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侯/文
三十年前的北京初春，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俩字：浮躁。
那年初，北京文化界举行五四运动70年研讨会，本来想借前门的老舍茶馆一方宝地，结果，因为店家的举报，更换了地点，改在一个书店。
前不久，和朋友说起这个书店，朋友说：三味书屋啊，还在。
三十年了，它还在？我有些惊讶。
三十年过去，北京中心地带，建筑重修，居民外迁，城市外观变了，居民成分也变了，长安街上已看不到低矮的民居。在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假使能和一幢旧时老宅相遇，都会有时空穿越之感。
它居然还在！
今天的三味书屋。
朋友说，不仅在，从里到外，都和以前一样。连店主人都没变。
我从挤满车流的长安街，拐进佟麟阁路，没多远，就看见了它的招牌。好似时间凝固一般，三十年，它始终停留那个时间点。
三十年，我们的外貌已经沧海桑田，而它的模样居然和三十年前一样。名字没变，里面的陈设没变，连主人也没变。
书屋主人是一对夫妇，俩普通市民，开办书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自己读书少，开个书屋可以让自己多读点书。
书屋特别，书屋主人特别，书也特别，在这里，你看不到风花雪月，也没有刀光剑戟，显眼位置摆放的是维特根斯坦、马基雅维利，无论书名还是作者，都不够大众化。这样的书目，自然也就淘汰了一些读者和买主。
1988年，从它出现在京城就显得另类。你说它是书屋吧？它专门有阅读位，你说它是阅览室吧？但它的文化讲座比卖书更有名气。
书屋内景。
一层的展示板上，张贴着13张A4纸记录的300多场讲座，内容涉及经济、文化、宗教、民主、自由等题材，充分体现“书是为了被束缚的思想而存在”的经营理念。
三十年前，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屋，不是为了买书看书，而是和另一个人有关。
那年三月，我接到通知，书屋要举办一个签名售书。那时的签名售书不像今天这样稀松平常，还是个新鲜事，尤其签售人的身份也特别不平常——是一个说中国话的美国人，她是在华美国人中的第一夫人，她先生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那天她要签售的是一本她写的小说，书名《春月》。
关于美籍华裔作家，以前知道於梨华、聂华苓，她们的文字很好，但有一个特点，距离我们比较遥远。对于我来说，他们笔下的描述是墙上的画，可以看，但走不下来。但是，她的不是，《春月》的故事与大陆有关。
故事从光绪五年写到1972年，以春月这个出生在封建家庭的女人为主线，描写了两个老式家庭五代人的经历。人物众多，情节曲折，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漫长岁月的动荡和变迁，堪称为一幅历史画卷。故事结束时，春月已经是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了。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显示了自己既通晓中国近代历史，熟悉中国风俗习惯，又能熟练地遣字用句，安排情节，塑造人物的才华。《春月》被美国书评人誉为——中国的“飘”。
大使夫人本人的经历也极为传奇。包柏漪八岁去美国。23岁时，辞去美国国务院的职务，开始写小说，196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第八个月亮》。1975年出版 的《春月》，是她第二部小说。
她1960年读书时和洛德交往，第一部小说问世那年，他们结婚。
从大使上任那天，夫人就成为京城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华裔，自然有更多与本土文化人沟通的机会。更何况，她是作家，在她的身边，很快聚集起一群文化人。她也在美中官方关系之外，架设起另一道和本土中国精英群体沟通的桥梁。
记得有次大使馆宴请几个北京文化名人，其中包括正当红的作家王朔。本以为这是一次礼节性的餐会，气氛友好和谐。没想到，王朔见了大使夫人，直接怼了上去：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办个签证那么刁难人。
原来，他的签证申请被拒了。
第二天，王朔就接到通知，去使馆重新办理签证。
大使夫人走进书屋。左深色衣服为女店主。作者拍摄。
我刚到不久，外面一阵喧哗，大使夫人在一群人的前呼后拥下，走了进来。本来挤满人的书屋，开始蠕动。
大使夫人白色上衣，下着黑裤，人有些消瘦，看上去干净利落。
来的青年学生多，明显就是追星族。签名开始就发现了问题，前面签过名的不肯走，后面的挤不上去，大使夫人于是就踩着一把椅子，站到了桌子上。
立时，在她的周边举起如林的手臂，白花花的书页举到她面前，大使夫人，一一问清每个送书者的名字，写下对每个购书人的祝愿，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包柏漪。
大使夫人不仅文笔极好，书写也棒，还有很好的口才，她一边手托着书签名，一边饶有兴致地和大家交流互动。
与读者交流。作者拍摄。
当她从桌子上走下来，我对她进行了短暂的采访。她说，回国出书，对她来说，是一种精神回归。她更熟悉的还是这块土地。而我更个人觉得，比起於梨华、聂华苓，她似乎更接这里的地气。
本意是想写一下她和她的书，但是，很遗憾，领导觉得她身份敏感，那个书屋也敏感，之前不久的那次“五四研讨会”从此给书屋打上烙印，所以，此人不宜说，此屋不可说。
那之后没多久，北京发生了一些大事，一个人的进入，使得美驻华大使馆一度为全球瞩目。那时，大使夫人刚刚随夫君离任，也参与了各方周旋。
转眼都成了过眼云烟。三十年，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没想到的是，这里没变。
而我最感叹的，不是外观的不变，而是店主人的不变。
三十年，在长安街边这个中心地带，坚持做这种不赚钱的买卖，只是为了宣示一种“我不会离开”的理念。主人的精神状态和书屋本身一样，俨然都是繁华都市里的一个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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