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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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6-22《明报》 |
嚴家祺，著名政治學者，是中國領導人取消終身制的倡議者；民運期間發起組織北京知識界聯合會，點名指責時任總理李鵬倒行逆施，成為被當局點名追捕的二十三名知識分子之一，是傳言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尚昆和李鵬要將他緝拿歸案並處死的八九民運「主要策劃人」，但他偏偏無風無浪地安然抵達廣州，成為第二批被地下通道營救的民運人士，這一切，除了地下通道的通天能耐之外，他本人的廣泛人脈和文革經歷對他能順利脫險，亦應記一功。 擁有較廣泛人脈和熟悉中國共產黨的管治思維，可說是被通緝的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之間的基本分別，因為前者早已踏足社會工作，亦熟悉中共的追查套路，懂得規避，誠如成功逃亡的另一名知識分子蘇曉康所說，這是較多運領袖被捕的原因。這不無事實根據。翻查資料可見，被當局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當中十四人被捕或判刑，比率為百分之六十七；至於被點名的二十三名知識分子，則有十一人被囚禁、拘捕或判刑，比率是百分之四十八，足足比學生領袖被捕的比率少十九個百分點！ 而嚴家祺比其他知識分子更勝一籌的是，他的廣泛人脈不單止是在國內，不少更是在香港和海外，以致「不少人」要求地下通道營救他，個別人士更是在地下通道仍未架設完成、應該未被有需要人士知曉之前，便已勸說他到香港，未知提議者是否有意用「自己的方法」或其他營救渠道讓他來港？可以肯定的是，嚴家祺因此認為，在八九年六月七日前，香港已有救人行動。 這一切，還需由這名討厭政治但終以政治主張聞名於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的出身說起。
出理入政 建言惹禍
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唸理論物理的嚴家祺，自言因大學要求學習「反修」文章而反感政治，但卻為了要弄清楚修正主義之類的政治問題而開始關注政治，畢業後更因此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了解這門他一無所知的學科，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屬被打垮的一派而有機會自習修正主義，政治學知識得以積累，再經參與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和毛澤東逝世，他便完全轉向研究政治理論，並與政治結緣。當年確立時被視為政治改革進步、近年取消被視為倒退的國家主席任期制，便是由他在一九七九年初建議，他當時指出，最高國家領導人須有任期，以免終身制引起的官僚主義和權力過分集中等問題持續。建議其後獲得鄧小平認可而確立，而他亦因此被調往社科院，成了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其後更在總理趙紫陽領導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以他的身分和對政治的興趣，難怪一九八九年的學運在天安門廣場興起後，他便「不由自主地捲入進去」。
他算是較早介入學運的知識分子，當年五月十七日，即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向訪華的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披露「重要問題還是由(已退休的)鄧小平掌舵」的同一天，他與包遵信等學者聯署《五.一七宣言》，強調是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要求結束老人政治，促請獨裁者辭職，被形容是「知識分子的討鄧檄文」；及至五月二十三日，即使作為開明改革派的趙紫陽已被奪權，他仍與包遵信、許良英等人更發起成立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明確要求取消戒嚴令、罷免李鵬和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
