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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31日星期六

误解科学导致落后,滥用科学造成灾难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策划:先知书店
文:愈嘉  编辑:店长柏果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发表《形而上学》,他认为,万物皆在运动,其背后必然有一个“不动的原动者”,那就是存在于物质形式之外的理念,这一思辨后来被命名为“第一推动力”。

牛顿认为,“第一推动力”是上帝;而霍金认为,“第一推动力”根本不存在;不过,大部分人认为,世界的“第一推动力”是科学,正如那句无人不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人观念中的“科学”,来源于日本学者的翻译,因此有诸多误解,最常见的三大误解就是:“科”“技”不分,将“科学”与“宗教”对立,将“科学方法论”用于社会治理。


▍“科”“技”不分:
科学是思维方式,技术是应用发明
 
吴国盛老师在《什么是科学》中写道,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别非常大,西方思考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知识的实用性,而中国人思考的出发点则截然相反。
 
中国人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几乎都在解决实用性问题——如何丈量田地,怎么算粮价等等。西方的《几何原本》,则全部都是数学概念的推导与延伸,没有丝毫实际用处;
 
西方数学史上的一些经典问题,比如四色问题——画任何一个复杂的地图,用四种颜色能把国家区分开即可。但是,在发现这个现象后,西方人偏偏要追问,这是为什么?
 
比如,哥德堡七桥问题——哥德堡这个城市有好多河流,这个城市里面有七座桥,如何才能不走任何一次冤枉路,一次性通过七座桥?
......
 
西方人在智力游戏上的执著,让中国人非常费解,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别,让我们在理解“科学”这一西方舶来品时,总是“科技不分”——但凡提及“科学”,就很容易和“科技”混为一谈,而在谈“科学”时,又往往指向“技术”。
 
清晰、正确的概念是一切思考的前提。混乱的概念表述,阻碍了我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我们先厘清“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含义——
 
“科学”指的是一个抽象的逻辑模型,例如牛顿三大定律,乍一看,几乎没有任何实用性。
 
“技术”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实际应用。比如,中国四大发明,今天的5G技术,AI技术等。
 
西方倾向于先抽象出一个思维模型,再用实践去检验可靠性,最后以此为指导,发展应用技术。
 
中国仅仅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直接根据经验发展实际可用的技术。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大分流?其中一种解释,角度非常独特:

• 拼音文字体系催生了哲科思维
 
作为西方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希腊,当地土地贫瘠,地貌多山石,当地农业产量完全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这迫使他们必须把商品做得极精巧,前往埃及、两河流域经商换回粮食。
 
地中海是欧亚非之间的内湖,风平浪静,希腊人只要用一叶扁舟就能横跨地中海,进行充分交流,商贸活动才得以全面展开。
 
环地中海地区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拼音文字的诞生——在充分交流的环境中,各个民族不得不丢弃各自的象形文字,用音标把语音标注下来。商贸枢纽腓尼基,最早形成了完备的拼音文字体系。
 
拼音文字一旦发生,拼音的符号就会把原有具象的概念丢失。比如“太阳”一词,在象形文字中就是一副具象的画,所有人就能识别,而在拼音文字中只是一个符号“sun”,这个抽象的符号必须被赋予一个命题,比如“sun”是太阳,“sun”是太阳神的居所,才能被人理解。
 
在拼音文字体系中,任何一个名词都必须通过一个逻辑语法结构才能被赋予意义。一个复杂的抽象体系由此建立。使用这种文字的人,说每句话、做每件事,都必须在逻辑架构上运行。它奠定了西方人分分秒秒训练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并由此衍生出了西方文明庞杂的哲学思辨体系和科学理论体系。

• 象形文字体系衍生出了具象思维

起源于黄河文明的中华文明则完全相反。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北方是西伯利来苦寒地带,西北方是天山山脉,西南方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向东向南是汪洋的大海,地理上与其它文明的隔绝,造成了封闭的、缺乏交流的文明状态。
 
而且,作为人类三大原始农耕基地之一(另两块是尼罗河、两河流域,东亚唯一的农耕基地),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不同,不需要也没有条件发展对外贸易。
 
于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体系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中国人则用这些字符完整地缔造了中华文明。
 
象形文字在感官上的具象类比,基本上排斥了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中国早期的文字语言体系,没有精密的语法逻辑结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在具象思维的长期浸染下,中国人长于具体的技术应用,而短于抽象的逻辑思维。
 
以天文学为例。罗马帝国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地心说”,为了证明这个概念的正确性,他先是构造了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再通过实践观察加以验证。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仅仅是依靠逻辑推演就指出了托勒密论证中的谬误之处,而实证证据则要到哥白尼去世后80年才发现。通过实证检验之后,“日心说”的地位得以确认。
 
可见,西方科学思维方式,是精密的逻辑推演,缜密而具有延展性。那些抽象的、看似无用的理论,将会源源不断产生具象的、有价值的实用技术。
 
中国具象的思维方式,虽然更容易应用,但却没有拓展性。这导致了诞生时领先世界的技术,却很难更新拓展,比如四大发明。
 
思维方式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在技术上长期领先于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后,在科学上成为迟到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科学与宗教:人类文明的两种智慧

从前,一名法国男子在火车上看到一位老人正在读经赞扬上帝,就上去说:“虽然你岁数大了,但是观念也不能太落伍,都现代社会了,还信仰什么上帝,你也得懂点科学。”
 
老人问:“你懂科学?”年轻人说:“对啊,我懂,要不我借几本书给你看看?”老人说:“可以啊,我也想去学点科学,你帮我把书寄到这儿。”年轻人接过名片后傻了,老人是当时世界最知名学府巴黎科学院院长巴斯德先生。
 
