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日本是持进化的历史观，他们每走完一段路，就把过去的历史一页翻过去了；中国还是持一个循环的历史观，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还会再回过头来重新走历史走过的路。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大家交流一下有关日本明治维新150年的一些看法和认识。刚才两位老师都做了非常好的演讲，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明治维新150周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刚才我在私下里也在和陈浩武老师交流：日本是不是会关心明治维新150年？他们会不会有大规模的纪念？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甲午海战双甲子纪念，中国有许多的讨论，我也参加了一次。甲午海战对中国来讲是创痛巨深，中国近代走下坡路跟这场战争的失败有很大关系。日本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又在1905年打败了俄罗斯，它在十年的时间里面打败了两个大国，这对日本的制度转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按理说，这应该是日本非常光荣的一段历史，它这么一个小国把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打败了，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在2014年日本没有关于甲午海战的纪念，他们没有特别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纪念，这就涉及到两国知识人对近代以来在两国之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不同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简单地说，日本是持进化的历史观，他们每走完一段路，就把过去的历史一页翻过去了；中国还是持一个循环的历史观，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还会再回过头来重新走历史走过的路。
我是在2014年受日本邀请第一次到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他们给我提供了六个月的时间，我想六个月的时候太长了，我就待两个月吧。待完两个月以后，我才发觉这个时间太短了，日本对我的感触冲击太大了。回来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中日关系三问》。在这篇文章中，我就提到了中国知识人长期忽视研究日本，这是我们自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的重大失误。中国的知识人，我主要是指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欧美的情况非常了解，包括思想、文化、哲学、艺术，有大范围的研究，但是对日本有多少深度研究呢？没有多少。对日本的重视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陈浩武老师组织的对日本的游学考察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我个人，这几年每年几乎都要去一趟日本，观察日本的制度变迁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对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
总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把欧美国家和日本放在一起，它们在整个西方的体制里，看上去像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但实际上日本和欧美在国家治理上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个人有个体会：与其学习欧美的制度或者思想，还不如学习日本的经验，日本对中国来讲具有更加直接的启示性的意义。
明治维新是日本转型的开端，这个时期中国也开始了制度转型，中国和日本是在差不多的时期共同走上了制度转型之路。刚才马勇老师也讲到了，中国在1840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要迎接西方的挑战，必须主动来完成制度的转型。这也就是说，中国早于日本20年有了制度转型的意识。问题在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在中国却没有发生，这就需要思考，为什么中国比日本更早开始制度转型，中国所出现的结果以及制度安排和日本有这么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日本明治维新的独特性。
我对这次讲座确定了一个题目：明治维新的正途和歧途，这个话题要置于中国语境来谈。日本从幕府体制转向天皇体制最后转向宪政体制，是一以贯之的，它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它究竟是来源于哪些因素和条件，是需要我们深入观察。刚才马老师和陈老师分别从士绅和宪政宪法的角度讲了，我从史观的角度来加以概括。我把日本明治维新转型之所以能够成功归纳了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也可能是中国所缺少的，由于中国缺少日本的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和日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制度结局。
第一个方面，我们看一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社会结构。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幕府制度，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家布洛赫写过一本书，叫《封建社会》，如果大家关心历史的话，肯定会阅读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考察欧洲的封建制度，把欧洲的封建制度仅限于西欧的范围里，认为东欧的封建制度不够典型。他谈到了日本的情况，认为日本是符合西欧封建制度的基本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里，也提到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是非常接近西欧的封建制度。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是一个迷你版的西欧封建制国家。在日本这个狭小的国度里，建立了大的幕府，就是德川幕府，幕府在行使中央集权的管理职能，但它并不是中央政府，它下面有很多分封的藩国，归大名统治，这个社会构造和西欧封建制的构造是高度相似的。
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封建制？因为它和宪政转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封建制的社会构造是前宪政的构造，它是最适合完成宪政转型的。中国的制度，历史上有殷制、周制和秦制，殷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制度转型或社会转型，转型的结果是建立了西周封建制，西周是比较典型意义的封建制。周秦之变是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转型的结果是建立了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古代史家称之为郡县制。那么封建制和帝制有哪些差异呢？我在我的一篇文章《论中国封建主义》里做了一个概括：封建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多元的横向的权力配制，中央集权是一元的纵向的权力配置。这两个不同的社会构造，会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日本明治维新前封建制的社会结构，为完成向宪政转型提供了适合的社会条件。中日不同的社会架构最后导向不同的政治制度，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日本的天皇制度。
