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诒和《卧底》说起
章诒和先生以《卧底》挑开幽暗的一角，中国文坛立刻起爆了重磅炸弹。冲击波鼓荡开来，又震撼了多少敏感的神经。冯亦代、黄苗子这些大家，在众人眼里，一直是光芒四射的文化名人。他们著作等身，文化学术的贡献光辉耀眼。就是说做人，谁曾经怀疑过他们的作为？一个“卧底”，拆穿了他们形象的另一面。却原来，多年了，他们一直领命监视民主党派的诸位要人。他们表面上和这些昔日的老朋友礼尚往来，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暗地里，每次交往都在写汇报，记日记，对象说了什么，有何想法，都由他们定期向联系人汇报。他们是安插在危险分子身边的密探，以此作为考验他们对执政党是否忠诚，重在表现立功行赏。
这些卧底，和监视对象都是亲密的老朋友，有的甚至共过患难。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他们曾经一起面对强权争自由，风雨如晦，鸡鸣犬吠，漫漫长夜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论私交，他们也可说是老交情了。
怀揣着小九九，约好日子，登门，交谈，发牢骚，叹凄苦，虚伪地洒一掬同情之泪，老朋友留下吃饭，执手泪眼相送，远远地依然可以看到门口的孑然的身影——回到家里，背着家人，打开幽幽的灯光，一笔一笔记下猎物不合时宜的言论行踪，电话约了上线，约了时间，约好地点，偷偷地见面。呈上猎获，联络人肯定了报告价值，欣欣然眉飞色舞。再回家，记下关怀与鼓励。每接一次头，都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依靠这些立功表现，摘帽子，改善待遇，不知道当年这些文坛名家，怎样在光影里暗夜里交替扮演两种角色？
这一拆穿，受损最大的是文化名流的人格。原来他们表面上亲亲热热，迎来送往，暗地里却是刺探情报，随时准备给朋友加罪的探子。尤其是，这些监控对象，几十年来风雨同舟，一起从患难中跌撞过来，曾几何时，物伤其类。生死之交成为刀俎上鱼肉，他们毁灭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前程，也是数千年中国文人的为人道德。朋友乃五常之一，为一己之私出卖朋友，士林不齿。今天，在一个堂皇的旗号下，他们偷偷摸摸积累着杀戮朋友的罪证。中国文人的道德溃败，在这一个角落，尤为令人触目惊心。
他们当然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政治正当性，让他们虽然饱受感情折磨，还可以不在乎人情瑕疵。那么，当失去政治正确以后，人间只剩下了道德谴责。这一场隐蔽的行刺之后，损失最大的是他们。
卧底当探子，当然不是他们人生的全部。但这一重身份，足可以让他们的人格大厦轰然倒塌。我们承认，他们对于文化建设功不可没，可是，暗地里的鬼蜮伎俩，麒麟皮下顷刻露出马脚。一代文人的辉煌，黯然失色。民众对他们的尊敬，顿时消解。
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两张面孔，双重人格，亮度对比度，卧底事件都创造了当代最为刺目的记录。
为此，我对章诒和先生揭露卧底的文章，景仰已久。她轻轻地挑开黑幕，那幽暗的一角，曝光出幢幢谍影。那人性恶的隐秘，摊晒了，白光闪烁。一拳打出去，无情残忍，却也公理战胜，坦然磊落。
《卧底》风波，已成过去。近读北岛的散文，却是又回忆了不久前的灵魂震颤。北岛的几篇散文，或许言者无意，章诒和先生的无情揭露，却从此不再孤独。北岛文字后面的迷踪幻影，又让卧底，再一次成为好奇的想象。
北岛在散文《听风楼记》里，回忆冯亦代先生，多次将话题逼近了卧底的传说。尽管只是在话题的边缘周旋，尽管只有只言片语，回想章诒和先生的揭露文章，还是有一种“旁证”的感觉。
北岛的回忆里说：
冯亦代于1949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我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确如北岛所说，1941年乔冠华所托，无非是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共。这有什么不敢对人言及呢？倒是1957年打成右派以后，奉命暗中监视往日同僚，给当局刺探情报，这才是不可对人言及的。我宁愿相信，“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说的正是1957年以后的奉命卧底。冯亦代先生言在此意在彼。甚至可以想象，他在信誓旦旦地申明“连老婆也不能讲”的时候，立刻想到了暗夜里的秘密接头。他的心剧烈地抖颤开了，大颗的汗珠滴下来。
我之所以这样推测，如同北岛所说：这和先生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亦代先生晚年，和北岛曾经保持了非常深挚的友谊。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北岛抢先找到冯伯伯，悄悄透露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冯亦代这一代知识分子走向思想解放的洪流，同情支持年轻人的种种出格越轨的先锋文学实验。北岛这个名字，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的旗帜。在北岛搅起的漩涡里，时时倒可以看到老人的身影。当局或奖或惩，大概有了10月的同谋关系，他从不抱怨。在1979年10月的《新观察》，冯亦代撰文，为《星星画展》事件呼号呐喊。1989年早春，风雨飘摇，北岛“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二人显然约谈了什么。冯亦代表情严肃，不但没有拒绝北岛的请求，反而称赞他“做得好”。北岛清晰地记得二人相视一笑，那是雷鸣电闪风满楼台时刻的心灵默契。此时我简直看不明白，冯亦代先生究竟是哪一家的卧底？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重人格，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岛的散文里，还有关于他父亲“向组织汇报”和冰心谈话的记录。
1957年，北岛的父亲赵济年调到民进中央宣传部担任副部长，部长是著名作家谢冰心。北岛在《父亲》里回忆：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谢的谈话内容记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回忆整理，写成报告。
