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达：香港國族來了，怕都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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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榮光歸香港》，隆重的曲優於詞，歌詞後段又優於前段。但只看作品本身是見樹不見林。除了作品本身，「作品產生的背景」同樣重要。《願榮光》重點在歌外，在孕育它的革命和外侮時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只代表「反送中」，甚至是整個殖民時代（1997-）的反題，是一種新的時代精神。歌曲的作用，類似祭司之於神。可以語言和吟唱的歌，折射了從前一直無法道成肉身的概念 — 香港人的國族意識。

有「溫和派」中國朋友跟我談香港局勢，他們認定香港沒有任何可能撼動北京，但亦不想香港血流成河，又問，「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會激嬲共產黨，「共產黨靠武裝革命起家，你認為他們會怎樣想？光復是想光復到哪裡？革命是甚麼革命？這不是港獨嗎？」

隱藏的部分比顯露出來的更重要

香港大多數人都不會承認「反送中」涉及港獨。有些人持策略性取態：避免給予中共口實，也順從歐美態度 — 歐美作為二戰戰後秩序的當然持份者，也不會樂見分離主義運動，他們對於新國家新國族的誕生，往往十分戒懼並且反對；有些人是因為恐懼：長期的殖民統治，令香港人對群體內在探索存有禁忌，逐漸內化變成文化一部份。尤如森林中的動物，非風動，非幡動，但心一動，逃避的生存本能也會隨時啟動。

五大訴求沒有一項是「要求香港獨立」，大部份人只是反對特區政府、反對警暴等等。然而在中國人「這不是港獨嗎」的質疑中，我也好像無法否認。雖然大部份人沒有知覺，或者口頭上也反對，但整個反送中運動的脈絡，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反殖運動；整個香港，根本是在國族建構的現在進行式。

首先我們反對了中國的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擴張到香港；我們反對了北京的政治代理人 — 林鄭月娥；我們也衝破了「和理非」的教條，直接與北京的武裝代理人 — 警察 — 對抗；之後我們還有人衝擊不民主的立法會，以及直接代表「中央」權威的中聯辦；代表外來政權的國旗和國徵，被塗污，被射落海；「五大訴求」有要求雙普選，而真雙普選的定義，就是否定北京干預、篩選和否決權，而這個選舉只限「香港人」參與，中國人無權，因此客觀上也會造成分離。

《紐約時報》報道《願榮光》時說：「一些抗議者表示，這首粵語歌給他們人在海外聽到自己國歌時的那種感受：一種對家園的集體自豪感。」

中秋晚上的獅子山附近，山上山下的人不時雀躍歌唱，一邊唱，一邊上山。你問他們是否支持港獨，他們也許會否認，表情陰晴不定，但他們會繼續熱烈地唱《願榮光》。這首歌全港大流行，當然不是因為旋律歌詞編曲已臻化境，不是。這首歌流行，是因為藉著它，很多人得以安全抒發那種多年來被壓抑的獨立慾望。

集體吟唱不會立即改變香港仍然受中國統治的政治現實，卻建立了在此政治現實下香港人新的共識 — 香港人是一個國族，卻沒有保護這個國族的國家。

流行現象是壓抑的總和

有很多人會問，活躍參加革命的年輕人，明明沒經歷過英治，懂事以來已經在中國統治下生活，為何正正是他們的反抗最激烈，對中國最不認同？正如革命歌曲和革命共同體，俱在行動中煉成。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分別，在於欠缺共同經歷。在革命現場，香港人是跟其他香港人 — 而不是中國人 — 共同出身入死「齊上齊落」。當中的情緒連結，最終就會變成政治共同體的濫觴。正如抗日記憶，成為新中國的建國神話；現時的一切，也會成為明日的記憶，成為國族的傳說。

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成為群眾選擇的口號，到《願榮光》的作成與傳頌，時代巨輪自己有多恐懼，還是會不由自主開始滾動。正如大多數人為了政治安全，對國族問題通常採取含糊其辭的策略。而越恐懼就越需要《願榮光》，就越會傳播這首歌。即使我們暫時仍抱著「香港不需要成為國族」之類的虛假意識，我們身體力行實踐出來的，就是正在大刀闊斧建立香港人的國族共同體。這不只是以前那種絲絲襪奶茶、正體中文很古雅之類的文化共同體，而是指向位階更高的政治共同體。

香港人的活動，是不由自主的，因為「恐懼成為自己」的意識，和「想要成為自己」的潛意識，在政治現實下劇烈鬥爭不斷。香港人只能分裂出另一個如夢似幻的人格，用類似「發夢」的方法渲泄自己的獨立建國慾望。滿佈「土地」、「光復」意味的歌曲，就是這個夢遊人格的呈現；歌曲本身成為發夢的場地。

