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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6月3日晚，挺進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對留守的學生及民眾武力清場；6月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學生。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清場前情况。（資料圖片） |
【明報記者 陳奕勤 專訊】多年以後，一名獲獎無數的女演員與周舵重逢時提出要與他擁抱，以感謝周的救命之恩，「要不是你，天安門廣場真的會血流成河」。該女演員講的是1989年6月4日凌晨，20歲的她是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在戒嚴部隊清場之際、抗議者抉擇去或留之間，一直主張理性對話的周舵，在黑夜中與軍官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安全撤離，避過殺身之禍。30年來，周舵一直反思，認為六四慘劇緣於中共缺乏法治理念，他「高度肯定」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又稱「黨的領導」並非問題關鍵，重要的是落實法治。周舵提出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希望和平推進政治改革。
統戰部動員斡旋
「身不由己捲入政治漩渦」
八九民運期間，身為當時內地民企旗幟四通集團的高層，周舵最初希望藉助學潮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也試圖動員各界適度介入，避免學生走向激進，就以《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特約記者身分，參與策劃五四新聞界大遊行。5月13日，學生發起絕食抗議，本已決心不再參與的周舵，被統戰部動員出來斡旋，再次「身不由己地捲入政治漩渦中心」。隨着運動深入，周舵認為鎮壓在即，需與學生共擔後果，於是與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台灣歌手侯德健、北京師範大學教師高新一同絕食，他們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
廣場熄燈「那是清場信號」
戒嚴部隊同意東南角留生路
及至槍響，戒嚴部隊突破民眾阻攔，一路挺進，重重包圍天安門廣場，等待最終的清場命令。6月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去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示威者。4人等待答覆時，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原本一點點很微弱的燈光也熄滅了，「我就知道那是清場的信號」。軍方最後同意在東南角留下撤離通道，他們回去呼籲抓緊時間離開，但學生還在爭論撤還是不撤。
周游說延清場 軍官勸逃生
「命令說沒討價還價可能」
4時半左右，4人再次去談判，希望推遲清場行動，代表軍方的上校說不可能，「命令都說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可能，奉勸你們4位，要是學生不撤，你們自己走吧，否則不能保證你們生命安全」。他們返回時才發現學生已經開始撤離，學生領袖封從德說，示威者進行民主表決，同意撤的喊「同意」，不同意的喊「不同意」，最終「同意」的聲音更大。
事後回望，周舵指出，六四成因是中共建政後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治國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共產黨靠煽動底層民眾對所謂舊制度、統治階級的仇恨來奪權，非常有效，但拿此治國就搞錯了」。他認為中共至今尚未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化，「人民民主專政還寫在憲法裏，有專政怎麼推行法治？」
認同先推進法治 「黨不主導誰主導」
不過，周舵對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高度肯定」，「各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把法治提到這樣的高度」。他認為，現時當局強調「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這不是問題關鍵，反問「共產黨不推進誰能推進，共產黨不主導誰來主導？」他說重要的是如何落實法治，舉例憲法規定有示威遊行權利，民眾申請遊行不獲批准是違憲，此外還需要有下位法規範，「依法遊行警察就保護你，有違法行為警察就制止你，武力反抗就可以出動警棍、催淚彈，怎麼來到中國會變成20萬大軍開到首都，坦克上街，機槍橫掃，殺人，怎麼會弄成這樣」。
