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何韵诗 |
【转贴者注：此文的观点或论述显然是以中国大陆为本，硬伤很明显，
若作者身处中共意识形态的语境，公开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便有价值。】
任何一个理解政治的人都会知道。
当一位公众人物公开支持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在当地的主流舆论中得势。
与北京决裂的何韵诗也不例外。
很多大陆人并不清楚的就是，何韵诗其实并非“港独”的支持者，她的“理念”更大程度上是“香港泛民政党”传统反北京政权思维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更加激进“港独”的崛起，何韵诗本人逐渐被大陆民众和香港激进本土民意当做了“港独”的代言人。就这样，这位星途逐渐失色的过气明星，似乎从政治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事业。
不过，大陆的民众，由于缺乏对香港政情的了解，往往将香港泛民反对派和新兴的“港独”力量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局势的错判。实际上，从2014年9月的“香港占中”开始，香港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深远的改变：香港反体制力量由传统上自称“反共爱国”、主张“民主普选”、温和的“泛民”，逐渐演变为信奉“本土主义”的激进港独力量。
香港局势的转变——从泛民到港独
对于一个真正理解政治的来说，“传统泛民”与“港独”尽管同为北京的反对者，但是，“泛民”与“港独”的潜在分歧实际上要远远大于“泛民”与拥护北京的“建制派”的分歧，而且随着香港局势的恶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会愈来愈不可调和。
香港泛民的支持者，本质上是一群渴望分享政治权力的中产阶级。在泛民发起的政治运动中，无论是要求普选的香港中产市民，还是占中运动领导者"占中三子"如戴耀廷（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朱耀明（香港柴湾浸信会主任牧师）和陈健明（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实际上都是香港当前体制的经济受益者。经济利益决定了泛民注重维护香港社会秩序的稳定，其反体制运动也必须是温和的，且仅仅局限于政治权利上，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上。
就像我们在2014年“占中运动”中看到的那样，当占中运动危及香港商业秩序的时候，泛民内部对占中的态度就发生了分裂，而“占中三子”也不得不向警察局自首。
然而，当占中运动演变为雨伞革命之后，香港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
以往温和的精英政治领袖，逐渐在政治运动中丧失了话语权。社运参与者及领导者大多变成除了政治以外，事业家庭一无所有的学生或社会失意者，如黄之峰（"学民思潮"领袖，学生，无业）、梁金成（"驱蝗运动"领袖，职业仓务员）和招显聪（"香港人优先"领袖，职业酒保）等。这些人大多属于被香港现秩序抛弃的失意者，对现状毫无认同感，其中部分人甚至巴不得推倒重来（自我毁灭的港独主张，实际上体现了这一点）。
这些"无产者"领导的政治运动，对政治的激情更狂热，对政治的定位更偏激，对暴力手段更热衷，对体制的态度更不屑，他们不但会毫无顾忌地冲击现有秩序，也几乎不会在政治谈判中做出妥协，比如：2014年11月19日凌晨，抗议者直接冲入立法会；2015年7月，香港大学学生直接冲撞校委会；2015年9月"鸠呜团"殴打路人并围攻旺角警署；2015年12月，香港立法会示威区发生预谋爆炸；2016年1月26日，香港学生冲击沙宣道会场；2016年2月，香港旺角骚乱等。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泛民”与激进的“港独”在经济利益上，实际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冲突必然会愈演愈烈。就像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马尔托夫与列宁，经济基础决定了两者的政治诉求有着本质不同，也决定了曾经的盟友必然会是生死之敌。
香港经济的萧条有利于极端思想“港独”的壮大
“港独”政治团体打着“爱香港”的旗号，不断发动“反水客”、“打蝗”，以及旺角骚乱等暴力行为，严重损害了的香港经济、破坏了香港的名誉。让大多数香港政治观察家难以理解。
实际上，这恰恰是“港独”政治力量的精明所在。
“港独”激进力量的参与者，来自对香港现体制不报幻想的底层民众和青年学生等新穷人（因为这些人在高企的房价和停滞的薪水下，被剥夺感最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经济越恶化，失业者越多民众越对当前体制失望，也越有益于“港独”激进思想的传播。港独激进者破坏香港社会秩序，尽管损害了香港的经济，但却符合“港独”团体的政治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陆民众对香港的抵制措施，也不过是给“港独”火焰添柴加火。
大陆必须谨慎评估港独壮大的后果
尽管大陆民意似乎对港独的前景不屑一顾，但是，一旦港独壮大到足以决定香港政局，那么其所蕴含的政治代价将令北京难以承担。
无论是镇压还是漠视，实际上都将使北京面临难以评估的风险，而这恰恰是北京一直以来试图避免的。
至于何韵诗，不过是香港激进政治思潮泛滥的一个投影，无论是大陆民众还是大陆当局，都不必对此倾注过多的注意力。如何处理香港愈来愈激进的港独意识形态，如何重建两地民众的信任，才是决策者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理解香港问题请参考以下两篇文章：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