站在要求政制改革開放一方的他，雖然明知聲明會不容於獨裁者，仍本著文革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經歷來繼續參與學運：「對政治問題，……要按自己對正義、是非的辨別，按自己真實想法去做，如果不能夠發出自己聲音，就暫時不說話，如果有很多人說了，就也參與進去。反正大家一同被整，歷史總會恢復公正。」
不過，歷史的公正還未到臨，他便因為六四鎮壓而離開北京。
與絕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嚴家祺沒有想到政府會如此鎮壓民運。他在六月三日晚上如常出席了在廣場上辦起來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成立儀式，並發表演講，還不知道城西的復興門已經響起槍聲。在毫無危險感的情況下，他與妻子高皋於翌日凌晨一時許回到位於城東建國門外的家，不久便聽到槍聲四起，感覺情況大變。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怕被「抄家」，一心只想著如何把兩個放滿照片、筆記本、紀念品的箱子收藏起來，但始終無功而還。到了當天一大清早，從天安門廣場出來的四位同事摸上門，告訴他解放軍清場的情況，分析下來，「認為我有被亂槍隨意槍殺的危險，而不是被逮捕，要我馬上離開北京。」
他沒有多想，按著他的文革經歷，在所屬一派被打垮後便乘火車離京南下廣州避禍的經驗，當下決定到華東暫避風頭，「當時，根本談不上考慮前途，也毫不發愁，感到忙忙碌碌，時間緊迫，兩個箱子就請他們(在座其中兩名同事)拿走代我保存。」至於妻子則留在北京照顧仍在上學的兒子，他心忖，「 就是文革中，一個人因政治問題被整，在『刑事』問題上，通常不會牽連家庭其他成員。(更何況)兒子根本不關心政治。」
嚴家祺的果斷決定，令他可以趕在公安系統收緊火車票買賣和車站進出檢查之前離京。他憶述，當天下午，他從家中一萬冊的藏書中拿走六冊，加上幾件換洗衣物，便在兩名同事陪同下到火車站，「火車站沒有異常，沒有緊張感覺，也沒有人注意我。我覺得，北京公安系統(那時)還沒有想到要防止人從火車站外逃。」車程中亦沒有公安上車作特別檢查，翌日清晨，他安然抵達上海，在朋友聯繫下，轉到江蘇常州一個小村莊住下。
多人代求救 誤會存多年
可是，一名單身漢在農村生活容易惹人懷疑， 嚴家祺於是要求妻子前來共住。 當高皋六月七日下午準備離家與丈夫會合時，剛好接獲老友郁微風 來電， 勸說兩夫婦到香港躲避。 嚴家祺聽到妻子轉述後，未為所動，從電視中知道北京情況的他當時仍然認為，「只要六月四日那種亂開槍情況過去，我準備回北京，回北京即使被捕，我想不過像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時一樣，很快會平反，(對自己)被捕有思想準備。」
事實上，這已不是嚴家祺第一次被人勸喻到香港避禍，五月下旬的時候，香港一名姓林的文化界朋友已經因應情勢作出同樣勸說，但嚴家祺決定留下，繼續參與民運。
嚴家祺多次來港，單是民運前一年，便已三次來港出席會議和發表演講，與香港一些文化人和學者熟稔，不少人為他籌謀。據構建地下通道的S君透露，解放軍清場後，「不少人」要求營救嚴家祺，還聲稱有他的下落，具體人數說不清，但絕對不止林先生和郁微風二人。不過，他印象中，郁微風沒有這麼早找上他，因為那時地下通道仍在構建中，而郁微風亦肯定比李錄求救遲，故此不可能早於當月七、八日便已懂得利用地下通道營救嚴家祺。至於郁是否有自己的人脈能夠把嚴帶到香港而作出勸說，則不得而知。
不過，郁的來電令嚴家祺堅信，在六月四日至七日期間，「香港就有一些人在幫助北京天安門運動參加者逃亡。」嚴家祺的想法不一定錯，但即使存在，也不是地下通道而已。
另一個誤會是指S君拒絕營救嚴家祺。曾於五月下旬勸說嚴家祺離京的林先生，鎮壓後亦透過不同人士找上了S君，要求對方營救嚴，但談不了數句便被拒絕，令他大惑不解，惟有繼續找其他人幫忙營救。事隔近三十年，疑惑仍然未解，猜想是否因為S君不相信他能聯絡上嚴家祺而拒絕他。但原來一切都只是誤會。S君在事隔二十九年後解釋，當時有不少關於某某人下落的消息，亦有很多人接觸他，必須小心處理，而林先生接觸他時，他已因應其他人的要求而決定營救嚴，且在經過一番了解後，已確定「上海呢條線穩陣啲」；而營救其中一個規矩是，「不會同時接觸兩條(消息)線，只會二選一」，所以不會再聽林多說，亦不會向對方透露救人的決定，故此聽了林先生數句便終止談話，然後離開。
