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进入了非常时期，99名美国学者联名致信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并将信发表在华尔盛邮报上。他们的观点就是与中国言和而非对抗。
以下是完整译文：
《与中国为敌，美国难获利》
2019年7月3日《华盛顿邮报》（完整译文）
亲爱的特朗普总统，亲爱的各位国会议员：
作为一个包含了学界、对外政策界、军界、商界的团体，我们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美国公民，且多数在工作中积累了深厚的亚洲事务经验。对于近期中美关系的崩盘风险，我们深感忧虑，我们坚信，这种趋势无益于美国国家利益，也不利于全球利益。我们当然对北京当局的行为感到不安，并且认为需要对此做出强硬的回应，但我们同样认为，美国近期的许多举动对岌岌可危的两国关系是火上浇油。
以下七点建议代表了我们对中国事务的整体看法、对美国与中国接触过程中的一些看法，以及为提升美国对外政策效率的建议。以下观点不代表我们公职的单位或公司，单位公司信息，仅供识别身份之用。
第一，中国近年来的系列举动，如加强国内管制、加大对私企的管制、违背贸易承诺、影响国际观点、更具攻击性的对外政策，等等，是对全世界的强烈挑战。美国需要对此做出坚定而有效的回应，但现有的对华政策措施，恰恰起了反作用。
第二，我们并不认为应当以全方位的对抗视角，将北京当局视作经济上的敌人，或视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中国并非铁板一块，其领导人也并非冥顽不化。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就，让北京当局开始扮演越发具有分量的国际角色，但很多中国官员和精英非常明白，与西方建立温和务实、真诚合作的关系，对中国有利。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对抗性姿态将无助于这些声音赢得与民族主义势力的对抗。如果能维护好合作与竞争的天平，美国将会与这些中国精英人士形成合力，后者将致力于使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如果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对手，并尝试将其与世界经济脱钩，将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并损害全球各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对抗性举措无法阻止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无法阻止中国企业占据更多的全球份额，无法阻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趋重要的角色。此外，美国很难做到杀敌一千而不是自伤八百。如果美国要求其盟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视中国为敌，将损害我们与盟国的关系，到头来孤立自己而非北京。
第四，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的危险被夸大了。大多数第三国对此并不关心，北京当局也并不清楚此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此外，一个对自己国家的公民封锁信息的政府，一个强烈压制宗教少数群体的政府，不会真正得到国际支持，也不会吸引到全球精英。美方对此的最佳反应是，和我们的盟国及伙伴一道，创造更加开放与繁荣的世界，让中国能够参与其中。试图孤立中国的做法，只会增加中国建立更加人本、更加包容的社会的难度。
第五，尽管中国制定了到本世纪中叶建立起世界级军事力量的目标，但想要成为真正的全球主要军事力量，还困难重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正在侵蚀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长久以来的压倒性优势力量。对此威胁的最佳回应，是避免陷入以发展进攻性武器和战略打击武器为核心的军备竞赛，不再要求美军对中国边境形成紧逼之势。更明智的做法是，与盟国一道维持战略威慑，强调防御能力、区域阻绝能力、弹性反映能力，以及化解对美国（及其盟国）领土攻击的能力。
第六，北京正试图削弱西式民主价值观在全球的影响力，但并不试图推翻基础性的经济和其它要素，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得益于此。事实上，中国体制的延续，高度依赖于其国际参与，以及面对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行动。美利坚合众国应当鼓励中国参与到这个新兴势力更强大的新全球体系中。抱着零和游戏的心态和北京对话，只会促使对方闭关锁国或者另起炉灶：这些都有损于西方的利益。
第七，总而言之，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离不开一下因素：与其他国家一道，形成持久的经济与安全联盟；对中方见解、利益、目标、行为的准确评估；精确匹配美国及其盟友资源，以达到并获取政治目标及利益；以及通过强化内功，向全世界重新证明美国模式的优越性。最终，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是要通过内部重整、面对全球新挑战去实现；是要通过与他国及国际组织合作去实现；而不是要通过限制中国的全球参与去实现。
我们相信，这封公开信之所以能募集到如此之多的签名支持，清楚地表明了华府在是否对华采取对抗性姿态上，并不存在某些人所想当然的共识。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
傅泰林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美国驻华大使
芮效俭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史 文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务院原助理国务卿 董云裳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傅高义
本公开信由以上五人执笔，下述94人签署（名单略）：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1968年，美国学者也联合致信美国政府，其中傅高义也有参与。以下是历史旧闻：
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
签署人：
杰罗姆·柯恩（Jerome Alan Cohen），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夫·霍夫海兹（Rov Hofheinz），政治系助理教授；帕金斯（Dwight Perkins），经济学教授；赖肖尔（Edwin О Reischauer），教授；史华兹（Benjamm I.Schwartz），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历史学助理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社会关系学教授；鲍大可（A.Dоak Barnett），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
