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香港出现了一场政治制度改革的大辩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香港的街头抗争也是这场辩论的延续。自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政治制度改革」在大陆就成了禁忌。讨论「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也凸显香港在中国版图里的「政治特区」的地位。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通称8.31决定），就是在「集中」下否定「民主」、在「主权」下掏空「自治」、在「协商」下阉割「选举」。8.31决定后的5年里，我们看到在香港版图上，两种逻辑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
中共已经建成一个「完美专制」的极权主义体系，把社会、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放在「老大哥」的凝视下，也就是中共声称的「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而这一逻辑的演变就必然造就一个「领袖」，而「领袖」为了使得自己的权威独裁，亦即无上位制约、无候任觊觎，任意修宪打造终身制也是必然归宿。
抗争是极权与民主的冲突
美国当代小说《饥饿游戏》三部曲描述了一个政治反面乌托邦，这个国家叫「Panem」（拉丁文的「面包」、「大饼」），其国训是：「大饼加马戏」。它的统治之术是维持百姓的基本温饱，同时设计出一套「饥饿游戏」让百姓抱有「一点希望」，取乐于目睹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荣耀残酷地厮杀。而首都的整个权势寡头阶层可以设定游戏场景、任意更改规则，把民众的饥饿游戏作为自己的权力游戏永远玩下去。
而专制体制的脆弱性在于，权力永远不是一个可以握在手中的利器，而是一种动态多变的复杂的关系。任何一次权力的张扬都必然会落在权力的接收者一方，而后者的反应可能是服从，也可能是阳奉阴违，还可能是公开反抗。当一个极权领导人把自己的人民压制到万马齐喑时，他最害怕的就只剩沉默了：沉默不仅让他失去了政治沟通，也就是政府丧失了自己的神经系统，而且制造出一个场景，使得任何孩童的呐喊、反舌鸟的叫声都成为晨钟暮鼓。
专制的对立物就是自由民主，而后者的逻辑是：你不能只有一点点民主，犹如你不能只有一点点怀孕。行使自由的逻辑结果就是要使这种自由制度化，也就需要民主体制的保障。民主体制无论东西南北，一个核心制度特征就是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握有否决权的政治个人或团体数量增加。这一内在逻辑的延伸是为了解决人类政治治理的两大挑战：第一，囚徒的困境。如何结束无政府而互害的自然状态、协调集体行动？人类历史给的答案是利维坦国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日本的将军幕府制和欧洲中世纪的绝对君主专制都是例证。第二，专制者的困境。一旦有了政治强人，问题又有了：「谁来监控监控人？」 人类历史给出的共同答案就是民主体制的分权制衡。
可以说，从秦始皇到当下的领袖，中国的政治「英雄」都只解决了囚徒的困境，而没有触及专制者的困境。围绕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和当下的街头抗争都是两种逻辑--极权主义、自由民主--冲突的结果。北京当局不断重申「民生、稳定、安全」是香港的最高利益，而香港的年轻人强调的是「自由、法治、民主」等核心价值。
中共在一国两制下提出的「井水不犯河水」是中共专制政体最后的防线，但这种平衡在「河水」要泛滥并灌满水井的威胁下就难以维持了。那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如果要突破今天的瓶颈、继续推进有无可能？大陆和香港双方又如何能建立互信，任何一方都不会首先破坏这种微妙平衡？
香港宜尊重开放下的整合
其实我们讨论的「专制者困境」的解方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君王对臣民的承诺是有可信度的。绝对的权力握有者是无法说服毫无权利的臣民他会大度仁慈，因为弱方没有惩戒报复之力，而又没有第三方调解和维护公道，这样就无处讲道理了。在传统社会下，臣民多是农民，只好哀守土地、忍气吞声。但随着黄金货币和资本主义的诞生，有产者可以掩藏、转移财富和移民逃资。为了维持主权者本身的财富，主权者不得不做出让渡，因此就有了开议会、兴选举、建法院、搞分权。所以，北京对香港的部分权力让渡从而把自己的手脚约束一点，不是失掉了权力，而是建立了信誉。这才是现代社会资本大流动背景下一个国家要想引资、留人和繁荣之道。
北京可能会说：这是西方的逻辑，用在中国会水土不服。那我们就开一副中药帖。孟子说：「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北京中央政府对于香港而言当然是「以大事小」，那北京就需要体现仁义。孟子说了，「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北京的最大政治目标似乎是国家主权统一，孟子又说了：「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可见北京中央政权要留人、保财、定统一，都在乎恪守基本的仁慈。
那么，香港在「以小事大」的关系中，就必须仰赖智慧了。维持香港作为中国主权的一部分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底线，我想香港的绝大多数人是不想挑战这个底线的。为了把香港的抗争推到非理性的方向，或者制造出香港社会抗争激进主义的形象，北京是乐于、甚至鼓励（有无派人故意搅水？）鼓吹「香港独立」的本土运动的。这不仅可以轻易撕裂香港社会，让抗争者首先自我内斗，忘了压迫者；而且还可以廉价地动员大陆民情、制造陆港对立。
我参与过培训深圳留美干部项目，许多学员希望通过深港一体化，在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上找到突破口，深圳成为一个政治特区，从而撬动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但香港一些人无法看到深港一体化可能给香港找到一个捍卫基本价值和体制的同盟军，而是被恐惧所绑架，陷入了自我实现的预言陷阱。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我们不得不尊重开放、互惠、竞争、在高度分工条件下的整合。这也许是香港需要保有的智慧。
来源：苹果日报 / 夏明 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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