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季，笔者随同几位古村落探险访古爱好者，在正拆除的广州琶洲村废墟探查。整座村庄，门户大开，空无一人。偶然进入一座青砖老屋院落，在黑糊糊的堂屋地板上，拾获这份装在白色塑料袋、随意丢弃的原始档案——包括几份不同抬头的申诉书、书信和遗嘱。落满灰尘。
2010年6月，拆迁废墟琶洲村，村牌坊。摄影 | 刘水
这些残缺资料最早的几份，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它们或散乱或装订整齐。因年代久远，散发着浓重霉味；部分纸张或被虫蛀毁，或装订的铁钉锈蚀。除遗嘱外，这些资料均手写于1970年代上半期，字体工整。它所记录的悲惨故事，跟1949年建政的前三十多年的贫穷饥饿与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迄今掩藏在历史的深处。
其中一份申诉书草稿。摄影 | 刘水
所有申诉书内容大同小异，都在讲述着一个悲凉的故事：饱含亲情的姐姐，为“逃港叛国”判处15年徒刑、已陷于冤狱4年的弟弟，而抱不公不平的怨愤之心，持之以恒向国务院周恩来、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等党政军部门及领导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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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上访，不是在今天北京等政府大门前才有的景象，即使在文革期间社会全面崩溃的背景下，也没阻挡住这位粗通文字的勇敢姐姐，卖掉祖屋，带着普通话翻译，千里迢迢，北上山西讨说法。伏法认罪但有冤，隐忍受辱且不弃。这就是政治高压下草民普遍表达不满的传统方式，“新中国”概不例外。
青砖古屋的趟龙门、矮脚门、砖雕和花岗岩门雕，全部拆毁，无人收集。摄影 | 刘水
申诉人即姐姐徐锦轩，出生于1923年，农民，世居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琶洲村（现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村原址，高楼林立，被称为广州的金融中心曼哈顿。），父母早逝。徐氏是琶洲村的大姓之一。徐锦轩家中姐弟六人，她排行老三。大哥在抗战时期，因生活所迫，流落澳门，渐与家人断绝往来、失联；大姐徐锦琼，排行老二，十多岁时饿死；徐锦轩下有三个弟弟，她终身未嫁。
“罪犯”弟弟徐锡江，1940年出生于琶洲村，徐锦轩的三弟，排行老六。1965年毕业于广州的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分配至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当技术员。1969年回广州探亲期间，与同村其他五人偷渡逃港途中被抓获。后工作单位派人，将其从广州收容所带回山西。1970年1月9日，阳泉市军管会以“投敌叛国”罪，因其是国家干部，从重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年30岁，单身。其余五名农民同案犯，短暂收容教育后即获释。
申诉书草稿。摄影 | 刘水
因获得的这份档案残缺不全，再加上未能寻找到当事人，故不能确定徐锡江坐牢多少年才获释。但庆幸的是，档案里有徐锦轩请人写于2003年的一封遗嘱，上面提到三弟徐锡江。因此，得悉他活着回到了家人身边。2003年他63岁，姐姐徐锦轩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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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此前，东南沿海一带，向有因战乱、自然灾害或朝代更替“下南洋”的传统；此后，经济凋敝和频密政治运动，直接导致生活极端贫穷和政治歧视迫害，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正常生态。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们却因饥荒和政治迫害，决绝地选择了用脚投票，投奔怒海。这在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常态。
“逃港”从来在中国大陆是个忌讳而隐秘的话题，跟其它人祸并无二致。徐锡江“逃港叛国”作为个案，从政府娴熟的处置手段，相信还有千千万万，他们都从历史的夹缝里失踪了。但是，政治制造的一个接一个人祸，却转嫁给无辜百姓以牢狱灾难来承担，这才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三年大饥荒年代的逃港者。图片来自网络
笔者最早看到“逃港”这两个词，是在1990年代初期。偶见一篇评述金庸在港创办《明报》、因报道逃港潮而一纸风行的文章；1990年代末期，笔者所就职的深圳一家报社总编，出生于深圳龙岗区农村，中学毕业招工，大学毕业提干，逐渐进入官员序列。
他不无自嘲地笑谈，少年时期在家乡务农期间，曾因饥饿跟伙伴在半夜偷偷掘出生产队病死的母猪，弄熟吃掉；其农村父母兄弟均先后逃港活命。他作为低层官员，虽然忠诚于党，坚不做逃港者，但早年却要靠逃港父母兄弟，邮寄食品才能填饱一家人肚子。
近年来，大陆各级政府档案馆陆续“解密”部分历史档案。官方资料显示，自中共建政那天起，延续三十多年的“逃港潮”，难民来自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大陆所有省区。
