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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

盼深紅一點點褪色 廣場四君子周舵:政治改革出路 借鑑新加坡模式

1989年6月3日晚,挺進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對留守的學生及民眾武力清場;6月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學生。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清場前情况。(資料圖片)

明報記者 陳奕勤 專訊】多年以後,一名獲獎無數的女演員與周舵重逢時提出要與他擁抱,以感謝周的救命之恩,「要不是你,天安門廣場真的會血流成河」。該女演員講的是1989年6月4日凌晨,20歲的她是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在戒嚴部隊清場之際、抗議者抉擇去或留之間,一直主張理性對話的周舵,在黑夜中與軍官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安全撤離,避過殺身之禍。30年來,周舵一直反思,認為六四慘劇緣於中共缺乏法治理念,他「高度肯定」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又稱「黨的領導」並非問題關鍵,重要的是落實法治。周舵提出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希望和平推進政治改革。

統戰部動員斡旋

「身不由己捲入政治漩渦」

八九民運期間,身為當時內地民企旗幟四通集團的高層,周舵最初希望藉助學潮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也試圖動員各界適度介入,避免學生走向激進,就以《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特約記者身分,參與策劃五四新聞界大遊行。5月13日,學生發起絕食抗議,本已決心不再參與的周舵,被統戰部動員出來斡旋,再次「身不由己地捲入政治漩渦中心」。隨着運動深入,周舵認為鎮壓在即,需與學生共擔後果,於是與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台灣歌手侯德健、北京師範大學教師高新一同絕食,他們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

廣場熄燈「那是清場信號」

戒嚴部隊同意東南角留生路

及至槍響,戒嚴部隊突破民眾阻攔,一路挺進,重重包圍天安門廣場,等待最終的清場命令。6月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去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示威者。4人等待答覆時,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原本一點點很微弱的燈光也熄滅了,「我就知道那是清場的信號」。軍方最後同意在東南角留下撤離通道,他們回去呼籲抓緊時間離開,但學生還在爭論撤還是不撤。

周游說延清場 軍官勸逃生

「命令說沒討價還價可能」

4時半左右,4人再次去談判,希望推遲清場行動,代表軍方的上校說不可能,「命令都說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可能,奉勸你們4位,要是學生不撤,你們自己走吧,否則不能保證你們生命安全」。他們返回時才發現學生已經開始撤離,學生領袖封從德說,示威者進行民主表決,同意撤的喊「同意」,不同意的喊「不同意」,最終「同意」的聲音更大。
事後回望,周舵指出,六四成因是中共建政後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治國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共產黨靠煽動底層民眾對所謂舊制度、統治階級的仇恨來奪權,非常有效,但拿此治國就搞錯了」。他認為中共至今尚未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化,「人民民主專政還寫在憲法裏,有專政怎麼推行法治?」

認同先推進法治 「黨不主導誰主導」

不過,周舵對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高度肯定」,「各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把法治提到這樣的高度」。他認為,現時當局強調「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這不是問題關鍵,反問「共產黨不推進誰能推進,共產黨不主導誰來主導?」他說重要的是如何落實法治,舉例憲法規定有示威遊行權利,民眾申請遊行不獲批准是違憲,此外還需要有下位法規範,「依法遊行警察就保護你,有違法行為警察就制止你,武力反抗就可以出動警棍、催淚彈,怎麼來到中國會變成20萬大軍開到首都,坦克上街,機槍橫掃,殺人,怎麼會弄成這樣」。
周舵說,政治改革在六四後被束之高閣,可能是當局擔心這會導致失控或中共垮台,但他認為有可能找到一條「不導致天下大亂、不讓共產黨垮台、不讓共產黨人受到清算的較和平、代價小的道路」。周舵主張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先走到這一步再說,我們這代人能走到這一步就不錯了」,因為現時掌權的紅二代不可能完全放棄紅色傳統,「只能讓深紅一點一點褪色,就是(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那個辦法,不爭論,不提意識形態,愈來愈淡化」。