至於林先生，他雖然在S君這裡吃了閉門羹，但仍為營救嚴家祺而四出奔走，最後更因求助目標之一認識S君而與地下通道接上，成為嚴與地下通道的接觸點，並負責到廣州安頓嚴。像林先生和郁微風這等有一定能力的境內外人脈，絕非仍在求學的學生能夠企及，難怪知識分子被捕的比率較低。
風聲逐日緊 追捕逼離國
話得說回來，郁微風的建議雖然未能起即時作用，但隨著當局由六月八日起要求不同民運組織的主腦自首或通緝的消息傳來，嚴家祺終於動了離國到港的心意。
在丟失郁微風電話號碼的情況下，嚴家祺自行僱用一名汽車司機開車送他們到廣州，再作打算。但未知司機是否在車上聽到他們有意到香港，翌日凌晨起行前，跟他說手被農機軋傷，不能開車。嚴見司機手部確是受傷了，惟有作罷。
在當月十日，他終於透過北京的朋友拿到電話號碼，與在港的郁微風直接聯絡上，讓郁安排到香港暫避一事。步出常州電話局後，他竟巧遇曾為鄧小平撰寫十一屆三中全會講話稿的著名經濟學者和哲學家于光遠，當時已是社科院顧問的于，正在當地進行鄉鎮企業發展前景考查，他雖無參與民運，卻仍因北京一片混亂而不願回京，當時局勢之亂，可想而知。嚴家祺與這位當年招收他進中科院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導師互通近況後便離開，豈料當日一別，卻成為永訣，因為嚴自始沒有再踏足中國。
在郁聯絡地下通道的兩、三天內，官方和海外傳媒還是不斷發出不同的追捕消息，令情勢變得一日緊似一日，到了六月十二日，台灣的中央廣播電台更引述消息人士報道，指大陸的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要把方勵之、包遵信和他緝拿歸案，並把這三人處死。嚴家祺聽到有關播報時仍不以為意，認為台北的消息「不可信」，但他翌日清晨從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聽到的新聞，卻令他的逃亡更形迫切，亦鞏固了他要離開中國的心。當日的新聞播報稱，北京市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十四號通告，《通告》聲明，”首都知識界聯合會”與其他三個在民運期間成立的民間組織「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又指此等組織參與了「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否則，將拘捕並從嚴懲處。他清楚明白，《通告》所說的頭頭，就是指他與包遵信，而《通告》出來後，「只要(我)走到街道上或到室外，會有人報案，只有逃離中國。」
幸而郁微風的電話像及時雨般到來，讓他們起程到廣州，抵埗後再安排到港行程。
那時，公安防止民運人士逃離的措施已比嚴家祺當初離京時緊得多，而他亦變得更為謹慎。嚴氏夫婦除了用自己的照片配以假名做了偽冒工作證外，還汲取日前汽車司機突然以手傷為由而不能成行的教訓，決定改乘火車去廣州。他們當天首先從常州到了上海，以原價四倍的價錢從專門倒賣車票的人手裡買到翌日前往廣州的火車票，並入住火車站附近的康華旅館。而預先做好的假工作證，亦讓他們成功通過公安到旅館查看住客身份的檢查。可是，當他們翌日要進入火車站時，又遇到了新的難題，就是要交出用身份證才能取得的預約登記單，幸而有市民幫助，用自己的身份證替他倆辦了預約登記單，二人才能得以進站上火車。
一宿無意外，二人在六月十五日清晨抵達廣州。嚴家祺害怕出站時查票會發生問題，於是讓沒有被官方提及的高皋先行出站，自己則裝成與知識分子沾不上邊的樣子：穿著邊高邊低的褲子，一手拿著一個裝著水的大杯子、一手搖扇，沿著鐵路反方向走一段路，然後再走回頭，與最後出站的乘客離開。二人順利離站後，嚴按約定致電已到廣州預備接應他的林先生，並在兩小時後會合，然後入住林安排的一處住家，等候到港船隻。在這家人的房子中，還碰上同時要逃亡的一名姓甘學者。
海上封鎖阻行程
回港跟進餘下安排的林先生，隔天便告訴三人，十七日會有人帶他們到香港。可是到了當天，三人臨時接到取消行程的暗語：「足球賽，場地不好。」三人不知就裡，惟有繼續等。後來才知道，原來當天黃埔江架設了十六條封鎖線，偷渡船隻為安全計，決定放棄行動。
