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表示，毛澤東是包括鴉片經濟在內的共產黨所有重大事務的最高決策者。（圖片摘自網路）
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做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
從南京潰敗到豫湘桂潰敗，國軍在抗日戰場上屢戰屢敗，但畢竟在苦撐待變；與國軍相比，共軍則如毛澤東所說，「三分反日，七分反蔣」──其實，連「三分反日」都是假的，那「三分」功夫，被用到栽種、製作和買賣鴉片上。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
在中國，凡是經歷過文革的長者，都知道毛澤東的「老三篇」，那個年代所有人都必須背誦這三篇文章。一篇是讚揚神話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讚揚國際主義戰士的〈紀念白求恩〉，還有一篇是讚揚一個士兵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提到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他「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重於泰山。
然而，張思德並不像《毛澤東選集》注釋說明的那樣，在燒炭時因塌窯而死，而是在被派到一處大煙（鴉片）加工廠參與燒製大煙時，因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為什麼這種事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幹？不難理解，加工大煙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必須安排十分可靠、「黨性強」、「紀律性強」的人去幹。事實上，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燒煙英雄居然被立作楷模，讓全國人民學習數十年，這就是中國歷史被謊言充斥的典型例證。
中共在延安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抗日，而是種植、製作和輸出鴉片。西北沒有日本軍隊的蹤跡，被國民黨軍隊一路追擊逃到西北的共產黨，所宣揚的「北上抗日」，明顯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謊話，至於有沒有人相信，共產黨已不在乎了。而且，共產黨早已派出潘漢年等人與日本談判達成「互不侵犯」之協議，1941年之後，日本從未向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發動過一次大規模作戰。
日本的飛機頻頻轟炸濃霧繚繞、視線模糊的重慶，偏偏就是不去轟炸晴空萬里、毫無遮掩的延安。難怪戰後的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表示：「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關於延安政權種植、製作和銷售鴉片的這個「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早已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但由於中共封鎖乃至銷毀了大量檔案資料，使得研究難有突破，直到學者高龍在山西省忻州地區，見到一批當年共產黨在晉西北種植鴉片的原始檔案，才讓世人看到冰山一角：據擁有這批檔案的人士介紹，這批檔案從忻州某縣檔案館流出，以「賣廢紙的價格」賣給文物販子。該人士花高價從文物販子手中購得這批檔案，並妥善保管。
根據檔案所在地和內容，研究者將這批檔案初步命名為「忻州鴉片檔案」。「忻州鴉片檔案」的紙張都已泛黃，但裡面的毛筆字工整，訊息量大。「忻州鴉片檔案」數量達兩百多件，內容涉及晉西北鴉片種植、收割、運送、稅制等每個環節，全方位勾勒了1940年代共產黨統治地區的鴉片經濟。「忻州鴉片檔案」的面世，將「解放區」鴉片經濟這一重大疑案鐵板釘釘，為這一課題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獻支撐。以這些檔案為基礎，高龍寫出〈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邊區鴉片經濟〉一文。
這篇文章提及，「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腰莊煙畝稅冊》，詳細記錄了腰莊農戶的鴉片種植情況。根據《腰莊煙畝稅冊》，種鴉片的農戶成員多數為貧農，少數為中農，中共只將此「肥缺」賜予值得信賴的階級。檔案顯示，中共的鴉片統購政策是冷酷無情的。農戶種鴉片有具體的任務，屬於「政治攤派」。如果無法完成任務，農戶得自己拿錢買鴉片，然後再上繳。