（除来自哥伦比亚和麻省理工学院各一人外，其余都来自哈佛大学，由肯尼迪政治学院主其事。）
1968年11月6日
我们作为研究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研究所的主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完成了为期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今将我们对美国与中国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想法以书面形式向阁下申述：
美国的目标
过去二十年来统治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中心现实是中美的敌对与僵局。显然，越南问题的解决不论性质和时机如何，中国问题将继续在新政府的任内乃至整个70年代统治着我们与东亚的关系。
共产党中国的幅员、意识形态、相对孤立状态、潜在的力量以及当前的国际动荡，增加了世界这一常年不稳定的地区的危险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一直是，并应继续是避免与中国作战和尽量减少它对周围地区的扰乱。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前几届政府大体上执行一种双重政策以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进行军事遏制以威慑其可能的扩张企图；一方面努力通过大使级会谈与大陆中国沟通，并不时提出进行非正式接触的建议。当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第一种政策占压倒仇势，盖过了第二种政策的作用。
我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在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了，这样，在避免与中国作战而又使它不敢轻易对外进行干涉的同时，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达到和解。
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不过同时需作一些重要的提醒：尽管中国过去三年来国内动荡混乱所造成的后果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并不预期中国有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愿望，所以很可能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中的任何一条乃至全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被中国领导人当即拒绝。
但是我们还是提出这些建议，是出于这样的信念：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种明确的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至少，这样可以使北京的决策过程复杂化，这一决策至今一直是简单地建立在美国敌视中国不可改变的理论基础上的。同时，我们还能以我们的言词和行动向那些对毛泽东对世界的看法有所怀疑的现在或将来的其他中国领导人传话。除非我们采取更加平衡的作法，否则我们轻则可能失去一个使北京的行为温和一点的机会；重则可能为与中国打一场没有一方有希望“获胜”的战争打下基础。
建议：A.与大陆中国关系
1）探索性会晤。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认的——晤谈。您的特使应传达这样的意思：新一届政府有兴趣倾听中国人对一系列广泛问题的看法，包括越南、裁军等问题，并在比华沙更加非正式的场合对建立正常关系的前景进行非官方性的试探。中国人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一位特使；但是作这样的努力，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还是值得的。
2）越南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曲折过程很可能为改善对华关系和把中国纳入世界秩序提供一个机会。尽管中国目前对谈判解决持敌对态度，新政府应该敏锐地抓住机会以使北京以某种状态卷入越南谈判的进程——或者通过重新改组的论坛，或者通过一项一揽子最终方案把中国、两个越南和其他分裂的国家都纳入联合国。主要考虑是：应把越南谈判视为通向更广泛的亚洲问题解决的一个步骤，因而是可能使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
3）降低论战的调子。不论北京的言词如何敌对，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在评论中国时应避免挑衅性的说法，这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我方诚意的“和解”希望往往为那种把中共比作德国纳粹的新闻发布所破坏。特别使中共反感的是美国表面上把台湾当做唯一的中国的态度。新政府应及早找到机会消弥这一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自从1955年以来，在两党、三届政府下，美国在日内瓦、华沙和台北与自称为“中国”的两个政权都在打交道。您或者您的国务卿找到某种场合，不事张扬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给予北京“事实上”的承认已经有十五年了，而“法律上”的承认显然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这样做当收益良多。
4）反导弹体系（ABM）。新政府需要决定是否继续最近批准的“稀薄”ABM体系。我们认为现政府对这样一种体系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后果欠考虑。撇开美苏军事平衡的问题不谈，建立ABM的计划不但在军事上作为对北京的威慑是不必要的，而且很可能被中共视为美国有意进攻北京的证据。我们敦请重新考虑建立ABM体系的决定。
5）贸易。新政府应及早寻求机会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项政策是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并没有剥夺任何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主要盟国都不支持，经常在我们与第三国关系中造成麻烦，剥夺了美国最起码的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杠杆，并阻止我们的商人分享中国的市场。在这方面，新政府应以其前任的试探性的说法为基础，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与苏联和东欧同等对待（非战略性物资）。
