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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過去不同的是，這次「反修例大遊行」沒有明顯組織者，僅憑同仇敵愾就一呼百應。（美聯社） |
香港人民反對修改《逃犯條例》的抗爭，在短短一個星期内，局勢完全逆轉：《逃犯條例》被暫緩，實際上等於終結；一向高傲的特首林鄭月娥罕見地道歉，儘管還是忸忸怩怩的，「擠牙膏」式的；警方從氣勢洶洶地指責「暴動」，全城四出搜捕嫌犯，變爲「澄清」「只有少數人犯暴動罪」，還被政黨、媒體和市民窮追猛打，要求交出濫用暴力的警察。
香港人民創造了罕見的奇跡，爲何香港人能贏？
首先，香港人民在政權重壓前不放棄，以「終極一戰」的心態進行抗爭，是最關鍵的因素。
6月9日，103萬人走出來，創造了香港回歸之後最大的遊行示威，震撼了全世界。6月16日，接近200萬人再次示威，打破一切香港記錄，連當年六四事件的百萬大遊行（約有150萬人參與）也不得不「甘拜下風」。
2003年七一，導致董建華下臺的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是此前香港回歸後最大規模的示威。當時能聚集這麽多示威者，被廣泛認爲是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七一本來就已經有游行示威的傳統，當時香港也積累了強推二十三條、沙士、負資產等各種不同原因的民憤，董建華的聲望已經一落千丈等等。
反觀這次反修例大遊行，6月9日原先並非一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雨傘革命之後，抗爭陷入低潮，在一地兩檢等議題中要發動超過一千人的抗爭已經相當不易；林鄭月娥在強推修例之前，民望還沒有低落；遊行也完全是被單一事件激發，民衆只有撤回惡法的單一訴求。從這種對比更可以看到，這次大規模示威的不易。
爲什麽人民肯站出來上街示威？雖然在示威前很多政界和社運人士鼓動「示威有用」，其實參加遊行的大部分人的心態很可能反而是「即便沒有用，也至少努力過了，不會後悔」，以及「這次再不遊行，以後恐怕就沒有機會了」。這就是之前所說的「終極一戰」的心態。
更有不少年輕人站出來，聚集在金鐘，與政府對抗，最終爆發69事件和612事件。與雨傘革命不同，這次沒有明顯組織者，僅憑同仇敵愾就一呼百應。過去幾年，香港加大了對抗爭者的打壓，以前抗爭者沒有預料到的現場警方暴力和此後的法律追究的風險，這些年輕人不可能沒有心理准備到。他們能站出來也只因這種為將來而戰的「終極一戰」心態。
許多人這次上街是抱著「終極一戰」的心態。（美聯社）
其次，修例把絕大部分人都推向反面。
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修訂逃犯條例觸動了香港所有人的利益。即便是林鄭月娥推出修例的「引子」——被害香港少女及其家人，其實也是受害者，因爲如果林鄭不「大炮打蚊子」，接受一次過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案，殺人嫌兇早就可以被送到臺灣了。
嚴格説來，修例確實是香港的「内部事務」——自拆保護墻。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義務最大程度上保障國民的利益。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處理個別事件的引渡條例，但它們都可以運用主權決定每一樁事件是否移交。而在中國和香港實質權力結構中，香港沒有「說不」的權力。
左派報紙宣傳：香港特首要雙重負責，不但要對中央負責，也要對香港人民負責；所以特首不會不顧香港人民的利益，完全聼中央的命令。可以想象，通過法案之後，日後要移交時，它們又會反過來說：「香港特首不但要對香港人民負責，更要對中央負責」、「不能只顧兩制，不顧一國」等等了。
注意到，整個香港社會層面，反對修例的不但是傳統意義上的「反對派」，更包括商人、法律人士、親建制派的學者甚至議員，乃至平時不熱衷參與政治的沉默大多數。在中央和中聯辦出言力挺之前，沒有多少建制派團體支持修例，即便在出言力挺之後，能發動的團體也大不如前。
原因很簡單，即便是親建制派的人士，内心中也對内地的法制非常不信任。他們也喜歡享受香港的法治體系，不想把香港變成「普通的中國城市」。他們平時高喊「親中」是一回事，到了這種關鍵時刻，「身體很誠實」。
