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被忽略的“杨小凯现象”
《史记》载：鲁定公11年，孔子官拜鲁国司寇，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诛杀少正卯立威，罪名竟是以下三条：随后，少正卯被处死。这就是著名的“孔子诛少正卯”。一次不起眼的文人之争，却以一个荒诞的面目载入史册——仅仅因为观点不合，就要夺人性命。这成了中国“文人相轻”现象的起点。三国时期曹丕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此处的“古”，便是指“孔子诛少正卯”。“文人相轻”不同于学术争鸣和思想竞争。为捍卫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与人争辩，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然而，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成了“政治正确”，“百家争鸣”自然变成了“党同伐异”——“文人相轻”演变为“文人相残”：李斯谋害韩非子、王允杀蔡邕，等等。“文人相轻”现象犹如一个幽灵，游荡在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圣贤如孔子，也未能免俗。
杨小凯一生最重要的伯乐、一代教育家、被誉为“武大蔡元培”的刘道玉，在杨小凯逝世后撰文说:小凯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非凡才华、世界顶尖的学术成就、开拓创新的精神，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却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这些才是永恒的，是永远属于杨小凯的。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茅老，称杨小凯的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并亲自为杨小凯的作品作序、编校。“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捍卫者”张维迎，认为杨小凯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决定了他以后所走的路。经济学家周其仁，撰文悼念杨小凯，称小凯与前辈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顾准一样，勇敢地另辟路径，留给后人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问题。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称小凯独立的治学人格是他终身学习的榜样。杨小凯生前最重要的论敌林毅夫，在小凯逝世时哀悼：“毅夫痛失良师益友，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中国经济学界“左派的旗帜性人物”陈平，尽管多次撰文阐述与杨小凯的学术分歧，却仍在杨小凯逝世时称：“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以炮轰“医疗私有化”而著称的北大教授李玲，也在杨小凯追思会上沉痛地说：“小凯对社会的影响将永留我心。”有“经济学怪才”之称的张五常，曾委婉地表示，杨小凯的经济学因选择了数学工具而限制了他的思想，但却不得不由衷感叹：“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10年，那么拿个诺贝尔奖，肯定不是什么难事。”多次参与重大经济决策，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称杨小凯的不幸逝世，使得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人，而我也失去了一位诚挚的朋友。深度参与经济改革，有“厉股份”之称的厉以宁，在80年代了解杨小凯的经历后，希望能收他为徒。后来担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的两位经济学家李稻葵和樊纲，在杨小凯追思会上说，小凯是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骄傲与楷模。国内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邓晓芒说：“受杨小凯思想的影响，我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杨小凯坚定地站在了真理一边，只有他真正走出了乌托邦，希望他的后来者能多一些。著名历史学者朱学勤评价道，杨小凯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成了思想的活化石，他是少有的蜕变者。诺奖得主布坎南与阿罗，多次向诺奖评选委员会推荐杨小凯，称杨小凯的经济分析框架，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在白人统治的国际学术界，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能受到如此褒扬，实属罕见。曾任阿里副总裁的梁春晓表示，杨小凯的书，让他看懂了互联网经济的本质。“地产界的思想家”冯仑表示，他的好友杨小凯，关于《公司法》的论述，使创业初期的他豁然开朗。“华尔街的传奇交易员”费希尔·布莱克临终前给杨小凯写信，希望捐赠一笔巨款支持他那“具有远大前程”的研究。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因肺癌去世。次日，林毅夫即组织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杨小凯教授悼念座谈会；2014年7月，经济学家韦森在上海组织召开了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华人思想界精英悉数出席；与“文人相轻”现象截然相对的以上种种，不妨称之为“杨小凯现象”。
为何会出现 “杨小凯现象”？熟悉杨小凯的人，通常会总结为三条：· 传奇的人生经历：18岁那年，杨小凯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捕入狱，但他却将牢狱变成了“大学”，自学成才。出狱后，几经波折赴美深造，终成首位开宗立派的华人经济学家。· 三大原创性贡献：杨小凯在短短26年学术生涯内完成“三次范式革命”：“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宗立派，以及“后发劣势”“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的洞见。前者让他成为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后两者正在成为先知般的预言。· 独具魅力的人格：杨小凯出身高干家庭，却关心底层疾苦，尤其反感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制度与文化；他桀骜不驯，待人却谦卑随和；谈及学术他口若悬河，但在言及自己时，却不善言辞；与人合作研究，合作者最后发现主要贡献均属于杨小凯，但他却坚持自己的名字应该署在后面，无论合作者是大学者，还是他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学生......
