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980出版《漫游历史与未来》封面，收进了两篇幻想小说
谈我在两次天安门事件中的所见所闻，要说明的是，两次天安门事件，到今天後果大不相同，但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已经恢复。正由于恢复真相，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已经成为历史，并因恢复真相，引发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重大变革，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而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由于至今没有恢复真相，还没有成为历史，而仍然是现实，是30年来中国最为残酷、最为悲惨的现实。30年来，愈来愈多的人坚信，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恢复真相，并引发二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变革。
三个法庭
在四十年前，我写了两篇幻想小说。第一篇谈真理标准问题，第二篇谈国家政体问题。第一篇发表在北京《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题目是《宗教 · 理想 · 实践——访问三个时代的三个法庭》。第二篇发表在北京《新时期》杂志创刊号上，题目是《专制 · 立宪 ·共和——访问三个时代的三种政体》。第一篇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我加入了共产党。因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我被开除出共产党。
第二篇谈国家政体。关于国家政体，从一九七九年谈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一九八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国家政体》的小册子，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幕式上作了有关政体和民主法治的演讲。当时，军队和坦克正在从西郊的公主坟、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挺进，但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聚集，我在演讲时根本感觉不到丝毫危险。在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出北京市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十四號通告，《通告》说，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參與了「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否則，將拘捕並從嚴懲處。《通告》所說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頭頭，就是指包遵信与我。这时，我立即决定逃往香港。
第一篇幻想小说曾被费声福绘制成连环画，起名为《三个法庭》。 这三个法庭就是十七世纪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纪法国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的实践法庭。幻想小说中说，作者本人，乘了可以穿越时代的飞艇，来到了一六三三年的罗马，在宗教法庭上看到了审判伽利略的过程。接着来到了一七五四年的法国，在所谓的理性法庭，实际上是伏尔泰他们的聚会上，我会见了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在这篇幻想小说中，我借孟德斯鸠的话说：「 法国的政治制度才是造成法国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我们的时代，已经同一个多世纪前的伽利略时代不同了。宗教虽然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宗教并没有主宰一切！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却影响着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在我们法国，人民毫无权利，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国王一人手中。国王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掌握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司法权。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
我采访的第三个法庭是未来中国的实践法庭。在未来中国的北京，我在幻想小说中写道：「昔日的故宫建筑群和天安门广场成了北京市的『深谷』。『深谷』四周到处矗立着二、三十层、三、四十层的高楼。在一栋栋高楼之间，是一块块、一条条绿色的地毯——这是遍布北京的街心公园。」
在未来北京，我采访的是前三门大街和正义路交叉口的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在这篇幻想小说中，我描写了一个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就座落在正义路左侧。与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椭圆形」薄壳结构建筑物【图2】不同，是「双曲抛物面型」的薄壳结构，法官告诉我说，那是一个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无人售货的超级市场。【图3右】 。在数学上，要把「双曲抛物面」转换成「椭球面」，只要把「方程式」中的一个「减号」改为「加号」，就可以了。奇怪的是，一九七八年这篇幻想小说把「双曲抛物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建在历史博物馆东侧，而实际上现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的「椭球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建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与「前门-天安门-地安门中轴线」成数学上的「镜对称」。
