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历史，被认为是反右和“文革”的预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被认为，它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伤害，超过了反右和“文革”。作为20世纪中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它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个现实问题。
无从逃避的岁月
彭小莲两岁的时候，父亲彭柏山入狱。当她14岁的时候，彭柏山死于造反派的鞭打。
彭柏山，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胡风的朋友，曾经在胡风的杂志上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因此被卷入1955年全国性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
在彭小莲的成长岁月中，父亲就像一位陌生人，不时在她的生活中进出，直到有一天永远地消失了。
她一直想逃避那样的一段岁月，不仅仅是父亲缺席的岁月。
当父亲从她生命中消失时，14岁的彭小莲，逃避的方式是“坚强”，如她自己所言，“那个时代，死人的事，变得司空见惯。面对周围人的死亡，我似乎并不吃惊;甚至对自己父亲的死亡，14岁的我也显得很理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都变得‘坚强’起来。”
但是，当时间进行到1985年，在胡风葬礼上，“胡风分子”们希望她拍一部电影时，已成为电影导演的彭小莲，逃避的方式却是“恐惧”，“想到要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感到恐惧”。
1989年，彭小莲再一次选择了逃避，远走他乡到了纽约，在那里读书、生活。她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远在中国的过去，但是往事却像电影镜头一样，经常在纽约的街头闪现，就在这段时间，“看见了别人的生存状态，我才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的价值，意识到家庭、父亲对我生命的意义”。
7年后，彭小莲的母亲病重，她回到上海，在病榻前，母亲不问她的“美帝国主义经历”，她也不问母亲的“社会主义理想”，母女俩自然而然地聊起了父亲，母亲第一次述说了残酷的过去，她才明白他们是怎样经历了那一场又一场的“红日风暴”。
彭小莲也反思自己曾经有过的“坚强”：在什么时候我们被教化成那样，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变得无足轻重？这样的思考，让彭小莲终于决定面对内心的恐惧，拿起摄像机，为胡风事件和自己的父亲拍一部电影。
她邀请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进行联合拍摄。2003年，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魏时煜和在那段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彭小莲，开始了她们历时5年的奔波――从彭小莲的上海老家到关押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到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实景素材之外，她们寻访到26个胡风分子，和十几个去世胡风分子的亲友，历史的风云在当事人的回忆口述中缓缓重现。
这样的拍摄对一直逃避的彭小莲是一种疗伤吗？魏时煜说，“这场运动给彭小莲留下很大的创伤，我曾觉得拍这个片子对彭会是一种治疗。不过做完片子我也明白了，他们这代人从小经历的恐惧，不是做一个片子就可以治愈的。”
拍摄完毕后的彭小莲又对她的父辈们抱有怎样的情感？彭小莲说：“我对父辈的命运没有多少同情。同情已不能说明和解决问题，不多此一举了。我更愿意认识他们，这是对自己的教育！” 1980年12月30日，在北医三院，胡风与梅志。
给他们的平反
去认识历史，又何尝是仅关乎对彭小莲的教育？距胡风事件发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究竟有多少人还清晰地知晓那段历史？
时间回溯到1955年。随着《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一场历时一年的全国性反胡风运动就此拉开，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推入了绝境。
“就是搜查嘛，到处在查抄证件啊、证据啊、信啊。一直到半夜，一直到5月17日凌晨。”“真的像进了一群贼一样。”“不是贼，是强盗。”
“实际上是17号凌晨被逮捕的，然后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是5月18号。那时候他还是人大代表，按照法律来讲，不能够逮捕他。”
《红日风暴》的伊始，胡风的夫人梅志和儿子张晓谷一起回忆了当年胡风被逮捕时的情景.