6）旅游与其他接触。新政府应该取消控制美国人访华政策的最后残余，同时应表示愿意接纳北京政府同意派来的任何中国人入境。这些步骤不但反映出一个自由社会的自信和力量，而且将向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作出的“非孤立化”的选择打开大门。在官方的接触之外，新政府应鼓励中美记者、教育工作者、科学家、艺木家和其他各界之间私人的和非官方的会晤。
B.与台湾关系
上述步骤涉及重新建构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的初步尝试。与此同时，重组华盛顿与台湾的关系自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宗旨仍应是消弥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美国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华民国政府，名义上统治着大陆和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但是华盛顿早已把他们作为仅限于台澎的政府来对待，默认国民党不会重新征服大陆的事实。自从1951年以来，历届政府都明确表示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地位留待将来事态的发展。新政府现在应以这一现实为基础。它应重申保卫台澎的承诺，只要在台湾的人愿意保持与大陆中国分离的身分。但是应采取以下四点措施以预先防止国民党使华盛顿为难的潜在可能性：
1）您的政府应派一名理解、并能传达政府对华大战略的人作为大使到台湾。为了显示您对政治考虑的重视高于军事考虑，此人不应是一名军人。
2）只要台湾海峡相对和平，政府应利用此机会重新迫使国民党人从金门、马祖及沿海岛屿有秩序地撤退（只要这些岛屿为国民党所占领，就可以被任何一个“中国”作为杠杆把美国牵入不必要的亚洲冲突中去）。政府还应敦促国民党结束对大陆的挑衅性行动。
3）政府应通过与中国国民党人坦率的讨论，为美国逐步转变对北京的关系作准备，特别是为定将出现的关于联合国席位的复杂问题作准备（见下文）。
4）最后，政府应对台湾潜伏在表层以下的政治力量的活动有所警觉，在机会到来时应促使蒋介石及其继承人给11，000，000台湾人和2，000，000大陆籍人以更多的充分参政的机会。
C更广泛的问题
1）联合国。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可能要到1969年秋才会提到新政府的面前。到那时，谋求解决越南问题的努力以及早些时候所采取的与中国有关的措施可能已经试探出关系正常化的前景。看来这些前期的步骤不大可能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产生结果，联合国的问题大约也会与此相似。不过，我们还是坚信，政府不应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席位，其明显的理由如下：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无疑会实现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而且很可能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我们认为，为实现中国的非孤立化，要求中国尽可能参加国际论坛以及这种接触可能产生的“社交化”。因此美国决策者应该接受北京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而同时为台湾谋得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不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还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样的目标通过默认比通过华盛顿的积极活动更能达到；但是需要预先仔细准备。
2）中国的邻国。我们对华政策的逐步转变可能受到我们主要盟国的欢迎；但是可能引起某些中国的邻国的不安，它们原来是按照我们对华政策的遏制这一面制订其行动的。我们必须让这些国家及时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和计划，并保证我们继续关心它们的福利，以消除它们的疑虑。
3）日本。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每一步战略都坦告日本。虽然日本是会同意我们战略的实质的，但是如果我们事先不通知而猝然换挡，将会给日本政府造成极大的难堪。
4）与第三国的接触。我们应该欢迎诸如日本这样的第三国与大陆中国发展日益增进的关系，以期使中共政权更加在实质上加入国际社会。
5）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以上的建议含有这样的希望：新政府设法把中美关系与苏美关系分开对待，尽管这两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是有关联的。中苏分裂使我们有机会对二者分开对待，并在与二者分别的关系中仔细审视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敦促新政府在理所当然地关心超级大国双边关系的均势的同时，避免从莫斯科的观点来判断中国及其发展情况。苏美反华联盟可能符合俄国的利益，但并不会自动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好处。
我们认为以上所勾划的各项建议既表明了美国对所宣布的目标坚定不移的姿态，又能表现出通情达理、深谋远虑和为解决政治问题而互谅互让的意愿。这样一种姿态将赢得美国广泛的中间选民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附：众议员卢斯洛对此方案的讲话
（1971年8月6日，众议院）
议长先生：
最近我们官方对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大逆转使我至为关切。以下这份注明日期为1968年11月6日的《备忘录》首次发表在1969年2月20日《策略》上。它明确地勾划出与这个共产党独裁政权关系取得“平衡”所应采取的步骤。该《备忘录》是写给“当选总统尼克松”的，据我了解，是基辛格博士在尼克松先生于1968年当选之后亲自把它交给他的。
我敦请同事们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它对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已经产生的影响是令人吃惊的。基辛格博士的“谋划”同这件文件的立场如此相合，因此我再强调也不为过：每一位议员都必须意识到，早在1968年11月6日，正当我们还深深卷入越南的时候，今天所执行的对中共侵略者绥靖的计划已经提交给总统了。
信息来源/华盛顿邮报
翻译/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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