科学与宗教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科学与宗教是尖锐对立的——科学讲究的是怀疑,实证精神,而宗教要求的是纯粹的信仰,不允许怀疑。历史课上 “哥白尼因‘日心说’被迫害”、“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伽利略因宣扬‘日心说’被判刑”等故事更是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认知。
 
然而,这是对“科学与宗教”这一命题的误解。
 
• 科学与宗教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在很多人眼里,宗教往往同迷信划上了等号,但实际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拥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神学思想之高深,堪称是人类文明中最精致的思想体系。而它们往往反对的就是迷信,诸如巫术,作法,算命等等。要真正理解世界三大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可参阅《人的宗教》一书。
 
在人们的观念中,常常把宗教和迷信划上等号,进而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但是,与科学对立的,是迷信,而非宗教。

宗教迫害科学的谬误,最常被提及的,是布鲁诺因为坚持“日心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事实上,布鲁诺是宗教系统里的异端,他宣称耶稣和西都是大巫师,而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从古埃及来的,只古埃的“太阳神”才是真正的主。可见,当时复杂的宗教冲突,才是布鲁诺遭受火刑的根本原因。

诚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理性化,不断把原始巫术的成分不断剔除,宗教不断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 科学与宗教互相滋养
 
在很多人眼中,科学家都是无神论者。
 
但实际上,过去300年最有影响力的300名科学家中,只有20多人不信仰上帝。他们普遍认为,上帝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圣经》,还有一本书就是宇宙万物。崇拜上帝有两大途径——阅读《圣经》和探索上帝隐藏在这个世界上的规律。
 
西方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科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发现上帝所遗留下的规律,无论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牛顿的“三大定律”、还是诸如水在正常气压下,100度就烧开,0度就结冰等自然规律,都是上帝所谱写的华丽篇章,上帝才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因”。
 
例如,电学之父法拉第就是教堂的神职人员;电报的发明人摩尔斯在人类第一则电报上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电报的奇迹是上帝创造的;牛顿在发现了“三大定律”后说,没有上帝,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基督教是科学的接生婆。”可见,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死敌”,而是一种水乳交融,血脉相连的关系。

▍科学的反革命:滥用理性之殇

苏联曾流传过这样一个冷幽默:在大学的公共政治课上,老师要求学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乌托邦主义究竟是不是科学?”一位学生站起来回答说:“乌托邦主义肯定不是科学。如果它是科学的话,应该像巴甫洛夫先生那样,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
 
这位学生的回答虽然很“科学”——先在动物身上实验,成功的话再推广到人类。然而,却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管理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针对这一问题,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认为,科学方法论只能作为人类社会研究的一个参考维度,但是如果将科学方法论——“精确控制,完美管理,建立模型,准确预测”用于指导、规划社会运行,就变成了滥用理性的“唯科学主义”。
 
18世纪开始,科学的革命让世界发生了巨变:
 
牛顿力学的诞生掀起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将大英帝国推到了巅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再次引发了一场科学崇拜的狂潮;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让经济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思想界也由此掀起一场场学科革命的浪潮:
 
19世纪30年代,社会学界的孔德与圣西门开始使用统计物理(又称统计力学)、数学工具来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摒弃“古典经济学”纯思辨式的经济研究模式,开始把数学模型纳入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宗师萨缪尔森将数学模型与经济学思想融为一体,奠定了今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
 
尽管科学方法论与工具在各个学科大放异彩,带来了空前的创新与革命,但是,人们却高估了理性,低估了人类自身的复杂性,结果是理性被滥用之殇——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让人们对自由市场丧失了信心。“唯科学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不期而遇,在“构建一个人间天堂”的口号中,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铺就了一条条通往奴役之路......
 
对此,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写道,科学的研究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科学的前提。
 
然而,人文社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是不可观测的,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
 
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唯科学主义者”,恰恰忽略了科学的最基本前提,因此是对“科学的反革命”。这是导致20世纪文明倒退、经济匮乏、社会混乱与人道灾难的根本原因。

诚如哈耶克所言,我们深信理性逻辑的威力,但也不敢低估它的局限性,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一切涉及人类社会的研究,绝不可能是数学或者物理学所代表的那种“永恒真理”,它必然更像生物学逻辑。
 
生物学的研究范式不是靠严谨的数学公式体现其深邃的价值,而是依赖大量物种进化的细节展示其统一逻辑的强大威力。而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千百万人观念的定式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不参考经济史所提供的丰富内容,纯粹的数学模型永远走不出自娱自乐的泥沼。
 
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巨大价值将会伴随文明的始终。
 
如今,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远超20世纪,遗憾的是,人类对科学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滥用,绝不逊色于20世纪——
 
区块链、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随时监控万物的走向,于是有人提出,物联网加人工智能,可以复活“计划经济”。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让人类进化速度提速。
 
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强大,不断有人提出,“AI”将颠覆现有社会秩序,实现对社会整体的精确把控,从而达到“完美状态”。
......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科学”曾是与“民主”相提并论的口号。百年之后,单看科学,中国已经可以研发并突破“5G”等重大技术。
 
然而, 一次次由科学或技术引发的舆论交锋告诉我们:科学素养固然亟需提升,但更要警惕科学被滥用,因为前者最多导致落后,而后者却可能让我们失去仅有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价值显然被长期低估。曾与诺奖得主科斯合著《变革中国》的经济学家王宁说:“我到美国买的第一部书就是《科学的反革命》,本书对理性滥用的批判,事关经济学走哪条路的核心问题。”但显然,《科学的反革命》关乎的,绝不只是经济学走那条路,而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那条路。
 
本书曾一度绝版,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携手译林出版社与译者冯克利老师,有幸复活本书,点击下图,可独家收藏。(还可选购哈耶克其他作品,以及本文推荐的“科学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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