日本的天皇制度和我们秦代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和西欧的王权制度都不一样。西欧在封建制晚期也有一个中央绝对主义体制的形成，它的封建化过程到了晚期也走向中央集权。但是，日本的天皇制度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万世一系"，没有王朝更替现象，这里涉及到了日本的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日本国民对天皇制度的理解和坚持，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历史现象。日本天皇的权力可以被搁置起来，但日本天皇制度却没有被废掉，天皇制度为凝聚日本的国民性起到了制度性的支持作用。幕府晚期提出“大政返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这个权力本来就是属于天皇的，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没有别的选项。比如说德川可不可以当天皇啊？按照我们中国的制度演变来看的话，德川本身就起到了中央集权的作用，他完全可以自己称帝，那他为什么不称帝呢？日本的独特性就在于对皇权观念的理解上，完全不同于中国，日本人忠于天皇的信念到现在我们都没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对天皇有如此忠诚的态度？德川大政返还给天皇，各地的藩主都非常服气，不需要再通过战争和协商来达到这一点，这是日本一个非常独特的精神文化架构，这种架构对支撑保证日本的完整性以及在天皇制度下完成中央集权的重新整合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点，脱亚入欧的路径选择。
日本在选择转型路径的时候，福泽谕吉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说日本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古代立国是圣德太子，现代立国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路径选项，对日本的转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非常决绝，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日本意识，所谓日本意识，其实就是中国的朱子学或阳明学，日本的整个思想资源还是来自于中华，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土。
脱亚入欧就是去中国化，福泽谕吉对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决绝的态度，他把中国视为日本的一个恶邻，这是福泽谕吉的原话，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朝鲜也是中国的恶邻，在当时他把中国视为日本的恶邻。这个话对日本来讲并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讲出来的，在当时的思想环境里，日本的知识人大量地还是坚持中国文化为导向的价值建构。明治维新就是要彻底告别中国，全面拥抱欧洲。后来日本提出的东亚概念，就是要用来取代中华的概念，把日本置入到东亚，在东亚的名义下来重新建构中日关系，包括日韩关系，否定以中国为核心，试图确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格局。
日本所确定的脱亚入欧的选择，对日本整个制度转型起到了一个方向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日本全面西化，比如日本的饮食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普及面食。仅从日本的饮食结构转变上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西化是非常的坚决和彻底，他们认定了日本一定要走西方的这一条道路，按照西方的政治、文化、哲学来改造日本。
第四点，是日本的精英导向，由精英主导社会转型。
明治维新有“前三杰”和“后三杰”，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明治维新期间涌现出一大批精英人士，从政治、军事、教育、财政到置产兴业，可谓应有尽有。我们可以把日本和中国的精英做一个比较，日本的精英集团高度整合，不像中国是支离破碎，长期处于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日本的精英集团在推动日本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像刚才讲到的福泽谕吉，在思想上所起到的作用之大，在中国完全不可想象。中国的康梁何曾起过这种思想领袖的作用？只能出一时风头，难有持久的影响力。精英自戊戌维新以来不断地面临被统治阶级消灭的情况，菜市口六君子被杀，戊戌维新失败。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中，每一拨精英所完成的任务非常有限，包括梁启超和严复这些人，到最后迅速被政治的潮流冲到了边缘，最后决定这个社会架构和变迁的是一些独裁者和武夫，是这些人在主导国家制度的转型。相反，日本的社会精英按照他们的分工和所确定的路线，分别完成日本制度转型的方方面面，他们的作用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点。包括在1945年战败以后，吉田茂首相重新振兴日本，他们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日本考察的时候，看到他们精英的面相，提出了一个国家面相的问题。比如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可以发现，李鸿章暮气沉沉，体现不出一个国家生机勃勃的气象；而伊藤博文，可谓气宇轩昂，包括日本那些武将，完全是一种高度欧化的造型；还有明治天皇所照的相，你看他的精神面貌，有着非常的气势。所谓相由心生，日本精英的形象塑造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老大帝国的形象从官员的面相中就可以反映出来。
第五点，是日本的战争能力，日本的战争动员机制，对于日本的政治转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2014年甲午海战双甲子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个海军人士认为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具有偶然性，当时我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在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的军事力量、训练水平和动员能力实际上超过日本，日本在甲午海战之前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实战的经验，却一举把北洋舰队消灭了。从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场战争的胜负悬殊之大，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甲午海战，包括日本从朝鲜进入中国辽东和满清陆军作战，日本死了一万多人，实际战死的只有数百人，其他的都是病死的。日本的战争动员可以反映出当时日本国体转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当时天皇都捐钱，整个的国民都被动员起来，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日本的生死存亡。这场战争日本打赢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对日本国力的增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日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国力状态是值得怀疑的。
接着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如果说甲午海战中国是以一比九的悬殊比例惨败，那么，日俄战争中日本是以55%比45%的比例惨胜，日本赢得了这个场战争，它获得的战争赔偿不大，但把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给接过去了。
这两场战争，包括在战争中形成的战争动员体制对日本国力的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国家转型，日本后来走上了军国主义体制，和它的战争能力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在2014年关于甲午海战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就是《日本是打出来的》。日本的国家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战争的结果。日本历史上的三次战争决定了日本的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就是白江口之战，公元663年，唐朝和新罗联军打败日本，日本战败后全面学习唐制，包括建筑、制度，律令和文化；第二次是马关战争（英萨战争），这是在明治维新前所发生的战争，日本战败后开始学习英制，即君主立宪制；第三次是1945年的二战，日本被美国打败后，全面地选择了美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制度转型和战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日本是在它被打败的时候，开始学习战胜国的制度，这也反映出日本对制度转型所持有的开放性态度。