随胡风一起被逮捕的，有他的亲人、朋友、朋友的朋友……但凡跟他稍有瓜葛的人，都被卷入这个历史的旋涡。据官方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共有92人被逮捕，36人被隔离监禁，73人被停职审查，2100多人被影响受株连。
囚禁在单身监狱，胡风的朋友欧阳庄不服，以头、手击打监狱的墙壁：日夜的审讯.不得入眠，诗人化铁说，自己有近一年的时司根本没办法睡觉：诗人绿原，为了不让自己疯掉，开始在狱中自学德语;少年成名的路翎，在图国中仰天长啸，发出野兽股的鸣叫……
受难者的妻子们也在镜头中讲述了没有丈夫保护的家庭的艰辛：芦甸的妻子李嘉陵，是“胡风分子”中唯一的女性，她拒绝交待胡风的问题;另一位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则从运动伊始，就靠常年卖血来养活她的多个子女
诗人阿垅的儿子，至今记得那些丑化他父亲的漫画，因为那些漫画，让年幼的他拒绝去监狱看望父亲，直到父亲去世，都未能跟父亲见上一面;彭小莲的少女时光在说谎中度过，一边在外面高喊打倒父亲的口号，一边同到家里和母亲一起盼望父亲的归来。
两个女导演的细腻镜头，如实地记录下那个年代的泪与哀愁。法律的缺席，集体的暴力，人的权利的沦丧，让生命成为毫无尊严的草芥。
事实上，魏时煜在拍摄前，对胡风的全部认识，只知道他曾经在三四十年代创立了左翼文学刊物《七月》和《希望》，“我并不知道后来的反胡风运动是怎么回事”。拍摄对她的影响在于，“我真的被片子里拍摄的这些人吸引，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在国外留过学，受五四运动启蒙的影响。他们的独立精神、人格魅力，是给我最大的支撑”。
镜头中，当年被划为胡风分子的林希，讲述起在法庭上揭发自己尊重的前辈阿垅的情形，仍然情绪难以自抑。“阿垅挺起胸膛，抬着头阔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判处阿垅有期徒刑12年，问阿垅有什么话讲，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给你重复阿垅说过的话，‘我放弃上诉，一切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然后他就退出去。”阿垅的那种人格力量，至今让林希历历在目。
《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徐放，说到他拒绝认罪，并声称自己要老死秦城：“出去还不是那样吗？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哪个地方不是监狱呢？”
很多人，就这样，在监禁中，度过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时光。
胡风晚年，对探望他的彭小莲忏悔：“我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们全家。”彭小莲无言以答，因为她知道，胡风什么都没做错。
尽管胡风事件在1980年代经历了三次平反，但那些伤痕谁能够抚平？那些时光谁能够还回？
魏时煜说，拍摄的时候，有的老人说，“有小莲和小魏才会真正地给我们平反”。也许，能够给他们最好的平反就是，记住这段历史，在对真相的探索中，汲取悲剧的价值。
“信件定罪”后遗症
《红日风暴》中，导演试图采访胡风运动中扮演了“告密者”角色的舒芜，但最终还是遭到舒芜的拒绝。尽管舒芜在“文革”后写文章进行澄清，自己公布信件的行为并非出于他自身的意愿，但正是他与胡风私人信件的公开，直接点燃了胡风运动。
受五四思潮影响的胡风，像他的导师鲁迅一样，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变革做出贡献，反对文学只能为狭义的政治服务，并在历次的文艺思想论争中，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但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像他这样独立意见的存在对于双方而言则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纪录片也层层揭示出，鲁迅与胡风的师承关系，左联内部的矛盾，胡风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政策的分歧等历史事件。
万同林在《1955：胡风事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发表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中写道，“在胡风事件中，胡风及其同仁由进步作家到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观点’，到‘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以致被罗纳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中间的演绎过程曲折复杂，其中包括舒芜交出胡风信件充当批判材料诱发事态的急剧恶化。但在这背后，却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独立思想即犯罪，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思想等于行动”。
这种强大的逻辑，再加上信件定罪的做法，对人造成的最直接的精神伤害莫过于，让人们不再敢讲真话，甚至讲真话成为一场生命的冒险。
传记作家李辉，在对当年的胡风分子们进行追访后，出了一本书《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他还特别关注了胡风事件后，知识分子的一个变化——
“胡风事件中，一宣布被逮捕就马上抄家，朋友间往来的信件、日记成为他们的罪证，这严重影响了人们记日记的习惯。”李辉说，这种对私人空间的严苛践踏了“民间思想的形成和交流，过去文人写信，写日记，实际上是思想交流和形成的一个方式”。
信件、日记定罪的思维从胡风事件起，一直延续到“文革”。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江苏杂文家乐秀良的一篇新作《日记何罪！》，文章中说，“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法制荡然，许多日记和日记的主人，遭到了惊人的浩劫。成千上万本日记，在抄家时被劫走了。只要你在日记里对领袖的个别言论稍有异议，即使是正确的，也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组织批斗，判处徒刑，直至以‘恶毒攻击’的‘莫须有’罪名处以极刑”。
这些年，李辉整理了很多书信日记，他发现，在1949年前、1955年前的日记、书信记载都非常详细生动，不乏真实的想法和真知灼见，而1955年后，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两句话，再到1960年代的雷锋日记，“不过成了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的做秀”。
事实上，胡风分子之一谢韬，囚禁在秦城监狱时，他和正在狱中改造的国民党战犯关在一起，和战犯们混熟后，谢韬又恢复了记日记的习惯，足足记了两大本，记录了他的活动，战犯们的活动，和他们各自心境的写照。但“文革”开始后，他害怕出事，就将日记烧毁了。谢韬至今仍引以为憾。
就如学者谢泳所言，“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连私人空间都沦丧的知识分子，又何谈独立性？
有待回归的常识
因为独立的文艺思想而遭受“文字狱”的胡风，当年的文艺理论拿到现在来看是否还有现实价值？
200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与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胡风百年诞辰纪念讨论会，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是牵头人。讨论会完毕的5年后，他们把讨论的内容集结成书，叫做《思想的尊严——胡风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文集》。