【图2 】以「椭球面」形状标记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西侧的大剧院
【图3 】北京的大剧院的「椭球面」（左）和幻想小说中的「双曲抛物面」（右）。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天安门事件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中国报刊上不能为天安门民主运动说话，这篇文章，借「真理标准讨论」时实践法庭的法官之口说：「四人帮为了推行它的愚民政策有一种痴心妄想，妄想使人民一个个变成傻瓜和哑巴，只会浑浑噩噩地整天张着嘴巴接受他们宣布的所谓绝对真理。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无情揭露和抨击四人帮的危言谠论差不多在所有家庭之内、在一切知心朋友之间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所谓『办公室里不说话，走在路上说笑话，回到家里说真话』，正是上述情况的生动概括。应该说，反抗林彪、尤其是反抗四人帮的烈火，当时正像炽热的熔岩一样，在中国大地之下，沸腾般地运行着。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曾经指出的『无声的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当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阴谋活动登峰造极之日，也是反抗他们的革命行动勃然兴起之时。1976年的春夏之交，革命怒火终于爆发了。当时，全国有多少工人、多少干部、多少学生离开车间、机关，走出书斋、学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汇集到一起来了。他们废寝忘食、慷慨激昂的发挥了嘴巴的第二功能，展开了一场同四人帮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大决战。虽然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大权，对人民施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就在他们的宗教法庭上，多少人民英雄照样威武不屈地屹立着。」
【图4】北京《光明日报》1978年9月14日报头
《光明日报》发表这些肯定一九七六年天安门运动的话，是一种「试探」行为。这篇文章，占当天《光明日报》一天全部版面的近四分之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没有受到禁止，就在报刊上打开了缺口。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主要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和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的作用。在当时中国许多人，通过各种形式，编辑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诗词、周恩来照片集、演出话剧，为天安门翻案大声疾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是华国锋最后决定的。华国锋这一决定，使邓小平趁机取得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三种政体
在写两篇幻想小说时，我并没有到过国外。吴敬琏去法国前，问我有什么事要他帮忙。我就请他带两张法国凡尔赛宫的明信片给我。我写第二篇幻想小说，就是看着这些明信片和一些法国风光的介绍写，凡尔赛的「镜宫的两側是两面颇大无比的镜子，镜子四周装饰着各种斜面的玻璃和玉石。镜宫的前面是四扇髙大的落地窗。」完全是随意编造。
写第二篇幻想小说前，我刚去过一次哈尔滨。在飞机上看到的窗外景色，加上想象，写进文章中，「航空观察」成了「航天镜像」。「向窗外望去，只见大地上布满了蛛丝般发光的银线，黄河、长江宛如两条细长的银色飘帯随着飞艇的轻微摆动而飘摇着，星罗棋布的湖泊犹如镜子和宝石镶嵌在黃绿相间的地毯上，不时地闪烁着亮光。」通过「时间航程」，飞艇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法国境内，「手表上的自动日历牌显示的不是一九七九年，而是一七一四年九月八日。」在这篇幻想小说中，在巴黎，居然遇到了一个清朝时期逃亡到法国的中国人。他名叫萨尔隆，是康熙皇帝亲政以前的辅佐大臣鳌拜的远房侄儿。在康熙皇帝剪除鳌拜的时候，萨尔隆才四岁。清政府到处搜索鳌拜的亲属，在那种情况下，萨尔隆被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一位法国传教士带到法国。八岁那年，传教士带着他去拜见国王路易十四，国王非常喜欢他，把他留在宫屮。萨尔隆比国王小二十二岁，国王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萨尔隆成年後，有一次萨尔隆批评了国王路易十四，当面顶撞了他，说国王「年迈昏庸」。十年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我在批评邓小平的《五·一七宣言》时，把「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加到了邓小平头上。在一九七九年幻想小说中，清朝时期在法国的萨尔隆遭到国王的通缉，十年後，我因遭受通缉，逃到了法国。
邓小平独揽大权六四大屠杀的宪法根源