倡改造政協人大 變上下議院

周舵分析,「新加坡模式」有三大特點,一是有個威權領袖,已故總理李光耀尊重法治,「不到萬不得已不做法外之事,但一旦超出他容忍的底線也使用法外手段」;二是英國殖民者留下的議會制,「只不過有一點是新加坡特色,在一個多黨競爭的遊戲規則下,事實上由一黨長期獨大」,他認為中國應該借鑑,把全國人大改造成下議院,把全國政協改造成上議院,且要增加上議院的分量;三是中國傳統儒家提倡的精英治國、賢能政治,「一定不能搞民粹民主,這是壞民主……一定要精英自上而下建立一套好的、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法治、自由憲政基本制度,然後逐步培育公民社會、公民文化」。

非議不絕 被罵叛徒:一手反專制獨裁 一手反激進革命

72歲的周舵一路走來都與誤解和非議相伴。六四清場時,周舵呼籲廣場上的學生撤離及主動與戒嚴部隊談判,雖然事後看來這一決定避免了流血犧牲,但在當時「流血喚起民眾」的主流意見中,很多抗議者都批評周舵是「投降派、軟骨頭、幫共產黨忙」。
1989年6月30日,周舵在山東煙台被捕,坐牢10個多月後獲釋。其後,他赴美訪學,1994年又回國主持幫助農村教師的公益行動「燭光工程」,試圖以此培育公民社會,一直到2004年才因各種阻礙停下。
周舵曾師從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社科院馬列所修讀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中央團校和北京大學教書,因此一直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希望著書立說,為中國找到合適的民主化道路。

「妥協」交換公開發言權

不過,因為六四的背景,周舵一直受當局嚴密監控,在「敏感時期」就會「被旅遊」,在很長時間內不能出席公開活動或發表文章。2011年,他主動向當局提出「妥協」,以「不惹麻煩」換取發言權。其後他逐步獲得部分自由空間,可以出席小型講座、在網上發文,亦開通了微博「舵爺第一」和微信「舵爺第二」,不時談論政治改革。這被當年的同路人視為「叛徒」,甚至被指是「中共安全部特務」;支聯會秘書李卓人曾說「理解得來有點悲哀」。

稱實現民主 唯改革一途

2009年,周舵曾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遊行示威申請書」,要求6月4日在公共場所靜坐絕食,提出「公布六四真相」的訴求,但當局拒絕受理,並將他關押10多天。近年周舵依然會在6月4日絕食一天,但已不再公開要求「平反六四」。自稱「死不改悔的改革派」和「愛國主義者」的周舵稱,自己「一手反暴政,一手反暴民,一手反專制獨裁,一手反激進革命」,「(實現自由民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改革、改革、改革」。

「從木樨地殺過來的38軍」殺人最多


周舵多年來一直努力澄清,六四鎮壓的死亡事件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戒嚴部隊在往廣場推進的過程中,由於受到各界民眾阻擋,遂使用武力,導致慘劇。周舵當年與戒嚴部隊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得以安全撤離,他稱在撤退過程中沒有見到有人死於廣場,「當然不能排除極個別情况,但我們(從廣場撤退的示威者)都沒有看到有人死亡」。

「沒有見到有人死於廣場」

時任國務院發言人袁木1989年6月6日在記者會稱,天安門廣場清場未死一人,粉碎暴亂過程中的死者經初步統計為近300人,包括23名大學生。同月17日,袁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記者布羅考(Tom Brokaw)訪問時又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沒有軋傷一個人」。周舵認為,袁木說法是為「混淆視聽」,因外媒都將事件稱為「天安門屠殺」,若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就會誤導外界認為整個過程沒有死人。

推算六四死難者千多人

周舵還透露,經他了解,造成死亡最多的部隊分別是「從木樨地一路殺過來的38軍」及空15軍(空降兵第15軍)。他引述事後受命清點死屍的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稱,一共找到727名遇難者,包括14名軍人,周舵據此推算,六四死難者大概有1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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