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这即是官方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实为人祸（参见杨继绳先生著作《墓碑——中国三年大饥荒纪实》）。大批饥民从广东边境偷渡去港。早年，港英政府来者不拒，难民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次高潮为70年代，横跨文革与改开初期。早期，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大规模逃港；延续到末期，陆港两地生活水平仍存在巨大反差。1979到1980年两年间，20余万人闯入香港。此次逃港潮后期，港英政府不堪重负，开始主动抓捕，遣返逃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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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十多万人涌入宝安县（深圳市前身），六万多人偷渡出境，其中五万多人被收容遣返。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这些解密的官方档案，逐渐还原出从1951年到1980年代中期， “逃港潮”的历史图景。
三十多年间，共有一百多万人成功逃港。其中不乏后来的商界大亨曾宪梓，武侠小说名家倪匡，歌星罗文等人。
煽动逃港者的群众批斗会。图片来自网络
最为知名的一幅逃港潮图片，呈现深圳罗湖口岸附近、深圳河上漂浮的密密麻麻的淹毙者尸体。西起深圳蛇口湾中间梧桐山东至大鹏湾，百多公里长的深港边境线，都是偷渡地点。因为沿岸的船只、门板等渡河工具都被政府严密看管，所以轮胎、气球甚至吹胀的安全套都成为偷渡工具。逃港成功者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被在中方边境线拦截，或已偷渡进入香港但被港英政府遣返。
三十多年间的逃港者、遣返者和死难者的准确数据，广东省各级政府之间、广东省政府与港英政府之间，要么自相矛盾，要么干脆没有数据，都成为隐秘历史的一部分。偷渡死难者没有准确数字，更别说他们的姓名，跟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八九死难者一样，在这个统计数据习惯性作假的国家，本不足信。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没镌刻一个“英雄”的名字，不难理解了吧。
有人曾撰文将逃港潮与柏林墙相比较。边境线两侧同样是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方是自由，另一方是铁幕，制度优劣明显。柏林墙被射杀的152名有名有姓的翻越者，与无数无名无姓的逃港死难者相比，不能不说前者非常“幸运”，每个姓名背后都对应着一个通往自由之路的悲惨故事。更在于东德死难者以死亡作为代价，终于换来统一、民主的德国。
水路大规模逃港者。
中港之间至今被岗楼、铁丝网和探照灯隔离。逃港死难者被遗忘，难以记取，一段惨无人道的历史随之被抹去、洗白。
政府对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高层内部路线斗争。对于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敏感脆弱的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毛泽东灭绝人性的“极左”政策，并最终逼出设立五个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政经国策。
琶洲村拆迁保留的徐氏宗祠。木牌上的港澳同胞，几乎都是当年逃港者，转身成为港澳华侨。摄影 | 刘水
研读官方解密的逃港资料可得出结论，1980年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的的酝酿、建立，直接来自百多万偷渡逃港者正面冲击的结果，而不是其它原因。平心而论，是这些制度的受害者给予执政党喘息的机会。中国历史向来就是如此吊诡。
几年前，广东省委与深圳市委宣传部合作投拍电视剧《深圳湾》，高调宣称此剧直面偷渡逃港，画面里呈现出民兵在边境线枪杀逃港者；数万解放军驻扎粤港边境线，拦截、抓捕汹涌而至的难民。
今年8月份，广州第三届羊城书香节上，深圳文联副主席撰写的《大逃港》公开出版。二者均回避制度弊端，无所反思，关键是没人站出来承担人祸罪责。今年恰逢深圳等特区建立30周年，在官方华丽高调的纪念动作背后，这些血腥的底色，被夸夸其谈和耀眼烟花掩藏。
陈秉安先生所著《大逃港》，民间文本，封底为逃港路线图。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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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申诉书、信件和遗嘱，均来自这份民间档案原件，文字、标点和语法，均尊重原文，只在个别处加括号注明、分段，以便理解与阅读。
附件一
其中一份申诉书草稿。摄影 | 刘水
徐锡江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是我的亲弟弟，因我们的父母亲在锡江出生不久即死去，因此锡江从小就由我抚养大的。锡江在学期间表现很好的，于1965年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到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工作（当技术员——原文加注），今年33岁。1969年底，因我病重回家探望我。他在探亲假期中，与同行多年的女朋友闹翻了，一时思想糊涂，被同村的徐仪启拉拢下，六人逃港不遂，被公安人员捉回广州学习，后由阳泉市食品公司负责人来广州带锡江回原单位。
