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天安門廣場的精神

「六四」過去已經30年了，由於在發生「六四」的這塊中國土地上，「六四」至今仍然被視為「反革命暴亂」，至今沒有恢復真相，所以，「六四」還沒有成為歷史。六四30年來，人們經常提出一個問題是，1989年5月20日宣佈戒嚴了，為什麼學生不離開廣場？為什麼成千上萬、數十萬人還不離開廣場？離開廣場了，似乎這樣就可以避免一場大屠殺。

事實上，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廣闊沙漠中，天安門廣場是中國唯一的一塊「綠洲」。1989年人們不離開廣場，除了學生要求改變《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指責學生運動是「動亂」外，許多人一次又一次來到天安門廣場，是為了呼吸言論自由的空氣。1949年後，中國發生了兩次天安門事件，我是這兩次事件的親歷者。兩次都是在大鎮壓發生前一、二小時的時刻，離開天安門廣場的。1976年3月19日，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現了第一個悼念周恩來的花圈，是北京朝陽區牛坊小學敬獻的。從這天開始到4月4日晚上9點多鐘，我每天都到廣場，在晚上9點鐘還借着廣場的燈光在抄寫貼在紀念碑上的一首詩《告別》，這一天我停留在廣場的時間超過10小時。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人遠比1976年多，從4月16日到6月3日晚10點鐘參加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典禮，我到廣場大概有十多次，有時就只是去看一看，聽一聽廣場人們的議論。

1949年後，在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沒有言論自由，只有在兩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的天安門廣場，才能感覺到完全的言論自由，感覺到絕對的人身安全，因為每一個人都受到幾萬、幾十萬、幾百萬天安門同胞的保護。近30年來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受到北京一次又一次的干涉和踐踏，維多利亞公園悼念六四的集會，表現了天安門廣場精神。

1989年「六四」後，我為意大利Patrizia Galli的天安門攝影集寫了一篇序言，題目就是《天安門廣場的精神》。「在1949年前，天安門廣場是一個小廣場。毛澤東和他的繼承者為了顯示他們手中的無限權力，把天安門廣場修建成了一個氣勢宏偉的、全世界最大的廣場。這個廣場，連同它兩側的東、西長安街，可以容納數百萬人舉行盛大慶典。但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沒有預料到，當人們因一個共同原因自發地聚集到天安門廣場上時，人們不再需要報紙、廣播電台或電視，可以直接交換意見。在天安門廣場，沒有一個人會感到孤立。廣場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廣場！」。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為了悼念周恩來、胡耀邦自發的民眾運動。因為在周恩來晚年，毛澤東苛待周恩來總理，毛澤東把人們對周恩來悼念，看作為對他本人的抗議。因為1987年，鄧小平把胡耀邦從總書記位置上趕了下去，胡耀邦去世後，民眾對他的悼念，鄧小平也視為對他本人的抗議。兩次天安門事件都以大鎮壓結束。但第一次鎮壓，只動用的警察和工人民兵，把幾百人抓了起來，在紀念碑附近發生了流血，當天沒有死一個人。第二次鎮壓，鄧小平動用了數十萬軍隊，用機槍和坦克，對和平抗議的民眾進行了一次大屠殺，死傷成千上萬。問題是，當軍隊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在大屠殺已經在北京復興門外發生時，天安門廣場還聚集着幾萬、幾十萬人，我也在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絲毫感覺不到任何危險。不是學生不懂得「政治要妥協」，幾十萬人不聽勸阻，而是在呼吸自由空氣時，沒有感到絲毫危險，更沒有人知道會大屠殺。

兩次天安門事件的後果，至今十分不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在3年後恢復了真相，就是中國當局承認，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民主運動。恢復真相，鄧小平上台，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六四事件30年來，在中國大地上，由於通過扼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六四至今被視為「反革命暴亂」，這對中國造成了四大變化：

第一，六四大屠殺，在強化共產黨專政的同時，導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被中國人民拋棄。

第二，六四後，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向反面，權貴資本主義壓倒一切，官場腐敗，兩極分化，2018年刪除了1982年憲法國家元首「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使中國政治制度向幾千年傳統的「帝制」演變。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包含着億萬農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門母親、六四遇害者、受難者的血淚。

第三，中國社會風尚大變，拜金主義盛行，炫富、奢靡、迷信、追求虛榮，氾濫成災，不講正義、不分是非事件充斥社會。

第四，六四大屠殺的後果，不僅使共產黨喪失了人民的信任，而且在人民心中普遍種下了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種子。

紀念、悼念六四30周年，廣大人們的基本訴求仍然是30年前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要求收回《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說「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30年來始終沒有放棄；六四後增加了一個訴求，就是要公開六四真相，「在中國大地上，要公開宣佈，『六四』不是什麼暴亂，而是一場大屠殺」。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