我虽然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和他把国家主席的「限任制」写进一九八二宪法，但我对一九八二宪法规定，「一个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人，掌握全国武装力量」，一直公开持反对态度。《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在座谈会上不同意《宪法草案》这方面规定的发言，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以《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宪法》发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首脑论》前言，公开写出了我对一九八二宪法这一规定的批评。这一规定，也是邓小平独揽大权、六四大屠杀的宪法根源。在八十年代「六四」前，我一直没有听到官方和他人对我批评这一规定的异议，这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电视上听到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後，写出《五·一七宣言》的原因。在写《五·一七宣言》的当天，天安门广场有许多人高呼「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没有意识到，八十年代多次这样发表意见，会遭受后来的通缉，并流亡三十年而不能回到中国。
这篇幻想小说用很多篇幅，讨论在一个共和国，有没有必要对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人的任期加以限制问题。幻想小说借一次辩论会上一个人的发言说：「历史上的终身制和专制政体密切相关，没有一个国王愿意自动让出自己的王位，而在共和政体下，国家元首的任期有严格的限制，如果他不称职，可以通过投票撤换，而国王只能通过武力撤换，一旦人民苦难的呼声被国王封闭起来，人民就只能通过暴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只要存在终身制，就会有王朝，国家就将陷入没有尽头的王朝循环的圈子里，压迫、反抗、改革，新王朝的建立，永无止息。」网路上有一幅我的照片【图5】，标出这些话，说我是针对习近平。实际上，这些话刊登在一九七九年的北京《新时期》杂志和一九八〇年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漫游历史和未来》第五十三页，是幻想小说中的幻想人物的幻想辩论。如果那一天我被中国公安抓住问罪，对这一张不知谁制作的网路图片，我真是有口难辨。
【图5】2018年习近平把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删除後，网路上的图片，不知道是谁的作品。
《专制 · 立宪· 共和》这篇幻想小说写于一九七九年初，当时中国宣称进入一个「新时期」。当时没有「电脑」概念，一般用「计算机」三字，我没有见过「桌面电脑」，对电脑只是想象，我在这篇幻想小说中，尽情展开幻想的翅膀，幻想在未来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有了欢迎来宾的「人形机器人」、巨幅全息银幕、电视电话、自控轿车、互联网（原文用的词是「商业网络系统」）购物系统、可以存放五十万册书的「电子书盒」、受控光合技术、合成食品工业、在城市上空的「人造太阳」，还想象美国正处于农村与城市界限消失、大城市的瓦解过程中。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没有到过国外，杜撰了华盛顿的「宙斯机场」和「五月花钢化玻璃大厦」。
【图6】城市上空的「人造太阳」
幻想小说中的描写成了现实
这两篇幻想小说，就像两次天安门事件一样，改变了我人生历程。在发表这两篇幻想小说四十年後的今天，发现幻想小说中的安排竟然与现实中走过的道路一样。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我、高皋与另一位青年学者一起，在两位香港朋友林道群和李志华的帮助下，从广州出发，经过东莞、樟木头，来到海边，乘上了真正的「飞艇」——水上「飞艇」，在一个荒岛上度过一晚，六月十九日第二天凌晨乘水上「飞艇」逃亡到香港。到香港後，我准备在香港停留几个月就回北京，但在香港的第三天，香港《明报》第一版刊登了《杨李力主处死严家其》的消息。就在当天，在法国外交部和英国的安排下，英国驻港领事馆让我和高皋立即离开香港前往巴黎。【註1】我奇怪的是，一九八九年我的实际行程怎么会与我在一九七九年幻想小说中描写的一样？
幻想小说描写的「我」，先到巴黎，後到伦敦的牛津街，再到美国华盛顿；在一九八九年後现实中的「我」也是先到巴黎，後到伦敦，再到美国华盛顿。不过在伦敦到的不是幻想小说中的牛津街，而是牛津大学。幻想小说中的「我」从英国到过荷兰，现实中的「我」也到了荷兰。在幻想小说中「我」在巴黎会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现实中的「我」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法国反种族主义组织」成立五周年庆祝时，我会见了密特朗总统，当天晚上法国一家电视台曾经播报。
【图】香港《明报》1989年6月22日
写这两篇幻想小说时我还没有到过国外，并不知道伦敦有一条牛津街，更难想象凡尔赛宫内部情景。这两篇幻想小说中「我」的经历，怎么会与现实中的「我」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後的经历相同呢？唯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我」，还停留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历时三十年，没有乘上飞艇返回中国。
正义是人类心灵的阳光
二〇一九年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有「五四」一百周年的纪念日，还有「六四」三十周年的悼念日。