豐收季節，農戶去煙站出售鴉片，之後換回等價貨物，沿途設有嚴格的稽查崗位，需要有許可證才能放行。「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三十六年交換許可證放行》。這件檔案的日期是「中華民國36年9月25日」，即1947年9月25日。這份文件寫著，「茲有寧武縣第四區謝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攜帶藥品36兩到縣上帶換回等價貨物，換布及衣服牲畜，業經批准發給許可證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給安滿蒼收執。縣長王子仁、稅務局長張一心」。
與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產」、「特貨」等詞彙不同，「忻州鴉片檔案」直接出現「大煙」字樣。其中有一件檔案《煙站致趙應堂煙布價》，文字為：「趙應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煙已收下，毛重29.6兩，皮重13.8兩，淨重15.8兩，6個煙，共25萬8,00元……請照數查收為荷。煙站侯成明啟（1948年）4月30日。」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當局用其他隱晦的名稱代指鴉片。「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統購藥材通知》。該檔案詳細的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臨武縣統購鴉片的事情。在檔案中，鴉片被隱晦的稱為「藥材」。
中共在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中廣泛地種植鴉片。（圖片摘自網路）
中共的教科書對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所謂的鴉片戰爭口誅筆伐，並標榜中共建政後消滅鴉片的豐功偉業，卻深深掩埋了中共割據政權以鴉片為經濟支柱、靠鴉片度過難關的歷史真相。「忻州鴉片檔案」堪稱「鐵證如山」，比任何出土文物都更具震撼性，再次證實了一個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凡走過之處，必留下痕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出來混，總要還的。
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眼中的「鴉片王國」
最早公開披露延安鴉片經濟祕密的，是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特派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弗氏於1927年加入蘇共，1931年應徵入伍。他退伍後進入莫斯科納列曼諾夫東方研究院，學習並以優異成績畢業。在派駐延安的數年間，他寫下大量日記，1973年以《中國特區：1942─1945》的書名在蘇聯出版。
當時，中蘇已翻臉，蘇聯出版此書是為了攻擊中共，但書中內容並無偽造。後來，中國將中文譯本作為「黑皮書」（內部讀物）出版，在譯者說明中指責，「蘇聯領導集團出於反華需要，對日記原稿做了『編纂』和『刪節』」，卻不敢指出究竟有哪些「不實之處」。
弗氏在書中對毛澤東、康生和周恩來等人的評價極為負面，並栩栩如生描述了「延安整風」期間的恐怖氣氛。他寫道：「中共領導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上建立起紀律，使大家圍繞著一個偉大的目標團結起來，而是在恐怖的基礎上向人們灌輸盲目的奴隸主義。延安的整個氣氛就是恐懼，除了恐懼，還是恐懼。」
對此，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一篇書評中指出：
「曾在史達林統治下生活過的蘇聯人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延安，居然產生了『除了恐懼，還是恐懼』的感覺，可見毛澤東的殘忍和卑鄙遠甚於史達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史達林整肅政治對手的主要手段是祕密清洗的肉體滅絕，而毛澤東的主要手段不僅是肉體滅絕，還是發動群眾運動的靈魂清洗和人格羞辱。所以，這位蘇聯人才會對這種大規模群眾運動式的整人感到恐懼。」
弗氏在其日記中對鴉片問題有詳盡記載。1942年8月2日，毛澤東邀請弗氏、尤任等蘇聯記者到其駐地去，教蘇聯客人打麻將。那時，毛急需蘇聯的經濟和武器援助，故而對蘇聯客人竭盡籠絡之能事。在打麻將時，尤任問道：「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的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沒有吭聲。一旁的鄧發（中共特務頭子之一）代毛回答：