在文集中，陈思和如此评价胡风当年最著名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胡风把文学创作看成实践，看作是诗人生命的投入，也就是生命的实践过程。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表述，就是‘主观战斗精神’。但是，生命的实践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如果你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你对生活就会有一个崭新的看法;如果不认真积极地投入，仅仅搬一点理论来解释生活，也可以写出冠冕堂皇的东西，可是在胡风看来，这就是客观主义，就是虚假的现实主义。”
按照陈思和的理解，胡风的文艺理论远未过时，“多年来，曾经出现过多少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大批判文章，连批评对象也不看，就拿着棍子乱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批评？” 学者林贤治，把胡风当年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看成一种常识，“我觉得这个理论本身，强调人的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个人思想的表达，追求人生而为人的内心的自由、精神的自由、自身的独立性”。
在林贤治看来，这种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是有待回归的常识。胡风事件，绝非一个历史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现实问题。林贤治反复强调这一点。
当年的胡风，由于无处发表捍卫自己观点和反批评的文章，写了篇上书党中央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胡风将当时文艺领导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归纳成五个方面。他用五个咄咄逼人的反问，将问题提了出来，这五个问题被喻为“横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
1.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
2.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
3.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4.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5.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
有人说，这五条针针见血的批评意见，到现在仍有现实价值。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不乏可以看到“五把刀子”限制思维的续篇。
林贤治注意到最近的两个事件——袁腾飞和许知远。袁腾飞和许知远都因为各自的言论遭到一定的攻击，“袁腾飞的事情，学校找他谈话，这就意味着有了组织的介入;许知远针对韩寒被大众青年偶像化的现象有所批评，遭到了很多人的言论围攻，这也是一种暴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这个非常可怕”。
人文知识分子的保持独立性，被林贤治看成至关重要的特质：“知识分子对权力、对政府的批判态度，你要保持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保卫这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健康的、健全的社会是鼓励和保护批评的。”
事实上，国家总理温家宝也不止一次提出讲真话的重要性，在去年11月13日，温家宝在中南海与部分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员座谈的讲话中说：“当前，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包容和宽容的环境，使人们能够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有些真话，虽然领导不爱听，但确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真理。”
悲剧的现实价值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胡风事件不啻为一场民族的悲剧。有网友为这部纪录片作评：“观看《红日风暴》，基本上就是观看中国一代文学精英们神形俱毁的整个过程。”
二战后，为了悲剧不再重演，德国人清算纳粹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而我们该用怎样的方式来清算当年那场民族悲剧？
纪录片中有一段，记载了病床上的“胡风分子”王戎的愤慨。因为监禁，王戎与母亲生离22年，乃至王戎返家后，几乎没有认出面前的矮小老太太就是自己的母亲。
“平反的时候，这些都不提了。平反就说，把王戎同志搞错了，改正就完了。你别说我这个冤，冤枉了20多年，不要谈赔偿，原来的我的工资应该给我吧。就是到现在25年的工资都没有给我。文件说了，胡风的事情，责任在中央，可真是要弄工资了，找谁去？”镜头中，说完这段话的王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接受完采访两个月后，王戎去世。
谁该为他当年的伤害负上具体的责任？王戎始终找不到答案。事实上，当年伤害他的那些人，有些也随后在反右、“文革”中被相继打成“反动派”，也成了受言者。
“在法律界，有一个新兴的分支.受害人学，它强调赔偿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你看看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历次的政治运动，整死那么多人，家破人亡，有谁负了法律的责任么？一个群体性的运动，可以说是组织犯罪，该怎么追究他的责任？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我国，至今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也可以说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空白。”林贤治说。该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足我们需要在法制上进行的反恩。
胡风事件作为政治事件，完全是人为的悲剧。胡风的问题，始终没有超出文化-文学的范围。国家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权力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仲裁者？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如何保障公民的政治民主？在林贤治看来这些部是我们需要作出的政治上的反思。
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可以从胡风悲剧中吸取哪些教训？李辉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提供了一个解答：“重要的是像胡风那样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人格，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同时，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要更清醒和冷静一些，不要卷入过多的人际纠纷之中，不能让思想、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影响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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