在三十年前的中国，之所以发生六四惨案，这与「五四」追求的民主在中国没有实现密切相关。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如果有民主政治，就不会发生大屠杀，最多可能会把一些人拘捕起来，但不至于当局动用机枪坦克，对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市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是，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以来的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悼念胡耀邦、抗议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民主运动；「六四」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
六四大屠杀三十年以来，天安门母亲和国内外六四受难者，每年都呼吁中国当局要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六四真相，三十年来，中国当权者都置若罔闻。现在愈来愈多的人，已经知道， 六四真相不能恢复对中国有长远的严重损害，这就是在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的阳光。既然整个社会不讲正义，贪污腐败、权力崇拜、欺瞒胁迫、假冒伪劣就在中国泛滥成灾。
正义就是人类心灵的阳光，一个人不相信正义的存在，这个人的行为就与一个相信世界上有正义的人大不相同。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的行政长官、法官、律师，心中没有正义，这个县、这个市、这个省会怎样。这个县、这个市、这个省就是黑暗的世界，只有少数权贵和魑魅魍魉天天穷奢极欲、莺歌燕舞。那些无数受尽冤屈、在痛苦中煎熬而相信北京还有正义存在的人，就历经艰难，到北京上访。
这些访民，既然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没有正义的阳光，就到北京寻找正义的阳光。这些访民，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一员，是我们的同胞，粗暴地对待他们、关押驱赶他们，就是在北京上空遮住正义的阳光，要让北京上空布满乌云，就是要让黑暗笼罩全中国。
在「六四」三十周年悼念六四死难者时，最重要的真话就是「六四不是暴乱，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对和平抗议的人们的大屠杀」。一九八九年為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鄧小平調集了十八萬軍隊進駐北京，動用了機槍、坦克。參加“清場”的士兵遠遠超過了廣場上學生人數。六四大屠殺造成了數千人至上万人傷亡。據六四後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二〇〇六年公佈的調查資料，在六四事件中，無辜遭受槍殺的、有名有姓的學生和市民就有一八六名。無名無姓的死難者更多。六四死難者袁力的父親袁可志說：「在尋找袁力的半個多月時間裏，所到的四十四座醫院內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是復興醫院，屍體堆積如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四百具以上。」據纽约《世界日報》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報導，楊尚昆在一次宴客時就說六四死亡人數就逾六百人。据英国解密档案公布，中共国务院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最少为一万人。另一份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发回英国的电报评估，死亡人数约二七〇〇至三四〇〇人，尸体除了停满医院，更堆积在地下人行道。这些不同消息来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六四是一场对和平抗议的中国民众的大屠杀。
一个不容讲真话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一个不容讲真话的国家就是黑暗的国家。如何一个国家不容人们公开地、大声地讲真话，为了这个国家的前途，就是要无所顾忌地公开地、大声地讲真话，这就有助于驱散黑暗，才是对这个国家的真正的爱。
在「六四」三十周年的今天，我的信念是，两次天安门事件最终结果是，历史真相都会恢复。不过第一次恢复只历经三年，第二次历经三十年还没有恢复，但历史真相一定会恢复，正义是人类心灵的阳光，黑暗总将过去，正义的阳光一定会普照中国大地。如果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给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那么，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将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宪政和每一个人的人权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康庄大道。
【註1】 参与安排的法国官员有亚洲司司长马腾（Claude Martin，1944年生）、燕保罗（ Paul Jean-Ortiz，1957-2014年）和法国驻香港副总领事梦飞龙。1889年6月中国发生六四屠杀时，马腾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90-1993年担任法国驻华大使。他的回忆录《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录 巴黎-北京-柏林》（《La diplomatie n’est pas un dîner de gala》）于2018年3月15号由法国l’Aube出版社出版发行。燕保罗（ Paul Jean-Ortiz，1957-2014年）曾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奥朗德总统的外交顾问。蒙飞龙在1989年是法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後任法国驻上海市总领事。
香港《前哨》2019-6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