與港人的人身安全同樣重要的是，香港修例後不可避免地引發外國資本的恐慌，甚至有可能改變香港在經濟上作爲獨立的實體的地位，將會嚴重打擊香港作為世界城市的地位，這是香港繁榮的終極保障。這也將嚴重影響港人的經濟利益。因此，即便「安分守己」的市民，也不得不承受修例的惡果。
第三，政府的傲慢、謊言、粗暴激起民憤。
公平地說，即便是林鄭等「修例堵塞漏洞」的説法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政府惡劣的操作不斷激化民憤，堪稱公關災難的典型。
政府急於把在本年七月前通過法案，於是短短二十天咨詢之後就提出草案。對影響這麽大的修訂，如此倉促，毫無合理性。於是從一開始，政府就無法把故事「說園」，無法編造一個説得過去的邏輯。特別是臺灣已經明確表態不會接受修例後移交嫌凶，原先的「迫切性」的藉口已經不攻自破之後，明明修例無法「伸張正義」，偏偏港府還堅持那套「伸張正義」的説辭。說起謊來之面不改色，面皮之厚，令人驚異。
政府把民主派和法律界的反對意見都視爲「廢話」，認爲他們「不熟悉草案」，卻拒絕與他們會面。政府對商界還相對尊重，不但肯接見相關人士，還肯作出一些讓步。只是不少讓步令人感覺啼笑皆非。比如豁免「刑事恐嚇」和「兒童色情」等刑事罪行，很難説和商界有什麽必然關係。它們不但尚不能令商界滿意，還在公關上帶來巨大的負面觀感，被視爲對商界傾斜，也進一步粉碎了所謂「伸張正義」的幌子。
香港特區政府惡劣的操作不斷激化民憤，堪稱公關災難的典型。（美聯社）
在立法會，民主派已經用史無前例的「法案委員會雙胞」的行動，表明決心利用一切代價拖死法案。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怒罵林鄭「八婆，唔死都無用」這種原本不符合議員身份的話，居然在社會得到廣泛支持，成爲金句。就連大部分一向與民主派「牙齒印」頗深的「港獨派」也放下成見。不少建制派議員也明顯「放軟手腳」地「鬆章」。此前民陣已經組織起十幾萬人的示威，顯示「民氣」已經重新聚集。各種校友會、職業會等反修例聯署「遍地開花」，各界醖釀罷工罷市罷課得到越來越多的響應，更是連占中也不曾試過的。可是政府依然看不到危機，一意孤行地直上大會，激發更大的反抗。
在6月9日百萬大遊行之後，特首不但不親身回應，還發出冷冰冰的政府公告，宣佈如期直上大會。傲慢的態度令人驚愕。這是6月9日晚上，示威之後不肯散去的市民衝擊的直接導火索。
6月12日，以年輕人為主的市民開始「二次佔領」，這時警方出動大規模警力，不但出動警棍和胡椒噴霧，還使用了150多枚催淚彈、二十多枚布袋彈、以及橡膠子彈，射向示威者和記者。從多個視頻可以看到，武裝到牙齒的警方瞄準市民頭部開槍（儘管不是真子彈）；對手無寸鐵、背向警方、已被催淚彈射中、毫無威脅的市民一擁而上，棒打腳踢；更不顧市民在混亂中可能會有蹬踏致命的危險。當年占中，警方也只出動87枚催淚彈，也多半向天開槍。這次出動如此規模的武力更把林鄭政府釘在恥辱柱上。
最不堪的，還是林鄭在接受無線電視採訪時，把自己比喻為母親，反對者比喻為子女，說什麽「母親不能放縱子女」之類的荒唐話。沒有人能想到，這個自小在自由社會長大、接受民主國家教育、在現代公務員制度下培訓出來的「高才生」，居然會說出封建社會大家長才能說出來的話，完全顛覆了政府官員作爲「公僕」的角色，令人瞠目結舌。更有很多家長質疑，即便「母女論」真的成立，也從來沒有家長會對自己的子女開槍。
警方對年輕人爲主的示威者的鎮壓及林鄭這番話，勾起了廣大香港「成年人」對年輕人的虧欠感，讓更多的港人站出來，成爲壓倒林鄭的民意的最後一根羽毛。
值得指出的是，在群衆運動中，類似的去中心化、沒有嚴密組織的運動能成功，核心原因是時間短，訴求單一，這樣才能同仇敵愾，短期内激發出能量。警方決定強力驅散，速戰速決，這犯下大忌。在去中心化的運動中，時間越長，拖得越久，訴求越來越多，參與者就越難以齊心，就越容易放棄。在這點上，林鄭與梁振英差距太明顯。（待續）
前文探討了港人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香港因素」，接下來繼續分析「外圍因素」。
第四，修例屬於香港事務，在制度上有自主權。
雖然修例的爭議集中在香港與中國大陸（還有臺灣），實際上它還牽涉到其他沒有與香港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它不單純涉及中港關係。而且，儘管在移交的實際操作中，其他國家（地區）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技術上，修例只是單方面地規定香港政府有權向沒有正式引渡（移交）協議的國家（地區）移交「逃犯」，而不涉及其他國家（地區）是否肯接收逃犯的問題，也不涉及其他國家（地區）是否向香港對等地移交逃犯的問題。
