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我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长文的续篇。那篇长文题为：《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这个续篇是一部论著的构想，在此仅作一个提纲式的概述。
十年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一位末代皇帝的文革。溥仪不是真正的末代皇帝。中国的末代皇帝是毛泽东。作为史无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泽东集秦始皇与陈胜、吴广于一身。他一会儿以秦始皇自居，一会儿又扮演陈胜、吴广，有时甚至同时扮演秦始皇和陈胜、吴广。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先例的。
毛泽东在帝王史的的另一个史无前例，乃是集帝王和圣贤这两个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不仅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拥有以前的帝王所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话语权，或者说，思想体系。秦始皇的集权可谓空前，可是秦始皇没有话语上的权力。秦始皇只能以“焚书坑儒”抑止来自孔孟话语的挑战。
毛泽东的做法，远比秦始皇高明。毛泽东先是以手中的权力，扫平其它所有的话语，然后再用毛式话语发动民众，向共产党夺权。１９４９年，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共产党夺得了天下。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又同样成功地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
毛泽东通过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批判《红楼梦》评论上的非毛式意识形态倾向，最后，通过规模盛大的反右，扫平了所有的非毛话语和话语者。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话语，即毛泽东话语；数亿民众的头脑里只剩下一个人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由此获得了话语上的绝对权力，成为共产党及其治下的中国民众的思想主宰。
自此，既具帝王之威、又有圣贤之名的毛泽东，一步步走上神坛，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党和人民，好比两只蟋蟀，在毛泽东的引领下，互相斗过来、斗过去。
毛泽东先是领导和指挥共产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集体镇压和政治运动，还有人为的大饥荒，把人民逼到了水深火热的绝境里。自１９４９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党把中国人民折腾了十七年，折腾得不仅人民受不了、就连共产党都受不了。党内高层当权派，开始请毛泽东住手。先是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叫停，后是刘少奇以阳奉阴违的方式暗中阻止。最后，迫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查。
作过检查、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把嫉恨转向了共产党。其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高官们，误以为可以用明里抬高、暗中架空的方式，把毛泽东高高地捧起来，然后悄悄地抽空掉。想不到，毛泽东借力打力，正好利用他们的吹捧，使自己成为神一般的思想主宰者。一时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民众的首要生活内容。虽然手中的权力被削弱，但毛泽东却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毛泽东话语，或者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籍此向党发动进攻，向刘少奇等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动员令，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号召，煽动全国民众造共产党的反。既然那只叫做党的蟋蟀不愿意继续咬人民了，那么就叫那只叫作人民的蟋蟀反过来咬党。否则，人民被折腾了十七年所积累的怨气、怒气，如何平息？
文革烈火，一点就着。毛泽东一声令下，人民怒潮一般，向党扑去。先是红卫兵，然后是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工人、农民造反派，把共产党从基层到中央政治局，兜底打倒。这可能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最为得意的时光。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可以动员老百姓把自己亲手开创的王朝打翻在地。毛泽东将党和人民，同时玩弄于股掌上。
文革过后，邓小平站在保卫党天下的立场上，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种人。四十年过后，又有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人民文革”。党不敢反思文革，害怕人民再次动用毛泽东教给群众运动方式，向党再来一次文革。而民间的反思文革，又暗含着对党的巨大不满。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互相指责，虽然都有着各自的理由，但彼此之间恩恩怨怨的制造者，却是把党和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
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种人固然是邓小平对文革中造反群众的报复，但如今提出“人民文革”，从历史逻辑上说，也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基于权力寻租造成的严重腐败和贫富对立现实，“人民文革”的提法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暗含着对执政党的极大不满。
作为文革的始作佣者，面对党和人民的共同责问，倒也并非无话可说。毛泽东完全可以责问共产党的大大小小官员，当年你们折腾老百姓的时候，难道没有快感么？你们折腾老百姓起来，什么时候被动过了？一个个生怕不主动似的，竞相邀功，下手一个比一个狠。
毛泽东对造反派也是有话可说的。你们不要装出一付受蒙蔽的无辜模样。你们造反的时候，没有出气的痛快？在这次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当年做过造反派的学生、教师，工人，甚至农民，没有一个表示后悔的。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司令，潘国平，在会上明确表示，假如再来一次文革，他照样还会起来造反。因为在造反和被工作组送进公安局之间，只有选择造反。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抓住中国人的嫉恨传统，在党和人民之间种下了难解的仇恨。我把那样的仇恨，称之为福尔玛淋仇恨。这种福尔玛淋仇恨以嫉妒为基本的心理动力。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造反口号，有的叫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有的叫做“黄天当死，苍天当立”。有的美其名曰：“天下为公。”那意思就是，天下不是什么人专有的，而是人人都可以占有的，就像妓院里的婊子一样。最后，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毛泽东因此龙飞风舞地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事实上却是，天下如此多娇，引无数强盗竞折腰。套用毛泽东对历史的归结，可以说，一些强盗胜利了，一些强盗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强盗史。
