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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5日星期二

李芄紫:香港人創造奇跡的六個原因(上、下)

與過去不同的是,這次「反修例大遊行」沒有明顯組織者,僅憑同仇敵愾就一呼百應。(美聯社)
(上)

香港人民反對修改《逃犯條例》的抗爭,在短短一個星期内,局勢完全逆轉:《逃犯條例》被暫緩,實際上等於終結;一向高傲的特首林鄭月娥罕見地道歉,儘管還是忸忸怩怩的,「擠牙膏」式的;警方從氣勢洶洶地指責「暴動」,全城四出搜捕嫌犯,變爲「澄清」「只有少數人犯暴動罪」,還被政黨、媒體和市民窮追猛打,要求交出濫用暴力的警察。

香港人民創造了罕見的奇跡,爲何香港人能贏?

首先,香港人民在政權重壓前不放棄,以「終極一戰」的心態進行抗爭,是最關鍵的因素。

6月9日,103萬人走出來,創造了香港回歸之後最大的遊行示威,震撼了全世界。6月16日,接近200萬人再次示威,打破一切香港記錄,連當年六四事件的百萬大遊行(約有150萬人參與)也不得不「甘拜下風」。

2003年七一,導致董建華下臺的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是此前香港回歸後最大規模的示威。當時能聚集這麽多示威者,被廣泛認爲是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七一本來就已經有游行示威的傳統,當時香港也積累了強推二十三條、沙士、負資產等各種不同原因的民憤,董建華的聲望已經一落千丈等等。

反觀這次反修例大遊行,6月9日原先並非一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雨傘革命之後,抗爭陷入低潮,在一地兩檢等議題中要發動超過一千人的抗爭已經相當不易;林鄭月娥在強推修例之前,民望還沒有低落;遊行也完全是被單一事件激發,民衆只有撤回惡法的單一訴求。從這種對比更可以看到,這次大規模示威的不易。

爲什麽人民肯站出來上街示威?雖然在示威前很多政界和社運人士鼓動「示威有用」,其實參加遊行的大部分人的心態很可能反而是「即便沒有用,也至少努力過了,不會後悔」,以及「這次再不遊行,以後恐怕就沒有機會了」。這就是之前所說的「終極一戰」的心態。

更有不少年輕人站出來,聚集在金鐘,與政府對抗,最終爆發69事件和612事件。與雨傘革命不同,這次沒有明顯組織者,僅憑同仇敵愾就一呼百應。過去幾年,香港加大了對抗爭者的打壓,以前抗爭者沒有預料到的現場警方暴力和此後的法律追究的風險,這些年輕人不可能沒有心理准備到。他們能站出來也只因這種為將來而戰的「終極一戰」心態。

許多人這次上街是抱著「終極一戰」的心態。(美聯社)

其次,修例把絕大部分人都推向反面。

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修訂逃犯條例觸動了香港所有人的利益。即便是林鄭月娥推出修例的「引子」——被害香港少女及其家人,其實也是受害者,因爲如果林鄭不「大炮打蚊子」,接受一次過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案,殺人嫌兇早就可以被送到臺灣了。

嚴格説來,修例確實是香港的「内部事務」——自拆保護墻。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義務最大程度上保障國民的利益。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處理個別事件的引渡條例,但它們都可以運用主權決定每一樁事件是否移交。而在中國和香港實質權力結構中,香港沒有「說不」的權力。

左派報紙宣傳:香港特首要雙重負責,不但要對中央負責,也要對香港人民負責;所以特首不會不顧香港人民的利益,完全聼中央的命令。可以想象,通過法案之後,日後要移交時,它們又會反過來說:「香港特首不但要對香港人民負責,更要對中央負責」、「不能只顧兩制,不顧一國」等等了。

注意到,整個香港社會層面,反對修例的不但是傳統意義上的「反對派」,更包括商人、法律人士、親建制派的學者甚至議員,乃至平時不熱衷參與政治的沉默大多數。在中央和中聯辦出言力挺之前,沒有多少建制派團體支持修例,即便在出言力挺之後,能發動的團體也大不如前。

原因很簡單,即便是親建制派的人士,内心中也對内地的法制非常不信任。他們也喜歡享受香港的法治體系,不想把香港變成「普通的中國城市」。他們平時高喊「親中」是一回事,到了這種關鍵時刻,「身體很誠實」。