以上是我所概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的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正是我们中国所缺少的，也就是说，中国无法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完成制度转型。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一下明治维新的问题在哪里？这依然可以参考刚才我所提到的五个方面。
日本在上述五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并非都是正面的价值，其实同时也包含着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到天皇制度，《明治宪法》把天皇的地位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这可能也是日本最后走向军国主义的一个大的隐患。从现在来看，这个问题是比较明显的，日本为了加强国家的力量，集中天皇的权力，这对于确立日本在当时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国家权力的膨胀，那就必然会走到反面，导致国家主义体制，走向军国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脱亚入欧的路线后来发生了偏差。明治维新之前日本采取了脱亚入欧的路线，但在日俄战争中胜利之后，整个日本的国家主义情绪就进一步高涨起来，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路径转向，用我的说法就是脱欧返亚。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关于亚洲主义的各种观点和说法开始大量出现，当时日本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不行，西方也不行，日本要建立一个基于日本的理想和价值观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东亚主义，以后又叫“大东亚主义”。
日本提出亚洲主义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很欣赏，他觉得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就可以构造出一个亚洲主义以对抗欧洲。但是，日本后来觉得中国不行，日本觉得只有它自己可以承担起重整亚洲的责任。我去年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东亚这个概念就是日本人提出来的，中国原来没有东亚的概念，只有中华的概念；原来日本也没有东亚的概念，日本提出东亚的概念其实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是去中国化，还有一个就是要抵抗西方中心主义，它是两边同时作战。在这个路线的指导下，日本最后的确是陷入两条战线作战，既和中国打了一仗，也和英美打了一仗，这两场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失败。
日本主张大东亚主义的时候，日本的思想精英并没有阻止反而是在推波助澜。当时支持大东亚主义的主要还是一些左翼学者，京都学派几乎都选择了和国家主义的合作。京都学派原来是按照中国主义来构造日本的精神世界，后来认为中国不行了，他们转而面向东亚主义，全都跑到了国家主义这条轨道上去，最后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知识界有很多思想动员，都是一些左翼学者参与，大肆鼓噪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那些观点，就像我们现在中国所看到的国家主义、新左派和毛左的鼓噪一样，重新再现了日本在二战前的这种国家主义大合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竹内好非常高兴，认为终于可以跟美国开战了，当时提出的口号叫“近代的超克”，所谓“近代的超克”就是日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必须走日本自己的路。
从日本的东亚现代性走向中国的现代性，是有逻辑的相关性，我在看日本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现在的情况跟日本二战前的情况太像了，新左派所鼓吹的这些东西跟日本左翼在二战前鼓吹的军国主义完全一样。这也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多次和日本的学者讲到，日本精英的社会责任。日本的思想精英在军国主义高度膨胀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不像德国的一批知识精英，在德国纳粹鼎盛时期，选择了离开德国跑到美国去，日本的左翼学者没有一个离开日本，他们主动选择了和军国主义的全面合作，从而促使日本走向歧路。 这是我认为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第三个问题，即日本精英在发挥了正面作用之后也曾发挥了负面作用。
第四个问题就是日本的战争机制的破坏性。前面说了，战争对日本制度转型有重大影响，这个影响可以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就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下半场就是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半场之间日本走向了一个军国主义的歧途。日本选择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当时它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它的国际生存空间，先是占领朝鲜，再占领满洲，然后从满洲来控制中国，来经营一个广大的纵深的空间。日本在处理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不光是对自己整个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也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说1936年没有日本全面侵入中国的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可能会如期完成，1936年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行宪。
这个历史问题，我在和日本学者交换意见的时候反复提到，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应该怎么来理解？就应该从日本全面侵入中国后中断了中国宪政进程这个角度入手，由于日本在1936年侵入中国，才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巨大变化，不仅影响了日本，同时也打断了中国宪政进展，中国在1936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由于日本的侵略，不得不走向了另外一条轨道。
今天，我们在明治维新150周年的时候，来重新观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以及问题，并通过这些经验和问题来反观中国的制度转型，我们可以看到中日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关系。当然，现在应该是中国看日本更多一些，日本大概不会通过中国的什么重大事件来总结经验或吸取教训，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意识，也没有这样的需求，但对中国来讲是有这样的需求的。中国可能是正在走日本明治维新的路，还在走这条路，他们150年走下来了，我们现在走了150年，回过头来又重新走这个路，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堪的现实。但是，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
直到今天，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新路，谁都说不清楚，能不能按照日本的方式，不管是党主立宪也好，还是君主立宪也好，只要是完成向国家宪政架构的转型，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愿景。令人沮丧的是，这个愿景到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是我们今天探讨明治维新经验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研讨会，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不仅是观察日本这些年的发展，同时也回过头来观察中国如何能从现有的困境中走出来。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2017年12月2日，就士游大讲堂与凤凰网争鸣频道联合主办“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研讨会”，本文为独立学者荣剑老师在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李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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