幸而行程只是延了一天，三人終於可在十八日開始偷渡行動。當天上午，林先生再次前來，但今次則是送行，而嚴亦把從北京帶來的書交給他帶到香港，以便自己輕身上路。他們三人分乘兩車，前面更有一輛負責探路的車。車子駛過東莞後，在樟木頭的閱港旅館前，他們換了另一輛車和司機繼續逃亡，直至傍晚六時才到達海邊城鎮坳頭。營救人員把他們交給一名船上的黃衫客後離開，而黃衫客則利用快艇，乘風破浪地把他們送往約須一小時船程的一個荒島。被海水打濕衣服和蒙住了眼鏡的嚴家祺雖然不辨西東，還是好奇地問黃衫客，究竟他們現時身在何方？獲告知當地人管它叫簕格仔島。
簕格仔島可說是一個偷渡到港的上佳中轉站，它與大亞灣核電站十分接近，肉眼可見其工地，而從大亞灣核電站到香港，距離由十三公里至八十公里不等，到市中心亦只有約五十公里，不用一小時便可進入香港水域。而島上有一個四十至五十米高的陡直山丘，屏風而立；山丘下方近沙灘處有一山洞，可作藏身避風之所。嚴家祺就在島上與那姓蘇的船家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吃著船家花兩小時船程買回來的盒飯、島上閒逛、與甘和妻子在潮漲聲中聊天，毫無逃亡者常見的緊張和恐懼。
在島上等了約七小時後，他們終於看到一艘船在圓月的月光中向著荒島駛來，嚴家祺以為是公安船艇，驚疑間，蘇姓船家已放聲大叫，讓船靠岸，可是船隻卻調頭離去，而真正接他們的船隊則在船隻離開後三、四小時來到。由此推算，之前來而復去的船隻應是前來探路，確保沒有出亂子後，才正式啟動救人行動。
十九日清晨六時，三人上了真正把他們帶到香港的大馬力船隻，另有多艘探路船為大馬力船了解前方是否有海巡和水警船隻，並以無線電話互通情況，但當載著他們的偷渡船越過中港水域分界線後，船隻訊號中斷，由於未接獲前方海面安全的消息，嚴等人所在船隻惟有停在水面等待，一等便是四十分鐘。其間，船家要求三人把隨身行李沉下水底，甚至是可以證明自己身分的紙張和寫有聯絡電話號碼的紙張亦不能保留，以免一旦遇上執法人員時洩露身分。嚴家祺夫婦無奈地把這些身外物沉落水底，並商訂一旦被查，就說他們只是隨朋友出海釣魚。至於同行的甘先生則拒絕船家所求，聲稱那是到美國一大學就讀的信函，不能丟棄，雙方爭拗一陣子後，終因甘的堅持而不用沉下海底，完整無缺地帶到香港。雖然嚴因順從而白白失去行李，但他並無後悔，縱使那是無可奈何之舉。
等候再次前行訊號期間，快艇沒有下錨，船身自然搖晃得十分厲害，這在坐著的時候還好，但船家為了不讓他們被水警發現，著他們平躺在潮濕的船底，不能露出船面。三人雖然毋須像其他偷渡的民運人士般屈身於艙底的小格內，還可透過甲板一條很長、很寬的「缺口」看到天空和呼吸新鮮空氣，但顛簸的感覺令嚴十分難受，「我覺得胃在翻動」。
然而，這難受的感覺很快得到回報，他們在兩小時後終於可以上岸，迎接他的，是比他早來香港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人員蘇先生。
也幸虧他們在十九日抵達香港，因為當局在同一天發布並執行的《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訂明，海關人員執行緝拿任務時，非開槍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為時，可以開槍射擊，意味偷渡可能要付出生命，偷渡風險飊升。
處死令成催行符 嚴留港五天飛法
嚴家祺夫婦上岸後，由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夢飛龍和文化參贊方文森陪伴和駕車，把他們送往是次營救行動的社團領袖方先生的市區大宅暫住。
在那數天內，嚴家祺本想外出看看，但由於被告知他們是「偷渡」來港的，若在街上被警察查問，可能會因非法入境而被遣返大陸，這是他頭一次知道自己頂了一個違法的身分 -- 偷渡者，於是惟有乖乖地留在宅中。幸而方先生待他不薄，除了送贈他衣物外，還容許一些好友前來探望，包括幫助他來港的三名人士及資助民運的四通公司創辦人萬潤南等，算是早期逃亡人士中，見最多「外人」的，與同樣住在方氏大宅中的李錄，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後者只能與地下通道人士見面，處理離港事宜。有在方氏大宅中與嚴家祺會晤的S君說，嚴家祺在港的時候，氣氛不算緊張，故此讓他與朋友見面。未知是否因為如此，在人多難以保密的情況下，嚴家祺逃港的消息在他離港當天已有兩家傳媒報道。
