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上旬去大陆访问，动身前，曾对江泽民下台后的北京形势抱有极其乐观的展望，想借此出差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探望赵紫阳。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他：“可惜历史未假他时日，否则他必定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手笔，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更为浓重的一抹。”
回国后所遇的局面，大为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说好带我进富强胡同的人，临阵退缩。他拿来了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总结发言的一页，以证明不是他胆小，而是形势比江在时还坏。他说：“我们这些人自己无所谓，只是不要给紫阳的处境雪上加霜。”我思量再三，接受了他的劝告。在赵紫阳八十五岁那天，遥望东单方向，祝愿他再撑几年，得以自由之身离开这个世界。
我在那天之后，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要寻路去见胡锦涛，递上我匹夫之见。可惜无门可觅，只得遇有父亲家中来访客人，便大谈我欲进谏之言。多数人听着新鲜，听后举双手赞成，但是无一例外地哈哈大笑，谓之：“天方夜谭！”
我索性写下这“天方夜谭”，借香港《开放》杂志一地，留此存照。望有心人读后铭记在心，有朝一日，有缘登上“第一把手”宝座，实施一条、几条乃至全部，那将是我民族之幸。
我对来访朋友们说的是，假如我是胡锦涛，我要立即着手组织班子，策划并实施以下五件事：
- 以国家主席名义，委任赵紫阳为特命全权大使，代表他与达赖喇嘛谈判，协商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之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议案，交人大讨论通过，实施。这样做一箭双雕，即可避开在党内提出解决赵紫阳问题可能遇到的麻烦，恢复赵的自由（其他是非以后再论）；又可借赵的威望和经验，对西藏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摆脱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将西藏问题国家化。环顾当今世界出现的波黑战争、车臣恐怖和海峡两岸的尴尬局势，无不是因强人在世未能解开疙瘩而成为困扰国家和地区的死结。为了中国的安定和长治久安，西藏问题是到了一定要解决的时候了！如不趁达赖在世了断此事，他离去后，藏独问题必然成为比台独还令人头痛的永远的难解之题，甚至成为国家、人民永无安宁的恐怖之源。
- 以国家主席身份就以宪治国理念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采访。阐明任何一级党或国家行政机构的领导人都无权阻挠、迫害那些通过法律程序为自己或家人、或共同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进行申述的个人或群体。这一申明同样地适用于那些为在1989年“六·四”期间死亡的家人上诉法院的个人和群体。以国家主席身份在公共电视上发表政见是合法、合理的。这一做法：一可绕开所谓中共党的组织纪律约束，二可脱离“由党定罪、由党平反”的怪圈，将“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律程序。使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负有杀人罪责，原告提供、经法庭认定有确凿证据的人物，都受到法律的审判。亦即将罪责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犯罪之人的头上，这样才能保证彻底查清“六·四”真相，保证那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 立即将现居中南海的所有国家机构移至人民大会堂办公。党的机构则合并精简，另行选址办公。分期将中南海内一切建国后所盖建筑物定向爆破清除或整体迁移他处，还中南海为国家公园，向公众开放。中南海原建筑物内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前国家领导人办公地和住地，可辟为旧居开放、供参观。这一行动表现了新一代领导人以宪法治国，与皇权决裂的决心和真诚，定可取信于民，获得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真心的拥护和支持。
- 着手实施党政脱钩，将中国共产党淡出国家机构。这一步可分三部实施：
- 令乡镇、县、地区、省市四级的党的第一把手改称为该四级国家行政机构的第一把手，即令他们成为：乡/镇长，县长，区长、省长。这四级国家行政机构的第一把手，即现任乡/镇长、县长、区长、省长顺降一级，担任第一副职。将这四级党的组织机构的经费来源从当地人民税款和国家调拨改为由中共党员所交党费支持。这一改变，对这四级党的领导干部的个人地位和既得利益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冲击。相信相对于苏联解体，苏共党员一夜之间丧失一切特权，这应该是一种中共党员权衡利弊后能接受的，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他们的权、利的逐步演变方案。如党员所交党费资金不足，受冲击最大的将是那些在这四级党的机关供职的一般干部。这可以党政同级机构合并精简的方式予以解决。
- 撤销国家对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中国共产党的机构、部门的行政拨款（列：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中联部、妇联、国家机关党委、中共中央办公厅等），一切中共党的机构概由中共党员党费支持。对这些机构、部门的合乎离休条件的干部，参照目前国家机关（含已撤销国家机关）离休干部待遇，由国务院统一拨款、赡养。对在职干部，可参照其他国家机关撤销，国营企业解散时的方式，按工龄、党龄、年龄综合指数，一次买断、遣散。所需费用可由拍卖这些机构、部门的现有不动产所得支付。这一举措，将中共党的机构的干部置于与下岗工人相同的社会地位，会起到平息目前国有企业下岗工人闹事的作用。又因为老干部得到妥善照应，在职干部的“三龄”买断所得绝对高于下岗工人所得，无理由吵闹，应不会导致大的动荡。