“杨小凯现象”的本质，隐含在周其仁教授这句话中：“小凯难以安息，可是我们还是要劝他安息，因为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将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句话的关键是“传统”二字，那么，到底是什么传统呢？在研究杨小凯及其思想后，至少应包括：——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小传统；——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浓烈的家国情怀这个大传统。要理解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救亡图强的小传统，就不得不以“西学东渐”为主线，在一个大的历史坐标系内，梳理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挟裹到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改造皇权制度，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坚持“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最终，洋务派胜出，洋务运动开始。然而，洋务大臣在制度反思上的麻木、洋务实业推进时“官进商退”的种种举措，以极为狰狞的历史面目中止——甲午一战，“中兴之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庚子国变大清帝国威严尽失，1911年的辛亥革命，大清帝国寿终正寝。晚年的李鸿章以“裱糊匠”一词来总结自己的一生，他的自嘲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无奈。“制度”与“技术”之争暴露的是如下问题：·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僵化而又麻木，当他们睁眼看世界时，只能看到西方器物之强大，而无法思考背后的原因。· 农业经济经过数千年的精耕细作，晚清时到了瓶颈，也形成路径依赖，猛然向工业经济转轨变得极为困难，即使学习器物，也困难重重。· 中央集权制度经过2000年的进化演变，晚清时已达专制顶峰。政治精英头脑中旧有的思想观念与利益纠葛，制度改革几无可能。最终，“洋务运动”，这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彻底失败。1895年，甲午惨败，“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杨度；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立宪与革命。历史又一次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些对标现代政治文明的变革，最终以制度的瓦解和全面的动荡而告终。如果将制度变革的失败仅仅归咎于当权者的权力欲作祟，未免肤浅。如张鸣老师所言：“当时中国的制度改革，面对的是一锅夹生饭，但对付这锅夹生饭，却不能将其变成生米再来一次，被扭曲的东西试图强行将其扭过来，只会将其折断。”所谓“夹生饭”，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排异反应。一场成功的变革至少需要三大条件：思想、时局和智慧。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在这三方面，都过于欠缺——· 思想：戊戌变法想要模仿的君主立宪制，背后的思想是限制国王权力；中华民国想要模仿的美国制度，背后的思想首先是有限政府、自治和分权制衡。共同的根基则是个人自由，在救亡图存成为主旋律的当时，这个常识却被忽略，甚至被倒置，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 智慧：思想必须纯粹，但政治实践却需要妥协的智慧。要把“夹生饭”煮熟，不仅需要共和民主的知识储备，更需要遵守现代政治的原则与程序。然而，集权政治中“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最终只能走向暗杀政要（宋教仁案）、对党魁宣誓效忠（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时）这样的闹剧。· 时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这都需要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秩序环境。要跳出“变革—混乱—变革终结”的历史怪圈，对有着两千年大一统历史的中国，几乎是一个迄今无解的难题。两场“制度变革”失败后，知识精英意识到不摆脱旧文化的束缚，中国绝无可能走向现代化。于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告别“吃人”的文化（鲁迅语）。不幸的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事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结果，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此后，各种思潮在中国激荡交错，加上来自苏俄、日本的外部压迫，激进主义思潮狂飙突进......历史何以至此——· 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一战后，英国等老牌国家的衰退，以及德国、苏联成为后起之秀的事实，宣告了自由主义败于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世界普遍左转。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到底向谁学习，答案似乎并不复杂。· 救亡压倒启蒙。巴黎和会上屈辱的一幕，以及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救亡图存压倒了一切，启蒙被迫中断。· 对西方文明与启蒙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多人视西方世界为一个整体概念，忽略了英、美、法、德、俄等国家在制度、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加之当时在中国传播的各类西方思想著作，大部分是从日本翻译而来。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底色仍是东方式的国家主义，这种“二传手式”的启蒙，已偏离了西方文明的内核。经历激进年代的洗礼后，顾准、李慎之、朱维铮等一代知识分子发出了“告别乌托邦”的呼声。1980年代中国再一次开始“向西方学习”，四十年过去了，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三大冲突再次横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成为制度变革的阻碍（杨小凯称之为“后发劣势”）。· 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作为东方国家根基的“家国一体式”的集体主义，与西方基于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越剧烈，且难以调和。