與港人的人身安全同樣重要的是,香港修例後不可避免地引發外國資本的恐慌,甚至有可能改變香港在經濟上作爲獨立的實體的地位,將會嚴重打擊香港作為世界城市的地位,這是香港繁榮的終極保障。這也將嚴重影響港人的經濟利益。因此,即便「安分守己」的市民,也不得不承受修例的惡果。

第三,政府的傲慢、謊言、粗暴激起民憤。

公平地說,即便是林鄭等「修例堵塞漏洞」的説法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政府惡劣的操作不斷激化民憤,堪稱公關災難的典型。

政府急於把在本年七月前通過法案,於是短短二十天咨詢之後就提出草案。對影響這麽大的修訂,如此倉促,毫無合理性。於是從一開始,政府就無法把故事「說園」,無法編造一個説得過去的邏輯。特別是臺灣已經明確表態不會接受修例後移交嫌凶,原先的「迫切性」的藉口已經不攻自破之後,明明修例無法「伸張正義」,偏偏港府還堅持那套「伸張正義」的説辭。說起謊來之面不改色,面皮之厚,令人驚異。

政府把民主派和法律界的反對意見都視爲「廢話」,認爲他們「不熟悉草案」,卻拒絕與他們會面。政府對商界還相對尊重,不但肯接見相關人士,還肯作出一些讓步。只是不少讓步令人感覺啼笑皆非。比如豁免「刑事恐嚇」和「兒童色情」等刑事罪行,很難説和商界有什麽必然關係。它們不但尚不能令商界滿意,還在公關上帶來巨大的負面觀感,被視爲對商界傾斜,也進一步粉碎了所謂「伸張正義」的幌子。

香港特區政府惡劣的操作不斷激化民憤,堪稱公關災難的典型。(美聯社)

在立法會,民主派已經用史無前例的「法案委員會雙胞」的行動,表明決心利用一切代價拖死法案。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怒罵林鄭「八婆,唔死都無用」這種原本不符合議員身份的話,居然在社會得到廣泛支持,成爲金句。就連大部分一向與民主派「牙齒印」頗深的「港獨派」也放下成見。不少建制派議員也明顯「放軟手腳」地「鬆章」。此前民陣已經組織起十幾萬人的示威,顯示「民氣」已經重新聚集。各種校友會、職業會等反修例聯署「遍地開花」,各界醖釀罷工罷市罷課得到越來越多的響應,更是連占中也不曾試過的。可是政府依然看不到危機,一意孤行地直上大會,激發更大的反抗。

在6月9日百萬大遊行之後,特首不但不親身回應,還發出冷冰冰的政府公告,宣佈如期直上大會。傲慢的態度令人驚愕。這是6月9日晚上,示威之後不肯散去的市民衝擊的直接導火索。

6月12日,以年輕人為主的市民開始「二次佔領」,這時警方出動大規模警力,不但出動警棍和胡椒噴霧,還使用了150多枚催淚彈、二十多枚布袋彈、以及橡膠子彈,射向示威者和記者。從多個視頻可以看到,武裝到牙齒的警方瞄準市民頭部開槍(儘管不是真子彈);對手無寸鐵、背向警方、已被催淚彈射中、毫無威脅的市民一擁而上,棒打腳踢;更不顧市民在混亂中可能會有蹬踏致命的危險。當年占中,警方也只出動87枚催淚彈,也多半向天開槍。這次出動如此規模的武力更把林鄭政府釘在恥辱柱上。

最不堪的,還是林鄭在接受無線電視採訪時,把自己比喻為母親,反對者比喻為子女,說什麽「母親不能放縱子女」之類的荒唐話。沒有人能想到,這個自小在自由社會長大、接受民主國家教育、在現代公務員制度下培訓出來的「高才生」,居然會說出封建社會大家長才能說出來的話,完全顛覆了政府官員作爲「公僕」的角色,令人瞠目結舌。更有很多家長質疑,即便「母女論」真的成立,也從來沒有家長會對自己的子女開槍。