在党和人民之间如此设局，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天才，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所致。毛泽东空前成功地继承了那样的传统，以过人的心术和高超的权谋，折腾人民践踏党，把全体中国人扔进了地狱般的黑暗里。最后，是林彪的反抗，击破了毛泽东的神话。
中共９大以后，林彪如同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和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一样，想请毛泽东罢手。林彪跟周恩来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结束文革，转向国计民生。但毛泽东不仅不肯罢手，而且反过来准备向林彪下手。先是在庐山会议上向林彪发难，然后又以出巡，挑拨各路诸候和林彪的关系，向他们吹风，大造打倒林彪的舆论。一向淡泊、被毛泽东强行拖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林家父子，向暴君说不，上演了一出现代刺秦。
林彪的刺秦虽然没能击倒毛泽东手中的权力，但刺穿了毛泽东的话语，刺穿了毛泽东话语构造的毛泽东神话。《５７１工程纪要》，如同在黑暗中点亮的一把火炬，烛照出毛泽东的真实面目，解构了毛泽东的权力游戏。这是一次向暴君的英勇亮剑。后人应该在毛泽东纪念堂跟前，建造一座剑碑，然后将《５７１工程纪要》刻写在剑碑上。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毛泽东被迫发下包括《５７１工程纪要》在内的中央文件，使全国民众读到了林家父子的 “讨毛檄文”。虽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意旨，批林批孔，但毛泽东心里明白，他的神像已经褪色了。他不得不向被他打倒的党作出让步。一些被称之为老干部的被打倒对象，开始陆续复职。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蠢蠢欲动，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复出。
毛泽东一面很不情愿地把权力还给共产党，一面又物色王洪文那样造反派做接班人。直到他发现王洪文原来是个刘盆子式的窝囊废，才让邓小平重新执掌重权。那时的天下，依然是毛、江夫妇的家天下。
有人说，毛泽东搞掉林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林彪有一个林立果那样的儿子，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却过早地死在了朝鲜战场上。
的确，毛岸英的早死，给毛泽东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难。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远新所无法替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毛远新也是个刘盆子。只是由于和毛泽东的血缘关系，毛远新才没有像王洪文那样，在毛泽东那里丧失信任。
也正是由于毛岸英的早死，才导致毛泽东起用江青。但江青与毛岸英相比，显然份量不足。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他的女人们，一个个进入权力中心。其中最为显眼的有谢静宜、唐闻生和王海容。还有虽然不太显眼、但除了毛泽东谁都向她毕恭毕敬的张玉凤。
由于右倾翻案而把邓小平重新打下去以后，毛泽东将更多的信任投给了他的女人们。在后来网上流传的由张玉凤披露的那张政治局常委名单上，不仅江青、就连张玉凤都成了政治局常委。假如毛泽东再多活十年、二十年，那么政治局常委中还得加上王海容、谢静宜等毛泽东的女人们。在毛泽东家天下的格局里，执掌最高权力者，与其说是跟毛泽东的思想有关，不如说都与毛泽东的身体有关。由此，毛泽东最终从天下退到了床笫，既不是以儒治国，也不是以法治国，更不是以道治国，而是以床治国。
家天下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的特色。家天下也不是什么政治理念，而是一种文化病菌。家天下比集权专制的历史还要悠久。中国的集权专制，是从周公建制开始的。而中国家天下的传统，则是由治水的伯禹建立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国家出现了好几个家天下的事例。
北韩的金氏家天下，台湾的蒋氏家天下，新加坡的李氏家天下。这些家天下都是现代的变相王朝，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权力体制却如出一辙。
毛泽东以家天下取代党天下，既是下意识的，又是无可奈何的退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在党内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够信任的，也只剩下他的女人们。因此，从天下退到床上，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而从毛泽东这种不无戏剧性的退却上，又可解读当年袁世凯为何称帝的心理秘密。独裁者通常在击败对手、从而没有了对手之后，会从天下转向床笫，从男性的战场退向女性的怀抱。以袁世凯的权位，不称帝也已然帝了。袁世凯的所谓称帝，不过是为他的十多太太们挣得皇后皇妃一类的名份罢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气魄当然要大多了。假如上苍再多给他十年、二十年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奶党。由毛泽东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着十多亿中国人。
也许正是基于文革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才强调集体领导，才下决心建立退休制度，并且让子女经商赚钱，而不是接班掌权。邓小平以此捍卫了共产党的党天下，做到了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绝对做不到的政治改革。邓家女子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率先富了起来，但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却并不以自己的子女为转移。只是，邓小平是个一半姓刘、一半姓毛的政治人物。邓小平在安邦治国上姓刘，并且比刘少奇更有能力和魄力。可是，一旦面对群众运动，邓小平马上回到毛泽东的立场上，变成一个没有运动群众能力的毛泽东。邓小平无法运动群众，结果当然只有以屠杀来解决群众。
总之，一场文革浩劫，从根本上说，乃是毛氏家天下与共产党的党天下这两种专制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胜利了固然是专制，党胜利了，也同样是专制。
毛泽东的文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的权力和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帝王之尊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最后全都同归于尽。
毛泽东不仅耗尽了传统的帝王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帝王气十足的话语资源。毛泽东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式的集帝王与话语、集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于一身的帝王。毛泽东是绝代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泽东以后的专制者，不是垂帘听政，就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也依然像个公务员。