換言之，修法完全是香港的「内部事務」，在理論上，嚴格按照《基本法》，中央沒有理由干預，（當然，實際上中央要找借口干預，總是能找到的）。在事件過程中，要說在修例上中央一開始沒有推動，恐怕大部分人都不會相信，但始終難以求證中央的參與有多少。
香港政府自始至終否認修例是一個政治任務。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接受BBC採訪時說，修例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的。這被外間視爲與香港政府行爲「劃清界限」。但只要回溯中國的表態就可以知道，中央的説法一直是「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即便在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力挺港府，中聯辦召集建制派，要他們「不要糊塗」之後，標準説法依然是「香港要修法，中央只是力挺香港政府」。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接受BBC採訪時說，修例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的。（圖片擷取自網路）
因此，至少在明面上，事件始終沒有上升到「香港與中央關係」的層次，而是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内的事。
縱觀香港回歸後的歷次大規模抗爭，2003年的反二十三條，2012年的反國教等能成功，都在於它們尚停留在香港「内政」的層次。歷次政改抗爭無效，2014年占中/雨傘無功而返，甚至反高鉄、反一地兩檢等的失敗，都是中央有憲政的角色（比如基本法規定，政改必須得到中央同意）。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凡是」的結論：「凡是涉及中港關係的，中央都不會在香港民意壓力下讓步；凡是民意可以迫使讓步的，都是香港的内部事務」。
這次修法，沒有超過香港内政的範圍，或者說，中國刻意避免「干涉香港内政」的印象，以致香港（和中國）還有臺階可下。這是反修法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國爲什麽這麽做呢？
要知道，在中國「逢九必亂」，今年早已下達指令，各單位嚴防死守，避免發生不穩定事件。沒想到，前兩年順風順水的香港反而成爲不穩定之源。這是中國不樂意見到的。
據説，有香港政客評估，612會演變為「顔色革命」，要強力鎮壓，以爲這樣無限上綱就會贏得中國喝彩。這誤讀了中國在本年要「維穩」的意思。「維穩」不是要鎮壓任何「革命」，而是要避免任何事端，更不用說「革命」了。把香港問題演繹為「顔色革命」，純粹是拍馬屁拍在馬腿上。
這次修法事件，一种可能真是林鄭自己主動的。第二种可能是，中央從一開始就決定「站在背後」。無論哪种可能，中央一開始也肯定沒有意料到反對的聲音和能量這麽大。如果修法能「靜悄悄」地通過，自然樂見其成。但中央也可能早有預算，即便修法通不過，修法和中央決策脫鈎之後，最多賴在香港政府頭上，避免中央沒有面子，也避免國内民族主義（以及敵對派系）對政府的壓力。這是可進可退的策略。
順便提一句，在很多香港人看來，中國表態支持已經是插手香港内政了。但在中國政府看來，支持香港政府不算干涉香港内政。在中國語境中，「干涉内政」是專指「支持反對派」。不但在香港問題上如此，在國際問題上，中國也持這樣的態度，比如中國指責美國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卻否認自己支持馬杜儸政府同樣是干涉内政。
第五，臺灣問題的影響
目前臺灣問題是中國的頭等大事。2020臺灣選舉迫在眉睫，中國希望一個親中政權能上臺，至少也不能讓民進黨繼續執政。在去年臺灣九合一選舉之後，民進黨看似不可能起死回生，哪知中國主席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最好方式」的演講，為「辣台妹」蔡英文提供神助攻，聲勢逐步回漲。