警方對年輕人爲主的示威者的鎮壓及林鄭這番話,勾起了廣大香港「成年人」對年輕人的虧欠感,讓更多的港人站出來,成爲壓倒林鄭的民意的最後一根羽毛。

值得指出的是,在群衆運動中,類似的去中心化、沒有嚴密組織的運動能成功,核心原因是時間短,訴求單一,這樣才能同仇敵愾,短期内激發出能量。警方決定強力驅散,速戰速決,這犯下大忌。在去中心化的運動中,時間越長,拖得越久,訴求越來越多,參與者就越難以齊心,就越容易放棄。在這點上,林鄭與梁振英差距太明顯。(待續)


(下)
前文探討了港人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香港因素」,接下來繼續分析「外圍因素」。

第四,修例屬於香港事務,在制度上有自主權。

雖然修例的爭議集中在香港與中國大陸(還有臺灣),實際上它還牽涉到其他沒有與香港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它不單純涉及中港關係。而且,儘管在移交的實際操作中,其他國家(地區)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技術上,修例只是單方面地規定香港政府有權向沒有正式引渡(移交)協議的國家(地區)移交「逃犯」,而不涉及其他國家(地區)是否肯接收逃犯的問題,也不涉及其他國家(地區)是否向香港對等地移交逃犯的問題。

換言之,修法完全是香港的「内部事務」,在理論上,嚴格按照《基本法》,中央沒有理由干預,(當然,實際上中央要找借口干預,總是能找到的)。在事件過程中,要說在修例上中央一開始沒有推動,恐怕大部分人都不會相信,但始終難以求證中央的參與有多少。

香港政府自始至終否認修例是一個政治任務。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接受BBC採訪時說,修例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的。這被外間視爲與香港政府行爲「劃清界限」。但只要回溯中國的表態就可以知道,中央的説法一直是「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即便在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力挺港府,中聯辦召集建制派,要他們「不要糊塗」之後,標準説法依然是「香港要修法,中央只是力挺香港政府」。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接受BBC採訪時說,修例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的。(圖片擷取自網路)

因此,至少在明面上,事件始終沒有上升到「香港與中央關係」的層次,而是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内的事。

縱觀香港回歸後的歷次大規模抗爭,2003年的反二十三條,2012年的反國教等能成功,都在於它們尚停留在香港「内政」的層次。歷次政改抗爭無效,2014年占中/雨傘無功而返,甚至反高鉄、反一地兩檢等的失敗,都是中央有憲政的角色(比如基本法規定,政改必須得到中央同意)。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凡是」的結論:「凡是涉及中港關係的,中央都不會在香港民意壓力下讓步;凡是民意可以迫使讓步的,都是香港的内部事務」。

這次修法,沒有超過香港内政的範圍,或者說,中國刻意避免「干涉香港内政」的印象,以致香港(和中國)還有臺階可下。這是反修法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國爲什麽這麽做呢?

要知道,在中國「逢九必亂」,今年早已下達指令,各單位嚴防死守,避免發生不穩定事件。沒想到,前兩年順風順水的香港反而成爲不穩定之源。這是中國不樂意見到的。

據説,有香港政客評估,612會演變為「顔色革命」,要強力鎮壓,以爲這樣無限上綱就會贏得中國喝彩。這誤讀了中國在本年要「維穩」的意思。「維穩」不是要鎮壓任何「革命」,而是要避免任何事端,更不用說「革命」了。把香港問題演繹為「顔色革命」,純粹是拍馬屁拍在馬腿上。

這次修法事件,一种可能真是林鄭自己主動的。第二种可能是,中央從一開始就決定「站在背後」。無論哪种可能,中央一開始也肯定沒有意料到反對的聲音和能量這麽大。如果修法能「靜悄悄」地通過,自然樂見其成。但中央也可能早有預算,即便修法通不過,修法和中央決策脫鈎之後,最多賴在香港政府頭上,避免中央沒有面子,也避免國内民族主義(以及敵對派系)對政府的壓力。這是可進可退的策略。

順便提一句,在很多香港人看來,中國表態支持已經是插手香港内政了。但在中國政府看來,支持香港政府不算干涉香港内政。在中國語境中,「干涉内政」是專指「支持反對派」。不但在香港問題上如此,在國際問題上,中國也持這樣的態度,比如中國指責美國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卻否認自己支持馬杜儸政府同樣是干涉内政。

