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周耀恩、劉玉梅、譚志榮、李浩賢、梁俊棋、部分圖片•法新社
2019年7月1日，香港歷史上立法會大樓首次被示威人士佔領。
當天下午，有人用鐵籠車撞破立法會的玻璃，警方施放胡椒噴霧進行驅趕；及至傍晚，包圍立法會的示威者漸多，各人忙於呼喊把物資，如索帶、鉸剪、鐵馬等傳至「煲底」示威區； 大約八小時後，至晚上9時，示威者闖進立法會內。隨後，警方於臉書發聲明表示即將進內清場，一名示威者自立法會步出「煲底」示威區，拿起大聲公向已經撤離的人聲淚俱下說：「轉達入面的人的意思，有人已寫好遺書，暫時無打算走，我們只好尊重……可能第二日就見到出實彈，有人死在裏面。」聽罷，部分人激動地說：「要救人！ 要走一齊走！唔可以俾人送頭！」接着，近百示威者再次衝入立法會救人。凌晨12時許，場外響起施放催淚彈的槍聲，決意要留守至最後一刻的「四死士」，最終被同伴帶離現場，當中，包括二十九歲的文化工作者阿銘（化名）。
那一夜，阿銘沒有死去，也沒有被捕，他的情緒狀態卻異常複雜。好一陣子，他把自己關起來，一個人不停追看新聞，一天只勉強吃一餐，睡覺每隔一小時便扎醒，面容顯得憔悴。
更改了外表 更改不了恐懼
阿銘有如經歷劫後餘生，但一切沒有隨着離開現場而平靜。第二天，他不停回想自己行蹤有沒有洩露，細想所有蛛絲馬迹，例如有沒有使用過八達通、回家後有沒有丟掉衣服、臉書上有沒有說過什麼等。他染了髮，換上隱形眼鏡，甚至修了眉。「走在街上，總覺得不認識我的人，也知道我是誰。」
他發現自己在現場戴上口罩的容貌，已在網上媒體出現，照片被截圖流傳，「我突然在電話看到自己」，後來一些親友亦來電慰問，他意識到事態嚴重。「我是後來才害怕，因為看到警察好像發了狂的樣子……政府也說要追究到底。」
那天之後，他到了一個沒有個人住址登記的單位「避風頭」，那裏連一張牀也沒有，他只帶着一部手機，卻不敢講電話，「看到一些令人傷痛的新聞，就會嚎哭；讀到一些苦中作樂的搞笑文章，又會大笑起來，像個傻佬。」他變得疑神疑鬼，害怕隨時有人前來拍門，很注意屋外的人聲和腳步聲；好多天不敢外出，「覺得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也不安全，搭地鐵會俾人查，搭小巴會俾人查，搭的士又會遇上路障。」
他說，這種恐懼是他不曾領略過的。「不知道會否被秋後算帳，早幾年沒有這樣害怕，因為政治而坐牢的人會判多重？那時想，最多不會超過一年，現在很容易便要坐十年八年，動輒告暴動罪！」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出現，阿銘第一次參與社運。雖然不是走在前線，但他也曾在預演佔中時被捕，那時，他與一班被捕者被扣留在黃竹坑警校，等候保釋的時間雖然漫長，但過程中未有受到任何言詞上的恐嚇，最後也沒有被起訴。五年後，他沒有被捕，卻感到整個人置身於監獄。「現在除了警察以外，撐警的人也改變了，他們會用不同方法搞你，例如影相，扯你口罩；就算你只是和理非，走出馬路也可以被人打。那一份恐懼是十分實在的！」
想像獄中生活
頭幾天，阿銘覺得要在警察找到他前，做好一切被捕準備，所以像突然人間蒸發一樣，「我對朋友也啟動『我無嘢講mode』，保持緘默，朋友顯得擔心，其實我在準備「應該如何抵受嚴刑逼供」，我睡不着也吃不下，但內心告訴自己，要恢復體能，不能倒下。」他找來律師分析案情，對方提醒他要準備應對不同處境，例如警方執法時可能會警告要控告你阻差辦公、不讓你致電律師，以至落口供的簿仔沒有提供副本等。