不由自主的高熱

很多人不斷表示，希望尋回「真一國兩制」亦反對港獨；自由派知識人會說，國族主義是落後的，本土化的趨勢令人憂心云云，但到了抗爭現場，他們又會被齊上齊落、民眾共同對抗黑警的場面「感動」，這就是不由自主。

你也許一生信仰香港人就是中國人，你也許一生信仰「香港性」就是「混雜性」，但到了國族建立的真實現場，你無法抵抗。你很想，但你做不到。那是高熱，那是戀愛一樣的激情，即使那可能會為我們招來攻擊，我們仍然心馳神往。甚至到了某個階段，你會覺得不被理解，正是你自身存在的證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內容是甚麼？中國人自然對此感到憂慮，香港人也同樣憂慮。因為我們做了一世的葉公，當真龍出現了，我們自己就最怕。然而別人叫「光復香港」的時候，我們自己已經知道下一句，並且很想叫出來。

馬嶽教授在《明報》寫的〈這個夏天：實踐的共同體〉，整篇都是描述香港受國族主義洗禮下的表現，大部份我都覺得很認同，但關鍵位置他又會說「……我們會繼續用我們自己的方法過自己的生活。在這刻，主權國家和國族主義，都變得太過庸俗了。」這就是那種內化的恐懼發作。因為客觀形勢（不論是中國還是國際）都不容許新國族誕生。香港人一向順世而對強權恭順，越美麗的東西越不可碰，即使我們也許明知，民主自由就在那裡，就在國族主義那裡。普遍而言，就像很多活躍反同者最終被人發現自己是深櫃中人，有久遠國族否定史、「都會主義」的香港，也許只是一直在迷失並壓抑自己的本性。

波士頓的政治學者 Liah Greenfeld 是研究國族主義的專家。她曾經跟我談過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她考察早期歐洲史，發現一個自豪於自身的國族建立之後，其他在共同體以外（鄰國）的人，會感到嫉妒。他們因此會模仿先建構的國族，建立自己的國族，而後進國族往往會埋下對先進國族的嫉妒。例如英法之間、法德之間，都有這種傳承關係。

受嫉妒和迫害的輪迴

這個關係的最早案例，是猶太人發明了一神教，自視為獨一真神的選民，建立了屬於猶太人的政治宗教共同體。之後他們就受到了超過兩千年的嫉妒和迫害。因為其他人會想，為甚麼就是你們成為神的選民？因此最早建國的代價，是受到其他人的持續迫害。

她從這個角度，去解構自己國族的受難史：從古埃及—羅馬帝國—中世紀—納粹德國所受到的種種跨國迫害，都是因為一種深不可測的嫉妒。歐洲人無法成為猶太人，於是模仿猶太教，製造了基督教，也聲稱自己與真神建立了往來。在香港，這種動態早就出現。香港人去獅子山掛橫額，親中人也掛；香港人在商場唱《願榮光》，親中人也去唱《義勇軍進行曲》；香港人在外國宣傳「反送中」，中國人也來踩場說「只有一個中國」。

你可以看到中國人的不滿，充滿模仿，也充滿對先進國族的嫉妒。明明中國已經建國，也受到國際承認，但他們也嫉妒香港人的空前團結，感到自己被孤立於此種浴血奮戰之外。香港國族又內建了一套「中國內地」不熟悉也並未接受的價值觀。最後他們對香港的「同情理解」，最多就只是去到了解香港人深受地產霸權之苦，因而對香港人群起反抗「內因」的理解，也充滿經濟決定論的隔膜。

中國人擁有國家，但不是一個有機的國族，似乎在反對其他共同體（如台灣、疆藏、香港之類）的時候，才暫時聯合起來；香港人是一個國族，但並未擁有國家。中國人嫉妒香港試圖建立更多的東西。就像他們不滿香港身為「中國人」，但「額外」擁有更多自由、法治和福利。聲言解放軍、斷東江水、古老的「不是中央照顧你們完蛋了」，都是嫉妒，他們經常指控「香港人有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那就是嫉妒。

中國人的國族情緒，除了是被黨國機器所教育和催化，香港人也有份的，即使他們甚麼都不做，只是迎風而立也好 — 因為香港人不放棄自己一直擁有的信仰和價值，在帝國中顯得異相，因此經常被包圍和迫害。不過，就像我無法也不想淨化「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真正來歷，若果因為堅持自己、堅持正常而受到迫害，那我們自己也只能無可奈何的接受，並視為光榮。不被理解是孤高的山嶺，自有神聖的體統；因為認同而受苦，也是一種愛國的形式。傳統智慧總是告戒，木秀於林是要受苦的，但這就是香港，我們又做不到削骨削肉重新來過。接受自己，領受屬於自己的苦果，是香港的真正成人禮。

無論如何，香港國族在苦難廿中已經誕生。不論是中國還是香港人自身，怎樣恐懼和拒絕，它還是已經到場。香港國族來了，怕都沒用。

——立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