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1943年1月29日，弗氏在日記中寫道：「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中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都在盡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在120師師部裡，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
從弗氏的日記來看，鴉片的種植地區除了陝北外，晉西北也是很重要的產區，主要是因為這些根據地比較偏僻，日本人和國民黨很少來打擾，便於進行祕密、成規模的生產。
1943年9月22日，弗氏記載，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時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所以毛讓蘇聯客人向蘇聯當局傳話解釋，並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依據。
任弼時如此轉述毛澤東的話：「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時告訴弗氏，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賀龍的120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近期中共中央又發布了一項大量進行鴉片貿易的命令。鴉片體積不大，把鴉片運到延安或特區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那裡運往中央政府所轄各省，以高價出售，並不困難。
任弼時指點弗氏，使之能「正確」理解中共領導的「鴉片政策」。弗氏說，他會把這個情況告訴「小組同志」並彙報給莫斯科。
1943年12月19日，弗氏又在日記中提到：「不管怎麼樣封鎖，特區同國民黨各省甚至還同日本占領區進行著活躍的貿易。從特區運出鹽、羊毛、家畜，近年來還有數量不斷增加的鴉片。」
毛澤東「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日本記者波多野乾一在1941年寫過《赤色中國的究明》一書，其第六卷為《延安水滸傳》，曾作為「必讀文件」在侵華日軍中發行。他以一百單八將的順序，排列毛澤東（呼保義）所部諸將，並有簡要的人物介紹，給日軍指揮官當參考。在日本人眼裡，以延安為中心、縱橫二十餘縣，人口250萬的「陝甘寧邊區」約等於「紅色梁山泊」。其實，毛澤東等雖被國民黨以「匪」稱呼，但其格局豈是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連個壓寨夫人都沒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稱，喝酒、吃肉，平均主義。陝甘寧邊區則制度羅列、等級森嚴──黨政軍分系列、按部門，相當完整、儼然國中之國。
毛澤東是包括鴉片經濟在內的共產黨所有重大事務的最高決策者。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同意和支持，延安不可能變成鴉片王國。
當時，負責財經政策的是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對中共是否大規模栽種和販賣鴉片一事，曾發生激烈爭論。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和中央副祕書長李富春都贊成，而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書記謝覺哉和西北局書記高崗則強烈反對。1942年初，林、謝、高三人更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剖析鴉片經濟的利害得失，要求萬萬不能讓邊區罌粟遍地。
中共奪取政權之前，黨內還存有少許發表不同意見的空間和可能。毛、朱、任、李等人代表著黨內主流派的觀點，他們是冷酷的現實主義者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一切非常手段；林、謝、高則代表黨內少數派的觀點，他們多少還有些道德原則，有些儒家仁政的想法，故而不齒於革命理想被邪惡的鴉片所玷汙。
後來，謝覺哉無可奈何接受鴉片合法化的現實，但私下多次表示不滿。謝在日記中把鴉片隱諱的稱為「特貨」、「某物」、「某貨」──「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占政府收入……盡夠支用。」、「特貨多邊幣少，將來不得了。」、「領導機關發動一件事，必須十分考慮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錯，在群眾中可鬧出大亂子。『特貨內銷』即其一例。」、「毛說我黨犯過兩次錯誤，一是長征時亂拿人民東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種某物（不種渡不過難關）──缺乏仁政觀點的人，則認為這是直截有利的辦法，甚至發展到某貨內銷。」