他很感慨，「我寧願被警察拉進監獄，坐幾個月，反而沒什麼要害怕，總比過着有如逃亡的日子好。但是，我沒有坐過監，別說六七年，就算三年，也不知道如何度過。」他試過想像坐監的情景：獄中起牀，收拾牀鋪，吃飯吃橙，然後遇到其他犯人……「獄中的紀律生活，能令自己思考更多東西？」他說，那些都是很片面的想像。
「我之前認識一個露宿者，在雨傘後被捕，雖然他最後無罪釋放，但也被困在收押所一段日子。當時回想他住在裏面可能比瞓街還好。不過，那只是安慰自己的方法。你覺得痛苦，所以要想像一些正面的東西，說到底，沒有人想失去自由。」
其實沒有「四死士」
離開立法會的往後日子，阿銘活於一種恐懼、不停思考問題的狀態。他佔領立法會的當晚，反而想法堅定。至今，他沒有後悔過。
「我記得當日有人在柱上噴上一句話：「是你（林鄭政府）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他說，當初根本沒有打算到現場，及至晚上8至9點吃飯，他在電視上看到示威者衝進立法會，「當時畫面是行人電梯也逼滿人，就像朗豪坊一樣，大家在討論是否拿下曾鈺成的照片破壞。」他飯未吃完，馬上收拾東西出門。「如果有什麼事發生，愈多人愈好，這是一個歷史時刻，我很想在現場。」
他去到金鐘，車站大堂內有兩三條長長人龍，龍頭的人在購買單程車票準備離開。他一路走，當踏進立法會時，首先看見一個似乎是保安室的房間，假天花已被拆掉，破爛的電視屏幕仍然亮着一些藍光和一些紅光。「滿地垃圾，周圍是路障，地下很濕，有玻璃碎，第一時間聯想起打機喪屍遊戲，這個形容好像不大好，可是當時的確給我這樣的感覺。」
隨後阿銘走到議事廳，發現留下來的人大多數是記者。不久，幾個人在朗讀宣言，梁繼平亦除下口罩，勸說大家不要走，因為愈少人愈危險，「我也覺得這麼難才能進去，不應該這麼容易離開。」他聽到有人要寫下遺書，聲稱割脈也不會離開。「一條活生生的人命就在眼前，我應該阻止他，還是應該尊重他這個行為？如果在其他地方有人要死諫、自殺，我會阻止，但唯獨在立法會這個有象徵意義的地方，意義可能不同，這個問題，我到現在也沒有答案。」
他續說，「不過，當時我覺得沒有可能說：你們加油，我出去了！而周圍的人在問我，你留或走。我答，我要看到最後一個人走我才走，其實，我不是死守，我是留守，我不能看到有人在而自己仍然要走，我做不到。」
結果，阿銘被外界認定為留守到最後一刻的四死士之一。「其實，大家的想像與現實有一段差距，坊間形容當時的情景，主席枱上有四個人坐在下來，然後綁住白色頭巾，放下四封遺書，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外面資訊又指，留守的人在主席台前，我當時也曾走過去看看主席台有沒有人，發現是沒有人的，反而大家也很低調，走到一個角落坐下，或在那裏躺下。」
後來阿銘在台前被一個記者截停下來，她問：「警察進來就走不到，為什麼現在不走？」阿銘當時心不在焉，便說：「只有一個門口當然走不到。」說罷，他看見遠處一位留守者正被前往救人的示威者抬走，他於是便走過去，未及開口說話，救人的示威者便說：「不要再說了，他們隨時會進來。」然後阿銘亦被人夾帶走了。
「也許，四死士的傳說不如就繼續說下去吧，我不夠膽說是否只有一個人要死諫，但至少我自己沒有寫遺書。不過大家清楚，留守或者會俾人打至重傷，或被意外弄死，至少可能會被判坐牢很多年。」
當前社會最缺乏的是意志
阿銘說，當晚被人強行抬走，第一個反應是很生氣，「為什麼不是警察來拉我走，而是你們來拉我走？」
他回想，雨傘運動時曾經歷的一個情景。當時有人說要霸佔龍和道，有兩個黑衫蒙面的
人坐在馬路上，兩邊圍着糾察及示威者組成的人鏈。「大家不停呼喊，叫兩個人回來，很危險。起初，他們兩個也不肯，其後一人被人勸說，只剩下一個人，那個人說：我覺得應該要做的事，只剩下我一個我也不會走。」