· 作为历史上早熟，并且长期领先而又超大体量的文明，曾经的辉煌，既是国力稍有改观时对抗现代性的历史资源，又是面临危机时最强大的动员力量。因此，历史辉煌往往成为历史包袱。回顾一百多年来，国人“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粗线条的认知历程；从思想资源上，西方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都曾在中国传播，前两种思潮先后胜出，并分别成为主导思想，而保守主义一直式微；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经历了“开放—封闭—开放”的循环......身处“大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安身立命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政治关怀、思想关怀和专业关怀。政治关怀主要指向对国家命运的忧思，专业关怀主要指基于学科分工的专业性贡献；而思想关怀，则又体现为“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理解西方文明”这一体两面。这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在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有所侧重。然而，受限于时代，即便“大师云集”的20世纪前30年，始终是政治关怀、思想关怀远大于专业关怀。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的用力过猛，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却又肤浅，对各大基础学科的原创性贡献几近于无。之所以会出现“杨小凯现象”，是因为在杨小凯身上，政治关怀、文化关怀、专业关怀同时并存，且很难说哪一种更明显。专业关怀——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成为第一个因学术的原创性而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关怀——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视英美保守主义为西方文明的定海神针，并提出“信仰是制度第一因”的洞见。（因篇幅所限此处不展开，请阅读《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一窥全貌）纵然如此，杨小凯身上最强烈的符号，依然是他的政治关怀——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家国情怀的大传统。如果有人要问，中西方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差异是什么？答案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更加浓烈的家国情怀。西方学者虽然也勇于在公共领域发声，但由于东西方迥异的历史路径，西方知识分子热爱真理远胜故土。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20世纪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更是视自由为自己的祖国。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也不管遭遇何种境况，家国情怀，似乎是他们永远的信仰和传统，这在杨小凯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1968年，19岁的杨小凯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试图用更激进的思想改变自己的国家，并因此遭遇十年牢狱之灾。被杨小凯视为恩师的狱友刘凤祥告诉他：“你必须跳出历史怪圈，了解保守主义，成为经济学家”，这句话定格了杨小凯的人生轨迹，也成为他告别乌托邦，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新起点。· 1983年，仅有高中学历，靠狱中自学成才的杨小凯离开故土，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仅九年时间，杨小凯便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并两度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华人学者所到达的最高峰。对杨小凯的经济学成就，汪丁丁、张五常等学者曾表达惋惜：杨小凯将他迸发着活力的思想，装进了数学的笼子里。然而，梁捷在《杨小凯的两张面孔》一文中，却道出了原委：小凯一生，只关注大问题，大学问。他选择经济学，也正因为怀揣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他不愿像多数经济学家那样摆弄一些饾仃琐屑的学问，他执着于数学技巧，就是要竖起新兴古典的大旗，重新阐述经济学思想。以此求解“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问题。
· 就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初具影响的2002年，杨小凯不幸身患肺癌。生命的最后三年，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却声名鹊起。远在异国他乡遭受病魔折磨的杨小凯，将目光再次转向自己的祖国，将重心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命题。杨小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以及社会转型的重量级文章，大部分写于这三年。彼时，适逢互联网在中国如火如荼，杨小凯一篇篇饱含智慧与热血的文章，由学界到大众，引发一场场思想的革命。学生张永生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弥留之际的杨小凯，将自己的一本演讲录冠以《中国情与自由梦》，足见他对祖国的爱发自内心。夫人吴小娟回忆说，杨小凯经常从噩梦中醒来，哭泣着向她诉说梦到祖国发生了战乱......杨小凯的后半生几乎都在国外度过，在流行“不在这里，有什么资格对这里评头论足？”的年代，却从没听到过有人因此而质疑杨小凯。原因不仅在于他的经济学贡献——将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在一个新的躯体中复活，更在于他用一生，将社会政治关怀这一大传统，在西方文明的基底中复活。一西一中，一表一里；政治关怀、思想关怀、专业关怀集于一身——这才是“杨小凯现象”的本质。如今，世间已无杨小凯，而“杨小凯现象”的价值所托，正是凝结杨小凯一生心血的作品。
惟愿杨小凯的思想，变成传统的一部分；
惟愿“杨小凯现象”不再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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