為了堵住林、謝、高之嘴，毛澤東特別召見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與之商量對策。
南漢宸早在1926年即祕密加入中共，是長期潛伏在馮玉祥、楊虎城部的中共間諜。南漢宸做過楊虎城的陝西省政府祕書長，釋放了包括劉志丹在內的大批共產黨囚犯。國民政府通緝南漢宸，楊虎城安排其祕密逃亡。後來，南漢宸來到中共統治區。1941年，國民政府停止給延安發軍餉，中共陝甘寧邊區的經濟陷入困境。毛澤東在其住處棗園召見南漢宸，要他擔任邊區財政廳長，解決穿衣等問題，要求他做一個「會做無米之炊的巧媳婦」。
然而，南漢宸再善於理財，也不可能無中生有。南氏焦頭爛額，心生一計，特別向毛彙報說，渡過財政難關的所有棧道都已被全部堵死，「只剩下暗渡陳倉一條小路了，不走陳倉小路，我們就都得憋死、困死、餓死」。毛迅速回答，既然情勢如此嚴重，「難道我們不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嗎？」毛熟讀史書，對南氏的建議心領神會。
毛告訴南氏，中共只有三條路可走：餓死、散夥和賺錢。賺不到錢，買不到邊區所需的糧食和物質，便只好餓死；要不然就散夥不幹。若不想走這兩條路，就只好老老實實的賺錢。賺錢沒有別的辦法，唯一辦法就是栽植和販賣鴉片。延安地區自然條件惡劣，人民極為貧窮，蔣介石將其當作兵書上的「死地」，卻不料毛以鴉片經濟絕處逢生。毛同意發展鴉片經濟，只是在執行層面需要有一些配套方法，並竭力掩人耳目。對此，臺灣歷史學者陳永發分析：
本來兩計一明一暗，一虛一實；毛澤東則強調雙管齊下，陰陽互濟：一方面同意暗渡陳倉，即暗中種植和販賣鴉片；另一方面堅持明修棧道，亦即號召大生產運動。在毛澤東看來，組織和動員幹部生產，既可以解決部分財政危機，也可以起到以「合法」掩護「非法」的作用；也就是說，檯面上的明修棧道可以掩護檯面下的暗渡陳倉。暗渡陳倉與明修棧道，乃左右兩個拳頭，更是飛鳥的雙翼，相輔相成，不可缺一；暗渡陳倉固然核心重要，但如果不益以明修棧道，也容易為外界偵知，最終不可能單獨達到目的。
毛是權謀大師，一旦做出決定，立即動用權力運作。鴉片經濟要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通過，就要將這個部門改組。原先，該委員會有九名成員，林伯渠是唯一的中央委員。既然林在其中地位最高，而林反對鴉片經濟，對其他人影響頗大。於是，毛透過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作出全面改組。
毛不動林伯渠和李富春的位置，以免引起太大反彈；而是讓其他七名成員全部去職，另由朱德、任弼時、高崗等加入。兩個月後，毛又讓財政廳長南漢宸加入。就這樣，透過這些關鍵的人事變動，毛可以完全控制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決策，林伯渠被孤立和邊緣化，其反對意見在該委員會無法得到多數支持。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一次由南漢宸報告財經狀況的會議。作家蕭軍雖不是黨員和高幹，也應邀前去旁聽。他在日記中記載：「聽了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經濟狀況，甚至製作鴉片煙膏，我聽了很難過。『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去以外，幾乎什麼方法全做過了！』他說。」蕭軍在日記中發表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嘆：「革命的花朵是從最卑汙的糞壤裡開出來的。」
有了毛的支持，南漢宸放開手腳，依靠經營「土特產」籌措錢財，用「土特產」從國民黨統治地區交換過邊區必不可少的軍用和民用物資。1942年，鴉片貿易所得占邊區全年歲入的40％。以邊區的貨物輸出而論，1943年鴉片占出口總值的46％，1944年占71％，1945年更升高到79％（40億元幣券）。
南漢宸因扭轉邊區財政狀況，「功」不可沒，得到毛的器重。中共建政後，南漢宸因有此救黨大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有一次，毛的夫人江青見到南漢宸的夫人王友蘭，曾拍著她的肩膀，豎起大拇指說：「你的愛人真行，毛主席誇獎他，說他是這個！」不過，這種誇獎並沒有讓南漢宸得以善終。
文革開始後，南漢宸受到殘酷迫害。他的間諜生涯被控為「裡通外國」，他受命經毛澤東拍板主持鴉片經營，被說成是「大煙販子」。從1966年夏天起，72歲的南漢宸持續受到造反派的辱罵和毆打。1967年1月27日夜晚，不堪折磨的南漢宸寫信給中共中央，講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之汙衊，在請求黨的「諒解」之後，於家中服安眠藥自盡。