- 取消中共内部的军委主席、副主席的职务，承认国家主席为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一切重大国内、国际军事行动由最高统帅提出，交人大表决通过后，方可实施。
当然实施以上三项措施时，应有更细规则和时间进度。但是这三项举措，将使我国彻底摆脱党国模式，成为向着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前进的起点。
- 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方向，最低一处台阶下，修建一嵌入地下，永远燃烧的火坛。在火坛的四周砌沿上刻上这样的辞句：
1989年以来，被我党下令动用国家军事、公安力量而惨遭无辜杀戮的人民群众、志士仁人长眠于此！
1966年以来，因我党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被害致死的人民群众、志士仁人长眠于此！
1949年以来，在我党历次错误政策和政治运动中因饥饿、贫病、劳改、流放、囚禁致死的人民群众、志士仁人长眠于此！
由此上溯到一千九百廿一年，自我党建党以来，在我党肃反、清肃AB团、撤离苏区、延安整风、处理抗美援朝被俘人员、反对高绕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历次党内运动、斗争中被误杀、错杀、迫害致死的我党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长眠于此！
中国共产党第X届中央委员会铭志
200x年x月x日
纪念坛建成之后，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第X 届全体委员献上第一个花圈，在火坛前长跪三分钟替党谢罪。以此举动，表示中国共产党与专制主义、党国理念决裂，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诚意。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开放党禁、报禁，令中国向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现代化国家过渡。
我敢言，胡锦涛哪怕只做上述所言五件事中的一件，将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哪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做到了所有五件，将千古垂名于中华民族和世界。国家的巨变，无可奈何地企待于英雄人物的出现。我相信赵紫阳、胡耀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曾经有过政治改革的大胆构想，可惜他们缘分未到。还有谁能抓住历史的契机呢？ 我只知胡锦涛不能，呜呼尚飨！
2004.10.26
补记：
转眼间，胡温第四代已经成为历史，习李第五代“登基”成为“当今”。改革开放以来，只改经济，不动政体，前几任给第五代留下的可以使用的资源已然见了缸底儿。我最近在跟美国博讯网主交谈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这些干部子弟不改变“政权”观念，就毫无希望，必须将“政权”观念改变为“政府”观念。我不认为目前的中国有任何其它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共产党，我所努力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而是推动它从统治国家的政权转变为为国民服务的政府，亦即：我们需要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但是不需要一个拥有国家的政权。就在与这位网主交谈的前几日，我和家人从香港携带入境的53本新书《李锐口述往事》被北京首都机场海关悉数扣留。一个病入膏肓的政党，如此讳疾忌医，连自己的元老回顾追随其一生的经历，呼吁接受教训，痛改前非，都不能兼容，摆出的真是一副等死的架势。共产党亡了不要紧，它将中国这片土地已经统治成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界儿，再不改革政体，中国老百姓也只有等死一条路了！我因此以为：如何处理我对首都机场海关扣书提起的讼诉案，将是习李执政真实路线的风向标。正如国歌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老百姓能指望上习李吗？
行笔到此，想到父亲李锐在他的口述中谈到我的爷爷李积芳，他和黄兴、宋教仁是好朋友，是第一批同盟会员，醉心于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实施宪政。父亲李锐追寻其父理想，青年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矢志不移而受尽磨难，晚年唯一忧心：“何时宪政大开张”？如今，我这李家第三代也已过花甲之年，爷爷的宪政之梦在中国仍看不到实现的晨曦。
2014.2.11.午夜
这篇文章是于2004年胡温刚刚上台时写就的，对中国的前途那时心中还存有一丝的希望。在习李上台不久的2014年初又加了一段补记。如今五年过去了，我的父亲也走了，他留下的绝唱是：“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今天，香港人为要求中共兑现它的诺言“港人治港”的抗争超过了百日。国内的网上、国外的大街上中国的小粉红们对香港人极为下流的辱骂令我震惊无比！中国人在中共七十年的统治之下，良知和德行竟然沦丧到了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刘晓波先生说得没错啊，中国至少需要经历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才有望踏上文明之路。我知道我是看不到宪政开张的那一天了，连宪政之船的桅杆尖尖也不会看到。我因之从心底感谢香港人，你们让我看到了荣耀和希望！
何以 這土地 淚再流
何以 令眾人 亦憤恨
昂首 拒默沉 吶喊聲 響透
盼自由 歸於 這裡
何以 這恐懼 抹不走
何以 為信念 從沒退後
何解 血在流 但邁進聲 響透
建自由 光輝 香港
在晚星 墜落 徬徨午夜
迷霧裡 最遠處吹來 號角聲
捍自由 來齊集這裡 來全力抗對
勇氣 智慧 也永不滅
黎明來到 要光復 這香港
同行兒女 為正義 時代革命
祈求 民主與自由 萬世都不朽
我願榮光歸香港
20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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