中国的专制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说，周公建制是这个黑洞的入口，那么毛泽东文革则是这个黑洞的出口。当专制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全都耗尽之后，剩下的是由专制的心理和专制的病菌，构成一种专制的习惯势力，支撑着专制的政治体制。执政的共产党固然还没有走出专制的历史阴影，但毕竟受到过文革的冲击。但是，假如再以文革方式来打倒和推翻共产党，那么专制依然有可能以复活的方式得以延续。专制好比白骨精，满清王朝结束以后的各种中国政党好比白骨精附体的专制载体。中国民众真正要战胜的，不是共产党，而是白骨精般的专制。从反对专制起步的共产党，其实也是专制的受害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打倒、推翻共产党，而是能不能战胜专制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和对中国人的毒害。至于共产党，既可以成为专制的载体，也可能成为专制的敌人。走出专制传统，是没有任何模式可寻的。
假如真要汲取文革教训的话，那么就得放弃打倒推翻的文革方式、造反有理的文革思维，和声讨、讨伐一类的文革话语。文革话语骨子里是一种权力话语，即以权力为中心的话语系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以权力为中心。造反有理，总是有理在权力的争夺上。从来没有一次起义、暴动或者革命，不是以权利为基础的，不是以权力为指归的。每次改朝换代，结果都是专制复辟。
从后向前，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这是一长串改朝换代的多米诺骨牌。假如想要让共产党成为最后一张倒下的骨牌，只能从我开始，站住了不倒。从我开始有二层涵义。一层是从我自己开始。我是没有们的我，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我。我的能够站立，不在于有无权力，而在于有无权利意识。我并不在意共产党的执政，但我必须坚持和维护我的权利。我想对执政党说的，不是再来一次文革，而是请把我的权利留下。
假如每一个我，都以权利说话，而不以权力为然，那么中国社会就会从一个权力社会，转变成一个权利社会。这是我说“从我开始”
的另一层涵义。我相信，权利意识的觉醒，比当年“五四”时期对民主科学的强调，更具思想的自由度，更具社会的建构力。“五四”启蒙领袖没有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致使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运动，最终被毛泽东话语所替代。
当然，这并不是“五四”启蒙领袖的过错。因为即便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还只是民主国家，并非是个权利社会。美国进入权利社会是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开始的。因此，我的人文立场和权利意识，不再允许我使用讨伐、打倒、推翻一类的权力话语，而宁可选择马丁?路德?金式的“我有一个梦想……”
党史教科书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那不是事实。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为了跟蒋介石争夺政权而发明出来的骗局，主要内容有：许农民以土地，许知识分子以自由，许工商业者以发展，许工人以领导权，许所有的中国人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直到1949年9月，毛泽东仍在努力，向各民主党派推出并终于达成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共同纲领》。等到政权到手，毛就断然撕毁了一切支票，速度之快，连他的合作者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跟不上〞：土改是变戏法，全体耕者最后的命运是统统无其田。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是被改造。无产者得到的是不准罢工和不准自行组织工会。有产者得到的是〝自愿〞献出全部财产。全体中国人，集体得到了一个不准选举的〝人民共和国〞。以上合计，是谓〝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也正是有关毛泽东的神话的基础。
接下来的乐章是毛泽东本来不熟悉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活着时，毛泽东不敢侈谈。斯大林一死，〝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出缺待补，好机会来了。毛随机应变，废掉〝新民主主义〞，改做〝社会主义〞的梦。他要求全体中国人和他一起做梦。他要大家批判〝小脚女人〞。
作为驱策，他不断发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本来，他所知道的社会主义不外乎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现在毛必须创造。
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于是成了他梦中的新榜样。全民生产、全民战斗、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五七公社〞是他新发明的组织形式。他的当前纲领是以大跃进超英赶美争第一，他的最终目标是当全世界革命人民世世代代的导师。私有制在中国，被毛铲除掉了，却被2007年的《物权法》恢复了。毛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本来也许可以概括为〝等于零〞——如果几千万条人命和几亿人的灾难可以一笔勾销的话。
第三部曲文化大革命，本来不在毛的计划之内。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丢了脸。
1962年初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三级党委（省委、地委和县委）书记全部出席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流不再是对毛及其社会主义的狂热，而是对毛心血来潮的〝三面红旗〞的普遍怀疑。连多年来一贯帮毛辩护的刘少奇似乎也流露了这种可怕的情绪。这使毛泽东非孤注一掷发动〝继续革命〞不可，哪怕它鱼死网破。作为天下第一赌徒，毛在这场豪赌中押下的赌注，与其说是他本人的灵魂和肉体，不如说是强迫整个国家为他殉葬。人们讲惯了〝文革十年〞，其实，毛在七千人大会后，一直在呕心沥血，他用了整整14个年头（在他统治中国27年中占了一半以上），策划和领导了这场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唯一主题的大屠宰。在把一切对手打倒在地的同时，毛自己也倒下了。
有人把〝建国〞归功于毛，似乎中国本来〝不是〞国，〝没有〞国；又似乎只要有了〝国〞，不管这个〝国〞干了些什么，老百姓都应该感激涕零。本文不准备为此留出篇幅。
还有人把〝中国人站起来〞当作毛的天大德政。——〝你们说他在国内搞得一塌糊涂，至少，中国人站起来足以令我们扬眉吐气！〞我不想多费唇舌，指出三点就够了：第一，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1946年中华民国就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意味着中国人站了起来。相反，1949年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以及奉斯大林之命〝抗美援朝〞（准确地说，应该是〝援金打朝〞）难道不意味着中国人重新趴下了吗？第二，毛泽东发明的〝超限〞外交战略，不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因素，中国人不值得为它骄傲。使毛泽东如获至宝的两弹，也不值得平民欢欣鼓舞，何况那是以大量出口口粮、饿死几千万同胞的代价换来的虚荣。第三，明明刘、周都跪下去了，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中国还有谁站得起来？
所以我说，弄清了毛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他的神话应该不难戳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还留下了使他的一部分接班人爱不释手的战利品。权衡利害，这些接班人当然非常乐意把神龛里的毛泽东永恒化，以便让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从娃娃开始，就把〝大救星〞的神话溶化到血液里。