執行毛澤東鴉片政策的，大都是冷酷無恥之徒，「渣滓中的渣滓」。比如，晉西北貿易局局長兼銀行行長牛蔭冠負責鴉片統購統銷，早在清華大學當學生時就已加入共產黨。其父親牛友蘭是晚清京師大學堂的畢業生、晉西北的首富，將大部分家產都捐給共產黨，共產黨仍不放過這個「大地主」。
1947年，晉綏地區土改時，61歲的牛友蘭被反綁著雙手，跪在主席臺上。鬥爭會進入高潮時，兩個農民按住他的頭，將一根鐵絲殘忍的穿進他的鼻孔，又強迫牛蔭冠牽著連著鐵絲的繩子，甚至還用燒紅的鐵鍬烙在牛友蘭的背上，魯順民在〈這一腔心事說與誰〉一文中描述：「牛蔭冠牽著牛友蘭的鼻子開步走的時候，會場上像啞了一樣出現短暫的寂靜，父子倆沒走多遠，群眾中有人打抱不平，當場把牛友蘭的手銬和腳鏈搗掉，大會在一片混亂中不得不宣告結束。」
次日，牛友蘭死在關押他的窯洞中。雖然父親慘死，牛蔭冠既上了賊船，仍鐵心跟著共產黨走。牛氏為薄一波之下屬，後來擔任中共江蘇省副書記、省委常委、瀋陽飛機廠廠長，主持研製（實際上是仿冒俄國戰機）中共第一代殲擊機。
支持和實施鴉片貿易者下場悲慘，反對者更是如此。林伯渠因反對鴉片貿易，被逐出最高決策層，從此只擔任一些名譽性職務。林伯渠於1960年病逝之後，其妻子朱明因寫揭發江青的匿名信而被定為「18號案件」，次年自殺身亡。
實施鴉片經濟和反對鴉片經濟的人，最終殊途同歸──成為革命絞肉機中的肉屑。
朱德、賀龍和王震都是鴉片販子
1941年，中共下達鴉片種植令，轄區農民每戶栽種五至十畝鴉片。對外銷售，對內禁煙，是中共發展鴉片經濟的方針。1941年底，邊區成立禁煙督察局，之後改為禁煙督察處，查出轄區內吸食鴉片的民眾。
1942年，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開始大量種植鴉片。兩地氣候適合種植鴉片，在清代、民國都有種植鴉片的歷史。在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農戶收割鴉片之後並不能自由銷售，而是由政府設立煙站統購。邊區政府收購鴉片後，在新華化學工廠等處將其加工成熟鴉片，之後售往國統區或日偽占領區。
在中共鴉片種植和貿易中，軍隊參與是典型特徵。中共軍頭朱德、賀龍、王震等都是主事者。
朱德早在雲南任憲兵司令兼昆明警察廳長期間，就致力於走私鴉片賺錢。國民黨將領李文彬當過朱德的部下，晚年在臺灣接受口述史訪問時指出：「朱德喜抽大煙，做鴉片買賣，當我住阿迷縣時，朱曾來信要我派人護送鴉片至河口，因系老長官，無法推阻；而河口瘴氣甚重，兵士有三人病死。」延安時代，朱德名義上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大權在握，重拾老本行，自不在話下。
賀龍更是積極支持部下的鴉片生意，當軍方與地方政府就此發生利益衝突時，他每次都拚命護短。因為他性情凶暴，地方政府通常敢怒而不敢言。1942年8月24日下午，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率領禁煙督察隊到綏德義和鎮「督征特產兼查緝私貨」，「區政府即向督察隊報告，說龍國華在義和鎮私販煙土」。龍國華為留守兵團供給部管理科長，當時督察隊在其住處（出差住處）搜出鴉片30兩。
龍國華態度強橫，拒絕接受檢查，與督察隊相持不下，先謾罵進而相互毆打。事後，龍國華在給賀龍等兵團領導遞交的報告中說，督察隊「以殘酷手段對待革命同志，實有違黨中央之政策」。賀龍出面為之脫罪，此事遂不了了之。
王震的359旅，在南泥灣最大的功勞，不是種植農作物而是種植鴉片。為了種植鴉片，部隊透過「管理處」，特別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幾千畝川地都是種鴉片的上等田地，如果沒有總司令朱德的明確指示，很難想像359旅旅長王震敢擅自在開墾南泥灣的同時，如此大規模涉足鴉片種植。該部隊不僅在1942年「自產特產」，其後數年中也一直在販賣鴉片。359旅所屬大光商店因販賣鴉片還與子長縣政府發生糾紛，把邊區軍隊、政府最高領導都牽扯進去。
王震飛揚跋扈，地方政府對359旅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蕭軍在日記中記載，延安召開第一次文藝座談會次日，蕭軍見到王震，王震向其訴說如何自力更生，用「煙土」換老牛吃肉，改善部隊伙食。蕭軍「不免感動」，並對這個鐵路燒火工人出身的高級軍官刮目相看，大讚其聰明過人、切實有為。
數年後，王震奉命鎮守新疆，仿效左宗棠的鐵血手腕，大肆屠殺回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再數年後（1989年），王震力主屠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太平」這句話就出於王震之口。從販賣鴉片到殺人，僅一步之遙。
文革之後，王震成為國家副主席、「八大元老」之一，其子女壟斷中共的軍火貿易，各個富可敵國。父輩販賣鴉片，後人販賣軍火，中共的紅色家族真可謂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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