（母亲）当年五岁，受苦十余年后才嫁给我父亲，生活亦是一样苦，当时我母亲因悲伤我姐姐锦琼死去，我母亲以至成长病，不久我母亲亦死亡，留下幼弟三个，最大的10岁，最小的是锡江还未满一岁。母亲死后家中生活难过到极了，欲把锡江送给人家养，但我不忍骨肉分离，故不肯把锡江送给人家。当时我的家的生活全靠租地主的八分田来耕之外，我还要去本村的大耕户徐秀处做短工，每天工资2.5斤米。除一家几口人生活外，还要煮一些米糊或什粮将锡江养大。
但是锡江出身于贫农家庭，本质一贯是好的，以前亦未犯过错误。在学期间和工作期间表现亦是好的，况且年纪青青，更无历史问题。而这次偷渡逃港亦是初犯。
锡江虽犯罪，但与毛主席共产党根本没有仇没有恨的。现因初犯偷渡逃港被判十五年徒刑，我认为是过重的，是不符合党的政策，而且同案偷渡的六人除锡江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外，其余的五人经教育后释放。在广州地区，一般犯偷渡错误的成员，都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算是首犯分子徐仪启，曾三次偷渡，又偷生产队的艇（做偷渡用——原文加注），屡教不改，性质严重，对他的处理，也只是由公安人员送回我大队交群众监督劳动三年，监外执行。他的判处与锡江比对，为什么相差的这样大？对此我很不理解。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慎重地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 ，严格地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切不可一棍子将人打死地处理。
锡江今年33岁，若是刑满出来亦是45岁了，还有什么用呢？锡江的犯罪是一时思想糊涂，而且带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而至犯罪。我请求首长对锡江偷渡逃港的处理，应按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去办理，重新给锡江复审和认真按毛主席关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对锡江的处理我认为是人们内部矛盾，应该以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去处理，给他有改过错误的机会，允许他有机会将功补过。
我为锡江的事，亦先后寄出有关单位的信件及申诉书等共有一百多封（其中大部分是阳泉市军管会的，此外还有寄给国务院及周总理五封，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八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群众来访办两封，还有山西省革委会的、山西省保卫组的、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同志的、山西省陈永贵的、广东省革委会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广州市赵付主任的、北京日报来信组的等——原文）。我寄给每个单位的第一封信，大部分都有我琶洲大队的意见或新滘公社党委的意见的。
现在我已接到九个单位的回信（说收到我的信后，已把我的来信转了去阳泉市军管会了，如有锡江的事，叫我直接与阳泉市军管会联系——原文加注），但是阳泉市军管会四年多来实在未有一封回信。我寄给他的信已不算少了，不知是什么意思。锡江已判刑四年多了，目前对知识分子的落实政策过程中，但不知对锡江的问题是怎样呢？我心里实在难过，再等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又来打扰首长们，（请）在百忙中复我一封信，根据实际情况锡江能否有条件复审，重新作判处，请解答我这个问题。
这封申诉信寄出一个多月，未见回音。同年10月，徐锦轩卖掉祖屋，带着普通话翻译，亲赴山西阳泉市公安局军管会上访。这段经历记录于她在阳泉期间写给当地法院领导的另一封申诉书里。因与上述申诉书内容大同小异，不再呈现原文。
附件二
其中一份遗嘱草稿。摄影 | 刘水
徐锦轩在申诉书里提到有三个弟弟，这在其它申诉书里也得到佐证，但在这封遗嘱里提到锡字辈有四人。一种可能是锡安是她流落澳门仍在世的大哥，其余三个是她弟弟；另一种可能是除锡江之外的三人中，有一个是徐氏宗族的同辈兄弟。
档案里还有一封徐锡江工作单位——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的手写公函。徐锡江在1969年底被逮捕后不久，单位寄给其家人。打头是毛泽东语录，完整照录如下：
附件三
文革期间，公函和私信，开头、结尾都要写毛主席语录，否则就是反革命，一旦被发现会受到各种惩罚。报头右上角，每天须更新毛主席语录。摄影 | 刘水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9月23日
补记
笔者常去广州国际生物岛（原称官洲岛）环岛骑行。2014年，在失地留守岛上祠堂的陈姓友人家，偶遇来访的两位远房女亲属。她们自我介绍来自琶洲。笔者忙问，知道徐锡江吗？其中叫徐春苑的中年女子答说，他是我亲叔父啊。惊喜万分。于是简述拾获资料过程，并请她转告叔父，如果愿意，笔者去拜访他。她爽快地说，我现在就给叔父打电话问问。徐锡江淡淡地回应，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徐春苑讲述，叔父坐满牢出狱，不久，就从山西调回广州，在一家国营工厂干到厂长职务，年满退休，现居住在广州市中心北京路一带，身体健康，神志清楚。徐锡江不愿再回望痛苦往事。
2019年6月13日修定
刘水，前南方都市报、大公报大周刊等媒体记者，现为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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