说到毛泽东的遗产，至少包括：鸦雀无声的舆论；永不选举的政权；三权合作的和谐；设计和制造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等等。其中最最重要的，无疑是领导一切的权力，有了它，才有可能成为亿万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占有者。权力就是真理，就是合法性，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就是点石成金的摇钱树……
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而论断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物则尤为不易。中国人所常说的“盖棺论定”其实大有斟酌的余地。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说人的言行表现至死而告终结，不再能有反复而已。但对于死者的看法则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定论”，而且既“定”之后，仍难保不再发生翻案的情况。我首先声明这点意思，以表示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回顾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
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
此中关键即在于他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希、史两人虽各在人间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标准言，终不失为“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资后世欣赏之风姿。中国的传统则不重视英雄，对死者的情感端视其人是否留有足够的德业可供人去后之思。这恰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思念他的人当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东兴、陈永贵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过好处的人现在自然会对他倍加怀想。但是这些 “攀龙附凤”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在这篇短论中，我不准备、也不能全面地评论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只想是从中国史的观点来估定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毛泽东在生前一直以“革命”为标榜；通过他的一些极左的言论，他更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个最彻底的革命领袖形象。
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留心这四年来中国大陆所不断暴露出来的有关毛泽东晚年的言行，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统而是相当于传统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势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贤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党羽自然是诸吕、诸武一流的势力了。
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毛泽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我并不是说，毛泽东一切的思想与行为都在中国传统的笼罩之中。他确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个最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者。但这只限于他在自觉的思想状态之下为然。在潜意识里他则不折不扣地是传统的俘虏。传统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诗词中已有清楚痕迹，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后才全面地爆发出来。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则绝对腐蚀人”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原理。
一九四九以后，在绝对权力的腐蚀之下，革命的毛泽东逐渐让位于传统的毛泽东了。这绝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事实上环绕在他周边的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当作开国皇帝那样奉承。不说别人，当我们读到许多有关周恩来如何“忠于毛主席”的小故事，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们之间只有传统的君臣关系，而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中国大陆上这几年来才开始反省中国“封建”传统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实在未免迟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为了应付党内的困难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为了重新建立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是大体上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
现在我们先谈谈应该怎样估价他的“开国之功”。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正确与否是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新中国”这个名词。如果说“新中国”是指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那么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所谓“新中国”涵蕴着一种价值判断，以为没有毛泽东则中国今天将仍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那么这个论断则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
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
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新中国”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毛泽东接受了“五四”以来反传统的思想洗礼；在自觉的层面，他是和传统全面决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跳出传统的藩篱。以思想的内容而言，他是反“封建”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却把“封建”发展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他所运用的建筑材料全是新颖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国则依然是陈旧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新中国”竟成为 “封建主义”无限泛滥的重灾区。这样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是没有“新”的意义可言的。