諷刺的是，一心捉拿嚴家祺等人的北京領導人，其意向反而加速了嚴離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明報》頭條新聞報道，李鵬和楊尚昆主張處死嚴家祺，結果當天早上十時，方文森便把他們一行三人帶到港英政府的政治部，讓他們立即離港，而法國政府歡迎他們前往法國，並為他們製作假證件出境，例如嚴的出境文件和飛機票上的名字是「Yip Paul」。港英政府方面，則讓他們假扮警員進入機場，避過一般出入境檢查，方法是給他們穿上警員制服，並配以假名：嚴改名為「朱豐」、高皋則是「白芳」，同行的甘姓知識分子改喚「史英」。及至傍晚，三人一如政治部人員指示，手執對講機，在真正警員帶領下，假扮執勤警員在機場內巡邏；一旦路上遇到有人查問，便拿上對講機，狀似與人通話或執行職務中，由真正警員應對。不過，他們一路走來十分順利，沒人查問，自然亦毋須動用道具假扮警員。
有趣的是，在機場等候一個多小時期間，廣播傳來訪港中的劉賓雁的訪問，指嚴家祺身在香港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比他本人還要安全。在這重覆的「安全」聲中，三人在八時許登上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經印度新德里轉飛巴黎。
——注释（略）
流亡生涯不是夢
在他安全抵達巴黎後，香港部分報章於當月26日刊登了他預先在兩頁單行記事簿寫就的《逃亡公開信》。他指責鄧李楊的大舉追捕，是要滅絕所有具自由民主思想的正直中國人，這將會為鄧小平等領導人播下仇恨的暴風，「不要很久，……他們將受到人民的嚴正審判，他們賴以生存的鄧小平帝國的專制獨裁大廈將頃刻瓦解」。他更期望，中國可以建立三權分立、聯邦制、軍隊非政治化的體制，以法治代替人治，結束有幾千年歷史的王朝循環。
嚴家祺懷揣著這個至今尚未達成的期望抵達巴黎，與其他「六四事件」流亡者住進了南郊的一個小莊院，他更獲得法國政府給予學者的資助，亦開展了他忙碌的政治生涯：與流亡海外人士創立民主中國陣線(簡稱民陣)、出席聽證會和講座、與不同國家的政治人物和流亡者會晤、撰寫文章。
毫無準備下展開的流亡生活，給他最深印象的，不是要重新適應的新生活、學習法語的困難、創立民陣的人事糾紛或驟然而至的鎂光燈生活，而是可能不能再為自己的祖國作出貢獻。自言曾研究流亡的他憶述，一九九二年，他到布達佩斯與幾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而去國的流亡者會見，只餘兩句總結：「他們回到自己祖國，發現自己已經沒有用了。」
五年後，法國政府資助完結，在得到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的身分後，他在一九九四年移居紐約，主要從事寫作和學街研究。
後記：
不少民運圈中人曾為嚴家祺嘆息：一位在國內備受重用的知識份子，因受「六四事件」所累，先後流亡法國和美國，在英語世界難展所長，總有鬱鬱不得志之嘆，有人甚至用潦倒來形容他。老是聽人如是說的筆者，也是如是想，於是便透過電郵如是問。他回了筆者三十一個字：「我對人生（不是我個人生平）有系統看法，能夠寫成一部好書。現在沒有時間寫。」
這是他對一些問題的慣常回答，雖沒有完整的說法，但又指了一些方向。而面對這個答案，筆者的感覺是他認為自己正按著他對系統人生的看法在走，至於什麼是他對人生的系統看法？留待他日分曉。不過，他曾在書中引述十九世紀法國詩人維尼的話說：「『平凡的人聽從命運，只有具有偉大性格的人才起來鬥爭。』我不願順從命運，一生都在尋求真理和正義，反抗命運的安排。」嚴的說法，明顯是自詡自己具有偉大性格，因他人生的兩大轉折，都是為兩次天安門事件翻案，是尋求真理和正義之舉。也許，就是這種自認行所當行的信念，讓他不以為苦地生活著，而不是單單地活著。這種「生活著」的軌跡，可以從他整理流亡三十年照片集的前言管窺：嚴家祺寫了九本書和一千二百九十篇文章，快要完成第十本書 -- 《全球金融恆等式》；而妻子高皋則寫了四本書和當了十年護士生涯。如此總結過去三十年的人生，不得不說他對流亡生活是甘之如飴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痛苦着，自视为一位有益于人类文明的作家，他自言「可以展示人间痛苦，但不言自己病痛。」于是把三十年来对父亲、亲人、家乡、同学及同事的怀念压在
心底，把对六四受难者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受着。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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