社會，人民才會容易被洗腦及瞞騙，因為一旦偏離了社會既定的單一標準，結果就只會給淘汰或被邊緣化。
香港長久以來都是一個多元化及開放的社會，資訊極為流通發達，學生可以從沒有疆界的互聯網世界吸收到各種知識及見聞，視野比之前的世代都開闊多了。坦白說，年輕一代比我們更懂得獨立思考，思想比我們更開放自由，縱使父母、學校、及社會的主張會對他們有強烈影響，但最後每個人還是會回到自己內心，選擇自己所認同的理念與價值，形成做人做事的原則及信仰。
公義由人不由天，信仰與同行就是他們最大的後台
站在抗爭最前綫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大學生，他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絶對不是沒有良知、不分善惡的一群。他們並沒有受任何人的唆擺或指示，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從自己的信仰及良知，根本不是在圖什麼個人利益或好處。反修例運動剛開始時，他們也曾試過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去爭取，但當政權一再漠視他們的訴求時，他們感性上感到沮喪及憤怒，理性開始動搖。我們必須明白，理性不過是協調人類內心與外在世界的中介決策者，而不是最終及最大的主事者。
在正常的情況下，理性會主導我們的行為及思想，並因應外在環境所需，選出最佳及安全的途徑去滿足內心的需求，當中也包括對信仰的需求。但當人處於絶望無助時，信仰的重要性便會迅速提升，能輕易推翻理性所作的決定，甚至做出違犯社會規範法的行為。理由很簡單，因為信仰是植根於潛意識的私人產物，規範的是人的內心，而法律不過是身外之物，只能規範人在現實世界的行為，很多時候，法律並未得到個人的內化與認同。所以當信仰與法治出現嚴重的衝突矛盾時，信仰必定會壓倒法治，感性定會把理性蓋過。
所以，請不要再去污衊年輕人，他們並沒有收取誰的金錢去參予這場抗爭或搞亂香港。試問有誰會願意為錢去犧牲自己最光輝的十年人生？十八歲到二十八歲的那十年，對很多人來說已是他們的一輩子了，剎那的青春價比黃金，犧牲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在這世上能教人為之犧牲的，恐怕就只有愛與信仰。如果人失去了愛與信仰，跟一台只懂進食、排洩及繁殖的機器又有什麼分別？人還需要有名字身分嗎？
當然你可以不認同他們的信仰、甚至譴責他們在追求過程中所採用的任何不當或不法行為，這確實為社會帶了不同程度的暴力及破壞。但更值得我們去探討及追究的，是什麼令年輕人走上這絶路？如何才能讓他們回歸理性？即使他們犯了大錯，我們也應該抱著一顆慈悲的心去拯救他們，而不是把他們趕盡殺絕。就如李嘉誠先生所說：「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如果政府及警方只顧一味加大武力去鎮壓，最終失去的不只是這一代的年輕人，而是所有擁有共同信仰及普世價值的香港人，與年輕人割蓆其實就是與香港的未來割蓆，根本是愚不可及的事情。再者，香港這群既得利益者的前路只有很短，人生也只剩晚霞餘暉，相反地，年輕人的前路還有很長，香港的未來是屬於他們的。
你可以不認同、甚至譴責年輕人的暴力與破壞行為，但也應該尊重他們對崇高普世價值的那份追求與執著，並為香港所作出的無私奉獻。
Dr Bell Chung
香港大學認知心理學博士、犯罪心理學家、心靈類暢銷書作家、前香港警務署高級督察
——作者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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