他覺得，那種只有一個人也不會改變的意志，是當前社會所缺乏的，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永遠都是跟隨別人，用合理或安全的理由解釋為什麼要全身而退。我們會變得沒有意志，或變得被說服甚至是妥協。但，意志其實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不是每個人都能堅持得到，我會被這些吸引，看電影也是，看到這些情節會哭。」
從生氣被救到多謝被救
但在議事廳的那一刻，他已被團團圍着，無法轉身，被人帶進一道扶手電梯，後面的人仍在猛力推，感覺更像被警察拘捕的樣子。阿銘當時說：「不要再推，電梯很危險！」最後走到地面，繼續被兩個人強行送到海富中心。「我一手甩開他們，說為什麼其他人還未走要趕我走？」
後來阿銘坐地鐵返家，他看見列車的人在歡呼慶幸沒人被捕，他心想：「為什麼要高興？難得打回來的地方為什麼這麼容易還？」他看着大部分人到旺角下車，未幾電話信息顯示旺角紅van被截停「抄牌」（被警察記下身份證資料），他則一直乘地鐵到觀塘。「到了票務中心，職員已經開閘向乘客放行，還說了聲加油，我打算付錢，但結果錢也不用，就像發夢一樣。」
事後，救人的示威者向「四死士」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為強行救人而未有尊重他們意願而解釋和道歉。「其實，我多謝他們救了我們，否則大家就在警署，被捕其實是很可怕的。他們也解決我的道德難題，令我堅持留守的原則沒有受損，因為在留與走之間，我從來沒有想過有第三個方案，會被人帶走。」
後來，他也想到，不少示威者已經衝破自己的底線，日後會慢慢累積經驗，正如以前你覺得催淚彈、胡椒噴霧很厲害，現在「當食生菜」。馬丁路德金說過，暴力是被忽略的人的聲音。「他們本來沒有參與佔領立法會，他們沒有衝進去，但為了救人，他們鼓起了勇氣。知道這些人性光輝，你會覺得，香港人值得擁有更多。」
抗爭運動後創傷 疑神疑鬼
「這幾個月發生很多事，以前你覺得不可能的事，現在都變成可能。譬如早幾年你叫我去遊行，我不會去，但現在不同，原來只要我們能夠團結，而且有足夠智慧，對手不是無敵的，他們也有犯錯的時候，我們要等這個機會。」
五年前，阿銘曾積極參與雨傘運動，他留守佔領區，跟很多人聊天，發現大家也覺得不會爭取到雙普選，最後整個運動沒有成果。
在金鐘的最後一晚， 就像開派對，大家撒金粉……我覺得不應是這樣，然後就陷入一種很無助的感覺。
及至2016年的補選和立法會選舉，他重新看見政治希望，可是最終亦沒有出路。「如梁天琦說本土派在選舉要取得議席，後來選舉前後出現DQ；本土派力量本來已不足，內部又分裂，而且勇武派很多人被補，這令人覺得十分抑鬱。我不會去支持泛民，覺得沒有人能代表我。」
他形容，那抑鬱的感覺一直影響日常生活，有一陣子他不看新聞，睡不着覺，吃不下東西。間或出現一些快樂的事，轉眼也會覺得「那又如何」。「疊埋心水做『港豬』也做不到，社會的事，真的不能不理。」
談到「港豬」，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媽媽以前是退休公務員，她不是心地不好，卻有很多事不知道，幾十歲人想法也是很單純，覺得政府一定是對的，不會那樣離譜。我爸爸，他活脫脫是見到國旗會敬禮的人，他是真心的那一種，是那些維園阿伯，會對着電視說應該捉那些示威者去打靶或射死他們的人。」