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经历了三反五反，洗澡交心，知识分子早已噤若寒蝉。1957年反右以后，文化人更加成为一支落败的队伍，缴械投降不计其数。赵济年先生回忆，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在民主党派中央机构，思想交锋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谢冰心这样的著名作家，当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在赵济年先生看来，“把私下谈心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北岛在这里说得比较含混。一方面，赵济年汇报冰心属于“另有使命”，另一方面，赵济年认为向组织汇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究竟是组织的安排布置，还是自己的主动汇报？副部长报告部长言行，看来组织安排布置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再进一步，是例行汇报还是秘密汇报？还是间谍手段？这期间的区别还是不容忽视的。
即使不属于间谍手段，宣传部门的部长副部长暗里监视，定期呈递报告，这种监控手段也够骇人。身旁一双眼睛暗里窥探记录，人人自危，这就是1950年代民主党派高层的生存环境。汇报和反汇报，侦察与反侦察，人际关系里的笑里藏刀，明枪暗箭，让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人人都监视，人人都被监视。大家都长着一双警察的眼睛，机关家庭都笼罩了恐怖气氛。这个时候，你才会体会到罗斯福所说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多么可贵。
赵济民监视汇报冰心有没有成果？没有。这不是他没有尽力，而是冰心早已感觉到了什么。晚年回忆当时情景，赵济民感叹冰心早已不像早期作品那样单纯。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终于，她对赵济民摊开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北岛在回忆里说：
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选一个民主党派的组织成员安插眼线，这种办法可行吗？赵济年以他的忠顺服从，证明了这种办法是行得通的。
赵家也算个大户人家，不幸前几代中落。赵济民受过苦，北京解放前夕，协助地下党收集粮食情报，思想倾向进步。他自幼喜欢书法，爱读文学书。但北岛说，骨子里头，他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他先后在人民银行和保险公司工作，困难时期在家里装配电唱机和半导体，和多数民主党派的成员一样，顺从听话是他们的性格特征。在他负责的范围内，他会按照上级组织精神，声色严厉地处理“犯了错误”的下属，其实也未必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
这样一个父亲，偏偏有一个叛逆的儿子，而且几乎是中国青年叛军的首领，这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成为激烈的家庭大战。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父子二人曾经纵论时局，边喝边聊，大醉之后，隔天北岛得到的警告是不要出门乱说，免遭杀身之祸。1972年，北岛把自己写的新诗拿给父亲看，没想到父亲责令他马上烧掉，因为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老人吓坏了。
北岛成为朦胧诗的领袖以后，父子的冲突愈加升级。这些时代先锋，当时一个一个衣冠不整，须发长乱。北岛父亲多次拒绝他们进门。诗友给北岛临了一幅表现主义的油画，挂在床铺上方，父亲终于爆发，咆哮着命令北岛把油画取下。儿子不肯，父亲一把从墙上扯下，撕成两半。数次争吵，都以北岛出走结束。一直到1990年父亲退休，这父子二人依然互相看不惯，闹别扭，不争吵了，冷战并未休止。
可以看出，父亲对北岛的指责，不尽是家庭伦理冲突，其中更多的是不同的政治生活造就的文化性格。一个守旧服从，在旧有的社会秩序里生活习惯了的老人，遇上了一个青年一代的叛逆领袖，老一代的生活方式完全被颠覆，他当然要习惯的保护早已获得的安全感。
1990年代以后北岛出国，以自由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周游。自由言说，自由出入，大口大口吐纳新鲜空气，他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舒畅的呼吸。晚年的赵济年，终于平和地接受了下一代的反叛。这父子二人几十年的冲突，成功地演绎了一部自由与服从的斗争史。结局是父子二人一同皈依自由，大团圆，喜剧落幕。
扯出赵济年父子对立，无非要证明一点，以赵济年的立场觉悟，性格为人，当年上级选他做眼线，有道理，有根据，完全可能不负重托。
北岛回忆，父亲决定给他讲述这件事，无疑下了很大决心。
1999年秋天，北岛父母到美国探亲，北岛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令北岛“大吃一惊”，当即“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车上说话不便，晚饭后北岛接上了路上的话茬儿，“他似乎也在等待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北岛的震撼当然也是我们的震撼，谁相信一个软弱的人会承担如此心灵重负。
赵济年2003年去世，欧风美雨，中国巨变，高龄残年，大约终于体会到了当年的荒谬，不想把沉甸甸的记忆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点点头，说再好好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一直到去世，赵济年也没有写出这一段惊悚的往事。
又一个“到死也不能讲”的标本。
很早就喜欢北岛的散文。喜欢他依然携带的上世纪80年代之风，喜欢他的世界眼光，也喜欢他忧郁感伤地回忆老北京。甚至他谈译诗，也跟着他品位现代诗的翻译困境。在北岛身上，负载着那一代人多么丰富的记忆，历史的艺术的浓稠的意味，让我每每沉浸其中，心向往之。
这一回的卧底疑踪，可算是令人惊讶的副产品。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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