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美國對中大戰略的兩條路線競爭

戰略：將軍的藝術、治理的計畫

｢戰略｣過去被稱為｢將軍的藝術｣，所涉及的就是戰爭的計畫。但此一概念很快就被運用在國家治理和國際的合縱連橫，成為｢國家戰略｣與｢大戰略｣。

大戰略可以是有關地緣政治與各國總體權力分布格局的陳述，也可以是一國考慮前述態勢後，所制定的｢國家戰略｣的核心部分，其目的就是要藉以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與發展前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強大的國家必須有大戰略的設想，才能據以鋪排國家戰略的方方面面。其他國家更要關注強權國的大戰略目標與行動，才能制定好維護本國生存與發展的國家戰略。

美國大戰略的變遷

美國作為二戰之後西方自由秩序的支柱國家，也是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唯一的霸權國，曾經有過多次大戰略的轉變。戰後首先羅斯福的美國領導、｢大國一致｣秩序，冷戰降臨變為杜魯門主義的圍堵和艾森豪時代的相互保證毀滅。隨著越戰的師老兵疲與甘迺迪時代｢大社會｣改革的需要，尼克森主義遂轉向區域衝突區域化以減少美國負擔，同時開啟美中抗蘇陣線，令北京承擔部分莫斯科造成的壓力。這樣的設想即便到雷根的星戰計畫時期也繼續保留，所以在臺海方面同時有｢八一七公報｣和｢六項保證｣。甚至大陸發生六四事件，西方必須制裁，老布希總統還是派遣國安顧問史考克羅夫特將軍為密使，在1989年六月底訪問北京轉交致鄧小平的密信，以使中國在美蘇競爭中仍保持靠近華府一側，避免中蘇關係因六四制裁過快靠近。

六四事件之後，美國派密使到中國遞交給鄧小平的密信，讓中國在美蘇競爭中今維持靠近美國的一方。（方仰忠攝）

冷戰結束，柯林頓實行｢接觸與擴展｣(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戰略，吸納了不少民主化的前蘇聯集團國家，但美中矛盾逐漸凸顯，小布希團隊原本打算專注制衡北京，卻遭遇恐怖主義挑戰，戰略重點轉向反恐戰爭與國土安全。中東用兵部分重陷越南的教訓，歐巴馬開始｢轉向東亞｣(pivot to Asia)，遂有亞太｢再平衡｣(rebalancing)的大戰略。川普團隊雖然對強調文化多元主義與社福優先的歐巴馬厭惡至極，但他們的自由開放的｢印太｣(Indo-Pacific)，筆者看來就是｢再平衡2.0｣而已，目標仍是制衡中國崛起，避免｢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危及美國至上(American primacy)的地位。

｢中國重估｣的爭論

如何維持美國至上的地位，是所有美國大戰略的共同目標。但是因著時空條件與外部環境變異，實踐手段總有不同，因而產生爭論也勢所難免。從歐巴馬時代起，美國已經出現對民主黨前輩柯林頓｢接觸｣促發中共和平演變戰略的懷疑。這股｢中國重估｣(China Reckoning)的戰略檢討認為過去將中國納入西方主導國際秩序，企圖靠溶解中共來維持美國至上的想定發生錯誤。

中共與蘇共不同之處在於這個｢共黨執政3.0｣的對手（史達林、毛澤東、卡斯楚等抗拒西方為主是1.0；中共與越共陸續用鄧小平式的改革開放加入西方體制贏得增長，但維持一黨制是2.0；習近平｢新時代｣具備向外輸出發展模式的能力是3.0），反省了蘇聯教訓且運用了先進的硬體技術，發展出成相當強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似乎用｢接觸｣促發｢顏色革命｣與多邊主義限縮其擴張，已無法制約。如果這是定論，美國至上的國家目標又要怎樣的大戰略來維持呢？

在傑克遜主義與孤立主義間游移

川普總統當選，一項重要的承諾就是要從民主黨大而無當的全球干涉和過多承諾中撤出，一系列｢退群｣行為是這種戰略思考的重要體現。專注於美國自身的製造業重建和國防強化，對外則只限於真正具挑戰性的對手(rivals)加以制衡，應該說像是有原則的孤立主義(principled isolationism)。

但是川普主義(Trump’s Principle)似乎又不是如此精煉，因為有原則的退群應該更具選擇性，亦即應依循理論家所建議的｢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原則，以免｢信用｣過快流失。而川普或受團隊中新保守(neo-conservativism)人士與軍工派、情治鷹派的影響，又時而擺出要在東歐、中東、拉美與東亞同時加碼的姿態，而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有民粹尚武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的風格。近日川普自己證實他在最後一分鐘才撤回飛彈打擊伊朗的計畫，足見華府退出伊核協議後，確實認真地考慮過再打一次伊拉克式的戰爭。

這個最後一分鐘的猶豫，戲劇性體現了華府在新保派全面極限施壓致勝想定，與有原則孤立和離岸制衡想定間的擺盪。顯然在大阪開幕的G20峰會前夕，川普當局必定曾經再次徵求盟友支持打擊伊朗但卻不如人意，加上川習通話之後習近平首訪朝鮮握緊｢北韓牌｣，獨自打響伊戰顯然風險太大。

同理，如何應對臺海與南海的緊張，美國勢必將會有傑克遜主義或離岸制衡的爭論。臺灣作為中型強國(middle power)，避險(hedging)對象除了是美中兩強，也應該將美國內部孤立主義與傑克遜主義的拉鋸納入考慮。中共內部當然也有｢小康目標優先｣的大戰略與｢畢其功於一役｣的冒險論的競爭。臺北避險，勢必要考慮華府與北京兩個雙重賽局之爭。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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