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阿銘為此思考了好幾年。「1989年，我媽媽大着肚的時候，他們有上街遊行，參加那些民主歌聲獻中華。三十年後，他們不見蹤影，其實他們也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他們只是有自己的那一層樓，所以我也想不透。」他覺得，唯一合理的解釋是，父母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羣，被人綁架完還喜歡了綁匪的那種。「你覺得你鬥不過他們，加上你看到和他們作對的人變成這樣，那你不如擁護他們，不知不覺，變成忠實擁躉。」
他說，雨傘運動時我經常覺得，我們這一羣人將來有可能會變成父母現在的模樣，變成「港豬」，或者上到位賺到錢，階級變得不同。「我不想變成那樣，不單止不支持不體諒，還對抗爭的人作出攻擊。他們覺得，你如何做，政府不會變，結論是自己變，為了生存下去，苟且偷生。」
他坦言，這些思慮有時讓他情緒受困，無緣無故覺得很害怕，無緣無故覺得很生氣。「例如我在一些密封環境會受不住，不要說坐飛機，連坐的士也害怕，怕得要馬上下車。
「有時會出現眼花，看到一些東西，可能在屋企看到一個衣架，覺得有人看着你，並不是很現實林鄭月娥出來與你聊天那種，而是突然疑神疑鬼，又或者是腦海中有某些畫面浮現。好像一段影片，突然間cut了一格進來。那一段日子，整個人的狀態和hang機差不多。」
無力感只是力量在等待爆發
他出現突然情緒失控而暴躁的狀況，甚至出現自殺的念頭。「覺得自己沒有用，覺得要死，很辛苦，頂不住，就像現在上網，看到很多人都這樣說，我很明白他們的心情，我自己大概幾個月一個循環，睡覺不多，也沒有胃口，經常情緒低落，全是抑鬱症的病徵。」
他說，社運界早幾年主張快樂抗爭， 特別一班本土派當中最孤立一羣，有人很積極參加軍訓或運動，但有一班人是「書生型」，很容易多愁善感。「那時已經一直在說不要死，自殺念頭，不是現在才出現，這和社會氣氛有關。我自己也有親身的體會，這幾年，我明白了身體狀況，知道最主要做的，就是沒有死去，那不容易。我常在腦海出現懦夫兩個字，現在的人流行自己輔導自己，我對自己說，不要怪自己，不要覺得什麼也做不到，所以我不再要求自己去改變世界。」他說，有些人不了解甚至批評自殺的人，其實是因為批評者不覺得政治權利是必需品，可是對另一些人來說，那絕對是必需品，沒有自由，他們寧願死掉。
他續說，情緒問題往往環環相扣，不只是政治上的挫敗，也可能是人生的挫敗，「可能有些人會更努力做人，但有些人會被打沉，鬥志也沒有，可能他事業上感情上也有問題，一方面可能家裏關係變差，例如我自己， 2014年我本身與父母同住，雨傘後，我發覺受不住，搬了出來。搬家後出現其他問題，不是做長工，收入不穩，每月交租又貴，早期住劏房，生活環境又差，然後各樣東西加起來，就開始抑鬱。但最初為什麼要搬出去？其實是因為政治原因。」
他說，他認識有人情緒問題比他更嚴重，有些甚至要去精神病院住一段日子，另外也認識一些人真的會自殺。他認為，這一段日子有一些人自殺，跟政治完全脫不了關係，外界「終於留意到」。反修例運動出現後，阿銘說反而再沒有自殺的念頭，因為他在運動中堅持
留守，實踐了個人意志，感到可以轟轟烈烈，抬起頭做人，而且也看到希望。「可以主動去做一點東西，不再覺得很懦弱。大家經常說無力感，其實無力感不是真的無力，而是夾雜了很多情緒。真正的無力感，是你沒法站出來。你有很多力量等待爆發，只是缺乏發力點。今場運動，就算失敗，我也能對得住自己，而不是永遠躲在家裏，什麼也不做。」
——明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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