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来，关于中国大陆人对香港抗议者破口大骂的报道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安。这些北京权威的主动维护者出现在澳大利亚，用普通话辱骂一群香港支持者的母亲。在加拿大，开着法拉利和阿斯顿马丁跑车“展示实力”的大陆学生嘲笑香港人穷，还附上一句脏话。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大陆人，这些报道令我感到震惊。要说明的是，我所遇到的中国留学生和这些抗议者完全不同；看到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拿着一块牌子，告诉伦敦的香港同情者在他们的“主人”面前“跪下”，我感到既难过又恐惧。（他还使用了更为不堪的语言。）
但看到这些报道时，我想上一次回上海过暑期的情形。在家里，我晚上和母亲一起看电视。晚上7点至10点，只有两个选择：美食节目或中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们常常选择后者，所以我们晚上都在看衣冠楚楚的共产党每次智胜日本侵略者。“如果他们一直都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一打就赢，”我母亲有回说道，“那仗怎么还打了八年？”
我琢磨着以前看的东西和目前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节目塑造了一代人，它们旨在把我们为今天的繁荣付出的生命代价转化为民族主义热情，传递我们应该对日本和其他国家感到愤怒的信息，同时坚信中国当前所走的道路。
关于中国的爱国主义，首先要注意的是它诞生于战争期间。不同于在民主国家，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起初是在抗日战争后获得了合法性。也就是说，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我国宪法的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因此，爱国家就意味着爱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首著名的红歌唱道。
它也诞生于耻辱之中。从小到大，我们了解到清政府如此软弱无能，在19世纪与西方和日本殖民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我们了解到，即使在1911年封建帝制瓦解之后，新的军阀政府仍然腐败到让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了山东省。我们得知数百万同胞在中日战争中丧生。我们把1937至1938年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融为了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在还没大到足以理解应该吸收的信息之前，我们便已沉浸在这些信息中。今天，回想起我头一回在大银幕上看到裸体女人，是来自作为我们课程里必修部分的一部爱国电影《红樱桃》，这几乎有些可笑。在其中一幕，一名中国少女被迫裸体走在餐桌上，向一群德国军官展示她背上巨大的纳粹文身。回想起来，这是一部不错的反战电影，但我那时只是个小学生。和同学们坐在电影院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纳粹。我所记得的是，看到那个女孩裸露的身体，我很震惊，后来，我又看到另一个女孩试图烧伤自己，去除一个类似的文身。
在其他电影中，我们看到著名的共产党英雄——14岁的刘胡兰勇敢地走向切饲料的铡刀，拒绝苟且偷生，出卖村里的其他党员。我们目睹中国人被日本人用私刑处死、强奸和活埋，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行刑前还在高喊爱国口号。当我们从电影院回到学校时，老师要求我们学习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
经过多年教育培养，每个中国人都有了一堆集体敌人：西方国家和日本。任何明智的成年人都不会愚蠢到接受这种完全非黑即白的观点。但是，当涉及民族主义情绪时，敌对心态仍然可以压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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