衆所周知，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有為臺灣問題做示範的初衷。2014年雨傘革命後，一國兩制的名聲在臺灣成爲票房毒藥，台灣人紛紛喊出「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於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大陸的專家）都認爲，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不再能成爲解決臺灣問題的示範。在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於是逐漸成爲「棄兒」，思考香港政策的時候，極少再考慮臺灣的因素，變得「爲所欲爲」。
直到習近平講話之後，情況突然有變。主席説話一言九鼎，即便知道一國兩制在臺灣不得人心，中國媒體專家官員等當然依然紛紛為「一國兩制」護航。這樣，香港的「示範角色」突然又變得重要，這是對香港來説也是一個「神助攻」。
在提出修例的開始，香港官員肯定沒有意識到這個邏輯，也沒有想象到修例會在香港引起這麽大的反對，於是也更不可能從臺灣問題的高度上考慮過修例的問題。否則很難想象，他們會這樣力推法案。
修法給臺灣帶來的震撼和民意改變是顯著的，特別是香港書商林榮基逃離香港，出走臺灣，還準備在臺灣申請政治庇護。一下子把香港的一國兩制和臺灣的現實聯係起來。結果隨著香港局面的進展，蔡英文有明顯的「翻盤」之勢。在決定民進黨初選的民調結果中，強烈譴責香港政府的蔡英文的支持率大大高於推説「不知道」的韓國瑜，就是一個明證。如果港府繼續一意孤行強推修法，蔡英文連任的話將大大損害中國的臺灣策略。
蔡英文連任，將大大損害中國的臺灣策略。（攝影：張哲偉）
第六，國際形勢的影響。
在一開始提出修例的時候，中美貿易談判還進展良好。民主派和其他反修例人士，早就積極向國際遊説解釋厲害關係，以利用「外國勢力」施壓港府已經不是秘密。美國有可能利用香港政策法向中國打「香港牌」，這點中國早有預料。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香港也有龐大的利益，有衆多的國民和資產。「香港牌」不但美國可以打，中國也可以打（試孟晚舟事件）。在中美關係尚未惡化的時候，雙方還是互相牽制，中國評估美國不可能「動真格」，於是除了循例痛批民主派是「吳三桂」，強調「内政不容干涉」之外，沒有太多的動作。
但5月初，雙方突然翻臉，美國不但加關稅，還制裁華為，國際局勢急劇轉變，形勢也變得險峻。在美國，國會議長佩洛西和國務卿彭皮奧都接見香港遊説團，發表強硬聲明。這時中國還在繼續支持香港修法。
但6月9日之後，香港形勢急劇惡化。史無前例的大遊行和612鎮壓，都連續上了國際頭版。這件事的性質已從「威脅香港自由」上升到可能會爆發「港版六四事件」的危機。連政府内「經濟挂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從「相信雙方可以解決」變成「沒見過這麽大規模的示威」。佩洛西也宣佈一旦香港修例，會正式啓動重審香港政策法。佩洛西在六四事件之後再天安門抗議，其對香港人權的支持不可低估。這時，廢除香港關係法可能已不再是為貿易戰而施加壓力的一張「香港牌」，而變成爲更高尚的理由而不得不做的事。
更令中國擔心的是，如果說在經濟問題上，歐洲可能與美國立場不一致，但在人權問題上，兩者又堅定地站在一起。歐盟此前向港府發出外交照會，這已引起香港震動，連林鄭也要會見衆領事「解釋」立場。如果發生「港版六四」，中國拉住歐洲「聯歐制美」的算盤就一鋪清袋了。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變量是時間，即將在日本舉行的G20峰會。中國雖然擺出一副強硬立場，但緩和局面才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G20的特習會可能是挽救中美危機的最後機會。中國需要穩定的香港局勢，避免美國節外生枝；更不能把G20變成西方對中國的「批鬥會」。
總而言之，港人這次能擋住修訂《逃犯條例》，乃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奇蹟不可能一再發生，也不能低估了樂極生悲的風險。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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