第五,臺灣問題的影響

目前臺灣問題是中國的頭等大事。2020臺灣選舉迫在眉睫,中國希望一個親中政權能上臺,至少也不能讓民進黨繼續執政。在去年臺灣九合一選舉之後,民進黨看似不可能起死回生,哪知中國主席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最好方式」的演講,為「辣台妹」蔡英文提供神助攻,聲勢逐步回漲。

衆所周知,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有為臺灣問題做示範的初衷。2014年雨傘革命後,一國兩制的名聲在臺灣成爲票房毒藥,台灣人紛紛喊出「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於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大陸的專家)都認爲,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不再能成爲解決臺灣問題的示範。在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於是逐漸成爲「棄兒」,思考香港政策的時候,極少再考慮臺灣的因素,變得「爲所欲爲」。

直到習近平講話之後,情況突然有變。主席説話一言九鼎,即便知道一國兩制在臺灣不得人心,中國媒體專家官員等當然依然紛紛為「一國兩制」護航。這樣,香港的「示範角色」突然又變得重要,這是對香港來説也是一個「神助攻」。

在提出修例的開始,香港官員肯定沒有意識到這個邏輯,也沒有想象到修例會在香港引起這麽大的反對,於是也更不可能從臺灣問題的高度上考慮過修例的問題。否則很難想象,他們會這樣力推法案。

修法給臺灣帶來的震撼和民意改變是顯著的,特別是香港書商林榮基逃離香港,出走臺灣,還準備在臺灣申請政治庇護。一下子把香港的一國兩制和臺灣的現實聯係起來。結果隨著香港局面的進展,蔡英文有明顯的「翻盤」之勢。在決定民進黨初選的民調結果中,強烈譴責香港政府的蔡英文的支持率大大高於推説「不知道」的韓國瑜,就是一個明證。如果港府繼續一意孤行強推修法,蔡英文連任的話將大大損害中國的臺灣策略。

蔡英文連任,將大大損害中國的臺灣策略。(攝影:張哲偉)

第六,國際形勢的影響。

在一開始提出修例的時候,中美貿易談判還進展良好。民主派和其他反修例人士,早就積極向國際遊説解釋厲害關係,以利用「外國勢力」施壓港府已經不是秘密。美國有可能利用香港政策法向中國打「香港牌」,這點中國早有預料。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香港也有龐大的利益,有衆多的國民和資產。「香港牌」不但美國可以打,中國也可以打(試孟晚舟事件)。在中美關係尚未惡化的時候,雙方還是互相牽制,中國評估美國不可能「動真格」,於是除了循例痛批民主派是「吳三桂」,強調「内政不容干涉」之外,沒有太多的動作。

但5月初,雙方突然翻臉,美國不但加關稅,還制裁華為,國際局勢急劇轉變,形勢也變得險峻。在美國,國會議長佩洛西和國務卿彭皮奧都接見香港遊説團,發表強硬聲明。這時中國還在繼續支持香港修法。

但6月9日之後,香港形勢急劇惡化。史無前例的大遊行和612鎮壓,都連續上了國際頭版。這件事的性質已從「威脅香港自由」上升到可能會爆發「港版六四事件」的危機。連政府内「經濟挂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從「相信雙方可以解決」變成「沒見過這麽大規模的示威」。佩洛西也宣佈一旦香港修例,會正式啓動重審香港政策法。佩洛西在六四事件之後再天安門抗議,其對香港人權的支持不可低估。這時,廢除香港關係法可能已不再是為貿易戰而施加壓力的一張「香港牌」,而變成爲更高尚的理由而不得不做的事。

更令中國擔心的是,如果說在經濟問題上,歐洲可能與美國立場不一致,但在人權問題上,兩者又堅定地站在一起。歐盟此前向港府發出外交照會,這已引起香港震動,連林鄭也要會見衆領事「解釋」立場。如果發生「港版六四」,中國拉住歐洲「聯歐制美」的算盤就一鋪清袋了。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變量是時間,即將在日本舉行的G20峰會。中國雖然擺出一副強硬立場,但緩和局面才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G20的特習會可能是挽救中美危機的最後機會。中國需要穩定的香港局勢,避免美國節外生枝;更不能把G20變成西方對中國的「批鬥會」。

總而言之,港人這次能擋住修訂《逃犯條例》,乃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奇蹟不可能一再發生,也不能低估了樂極生悲的風險。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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