周舵說，政治改革在六四後被束之高閣，可能是當局擔心這會導致失控或中共垮台，但他認為有可能找到一條「不導致天下大亂、不讓共產黨垮台、不讓共產黨人受到清算的較和平、代價小的道路」。周舵主張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先走到這一步再說，我們這代人能走到這一步就不錯了」，因為現時掌權的紅二代不可能完全放棄紅色傳統，「只能讓深紅一點一點褪色，就是（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那個辦法，不爭論，不提意識形態，愈來愈淡化」。
倡改造政協人大 變上下議院
周舵分析，「新加坡模式」有三大特點，一是有個威權領袖，已故總理李光耀尊重法治，「不到萬不得已不做法外之事，但一旦超出他容忍的底線也使用法外手段」；二是英國殖民者留下的議會制，「只不過有一點是新加坡特色，在一個多黨競爭的遊戲規則下，事實上由一黨長期獨大」，他認為中國應該借鑑，把全國人大改造成下議院，把全國政協改造成上議院，且要增加上議院的分量；三是中國傳統儒家提倡的精英治國、賢能政治，「一定不能搞民粹民主，這是壞民主……一定要精英自上而下建立一套好的、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法治、自由憲政基本制度，然後逐步培育公民社會、公民文化」。
非議不絕 被罵叛徒：一手反專制獨裁 一手反激進革命
72歲的周舵一路走來都與誤解和非議相伴。六四清場時，周舵呼籲廣場上的學生撤離及主動與戒嚴部隊談判，雖然事後看來這一決定避免了流血犧牲，但在當時「流血喚起民眾」的主流意見中，很多抗議者都批評周舵是「投降派、軟骨頭、幫共產黨忙」。
1989年6月30日，周舵在山東煙台被捕，坐牢10個多月後獲釋。其後，他赴美訪學，1994年又回國主持幫助農村教師的公益行動「燭光工程」，試圖以此培育公民社會，一直到2004年才因各種阻礙停下。
周舵曾師從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社科院馬列所修讀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中央團校和北京大學教書，因此一直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希望著書立說，為中國找到合適的民主化道路。
「妥協」交換公開發言權
不過，因為六四的背景，周舵一直受當局嚴密監控，在「敏感時期」就會「被旅遊」，在很長時間內不能出席公開活動或發表文章。2011年，他主動向當局提出「妥協」，以「不惹麻煩」換取發言權。其後他逐步獲得部分自由空間，可以出席小型講座、在網上發文，亦開通了微博「舵爺第一」和微信「舵爺第二」，不時談論政治改革。這被當年的同路人視為「叛徒」，甚至被指是「中共安全部特務」；支聯會秘書李卓人曾說「理解得來有點悲哀」。
稱實現民主 唯改革一途
2009年，周舵曾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遊行示威申請書」，要求6月4日在公共場所靜坐絕食，提出「公布六四真相」的訴求，但當局拒絕受理，並將他關押10多天。近年周舵依然會在6月4日絕食一天，但已不再公開要求「平反六四」。自稱「死不改悔的改革派」和「愛國主義者」的周舵稱，自己「一手反暴政，一手反暴民，一手反專制獨裁，一手反激進革命」，「（實現自由民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改革、改革、改革」。
「從木樨地殺過來的38軍」殺人最多
周舵多年來一直努力澄清，六四鎮壓的死亡事件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戒嚴部隊在往廣場推進的過程中，由於受到各界民眾阻擋，遂使用武力，導致慘劇。周舵當年與戒嚴部隊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得以安全撤離，他稱在撤退過程中沒有見到有人死於廣場，「當然不能排除極個別情况，但我們（從廣場撤退的示威者）都沒有看到有人死亡」。
「沒有見到有人死於廣場」
時任國務院發言人袁木1989年6月6日在記者會稱，天安門廣場清場未死一人，粉碎暴亂過程中的死者經初步統計為近300人，包括23名大學生。同月17日，袁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記者布羅考（Tom Brokaw）訪問時又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沒有軋傷一個人」。周舵認為，袁木說法是為「混淆視聽」，因外媒都將事件稱為「天安門屠殺」，若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就會誤導外界認為整個過程沒有死人。
推算六四死難者千多人
周舵還透露，經他了解，造成死亡最多的部隊分別是「從木樨地一路殺過來的38軍」及空15軍（空降兵第15軍）。他引述事後受命清點死屍的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稱，一共找到727名遇難者，包括14名軍人，周舵據此推算，六四死難者大概有1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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