由此可见，就毛泽东的所谓“开国之功”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评价和一般人民的评价是大有距离的。这和汉代朝廷与民间对汉武帝的评价之截然异致，先后如出一辙。汉宣帝要颂扬汉武帝开边的功德，特别下诏为武帝立庙作乐。但是当时有一位儒生夏侯胜竟持异议，他认为武帝虽有广土斥境之实，其代价则是“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
总结一句话，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见《汉书?夏侯胜传》）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尊重向来只注重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对人民有没有“功德”、是不是“遗爱在民”。让我们再举秦始皇为例。《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何以会稽独祀秦始皇？这当然是因为始皇曾于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上会稽、祭大禹，又在会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还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秦皇、汉武诚然“略输文采”，但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从对人民有“功德”的观点看，毛泽东显然并不能胜过这两人。尤其是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诏，自悔其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的种种作为，这更是我们在毛泽东身上找不到的质量了。
最后我也想略说几句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与“罪恶”的问题。这一方面，许多人都已说过了，以后也还会有人继续深入地发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个历史人物作一对比，这就是他生前曾欣赏过的曹操。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曹操绝不是一个反面人物。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
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但是他确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这两人都有不同。曹操毕竟生在汉末，虽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无忌惮之人。他至少还相信历史上尚有周公这种伟大的人格存在（见他的《述志令》）。毛泽东在极端过激思潮的激荡之下，则早已流入虚无主义一路。
据服侍他的人所写的一篇文字，他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认为历史记载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书中当然有虚饰，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发展虚无史观，满眼看去只见到“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对人类未来抱什么理想。而毛泽东便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再以才力言，两人也迥不侔。许子将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大约可算得确评。但毛泽东则只是乱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远不是毛泽东的敌手；以能臣言，毛泽东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根本不曾为能臣，他终其一生只欣赏“人与人斗，其乐融融”的奸雄境界。
但是毛泽东和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恶则属于同一性质的。顾炎武评曹操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条）毛泽东由于无知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都还是有形的、也是比较容易补救的。唯有他为了遂一己夺权之私，不惜玩弄纯洁的孩子们，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绝大的骗局，使大多数中国人今天都对中共政权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们对一切理想主义都不再发生兴趣，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救治的精神崩溃症。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望治心切，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寄过深望，尤以知识分子为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惜牺牲个人的利害、抛弃个人的尊严，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上的一般风气确是比较淳厚质朴的。但是毛泽东却一再地欺骗他们、整治他们，并以搞“阳谋”而沾沾自喜，终于把这样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糟蹋掉了。
根据我个人这几年来的体察，现在中国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总之，大陆上的中国人显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国初期的那种共同的热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干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堕落成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这一弥漫在全中国的精神崩溃症，毛泽东是不能辞其咎的。
借用顾炎武的话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这当然并不是我故意夸大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借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以上我从中国史的观点对毛泽东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略作说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泽东生前曾在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况中发展了自我认同的历史人物。他与这三人都各有异同，未可一概而论。但大体言之，所同者在过失方面，所异者则在功德方面。从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毛泽东却代表了一种纯否定的精神。
这大部分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补充一笔，中国史上和毛泽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按：这是朱元璋克徽州后，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见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条）这样明显的模仿颇足说明毛泽东向朱元璋认同的深度远在前三人之上。这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
我很盼望将来有专治心理史学的人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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