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关于六四，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在89学生运动中，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表现过于软弱；他们有机会与党内保守派摊牌但没有摊牌，赵紫阳本人有机会像苏联解体时的叶利钦那样振臂高呼，集结党内外改革派挑战邓小平，避免六四屠城，但他们不作为，硬是把一手好牌打砸了，任凭中国转型的大好机会转瞬即逝，错失了历史良机。这种说法认为，是赵紫阳的软弱和犹豫不定，使中国错过了百年来和平走向民主的最佳机会。
笔者不赞同这个看法。本文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89学潮中，赵紫阳有没有挑战邓小平的意愿？第二，赵紫阳有没有挑战邓小平的实力？第三，到底是谁断送了中国走向民主的最佳机会？
我认为，从主观愿望上讲，赵紫阳并没有挑战邓小平的企图。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和生前访谈录「叩访富强胡同六号」看，他一直认为，邓是信任他的，如果不是发生六四，邓小平就会兑现他的承诺，让他当军委主席和两届总书记。据报，鲍彤也认为，赵和邓过去并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是对待学生运动的不同态度造成的。我却认为，赵和邓之间的不快，或者说邓小平对他的不满要早于89学潮，始于1988年年底香港传出的「倒邓拥赵」的传闻。应当说从那时起，邓小平就对赵紫阳抱有疑心。但赵在89学运前对此并未介意。
并未介意的赵紫阳由此而对邓小平产生了误判。他认为邓信任他，他相信自己在学运问题上能和邓沟通，邓能采纳他对学潮的温和看法。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以后，赵紫阳曾提出三条原则处理学潮：1）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2）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3）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
对此，邓小平原则上同意。但现在看，根据前因后果，邓小平当时的同意很可能就是一种敷衍。如果邓小平真的同意，就不会在赵紫阳从4月23日到30日访朝鲜期间，急急忙忙出台了「4.26」社论，也不会在「4.26」社论中斩钉截铁地断定，学生悼念胡耀邦逝世的游行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是要从根本上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立即做工作试图扭转「4.26」社论对社会的冲击，平息学生的愤怒情绪。所以，他在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讲话时，继续坚持原来立场，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赵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定性认识是对的，而且应当是符合邓小平的原意的。他那时认为，邓小平为「4.26」社论定性，主要是听了李鹏和姚依林等人先入为主的汇报。
这可能是赵紫阳误判邓小平最致命的一点。实际情况是，邓小平对学运一向憎恶，89学潮绝不例外，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汇报正好向邓提供了把学潮定性为「动乱」的炮弹；更重要的是，在89年学潮中，邓认为学生们以「悼胡」的名义搞学潮，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这和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反覆强调「清理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
诡异的是，尽管赵紫阳并没有挑战邓小平的意愿，邓小平在六四之后追究赵的责任时，却认为赵和邓小平的「4.26」社论和戒严主张唱反调，就是在挑战邓小平。在赵紫阳遭软禁期间，王任重审查小组在审查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行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赵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审查小组说，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赵；而赵在处理1989年学潮时，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各种主张，绝不是偶然的，是为了呼应和配合「倒邓保赵」风。
（中）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赵紫阳有没有挑战邓小平的实力？笔者认为，赵紫阳没有挑战邓小平的实力！
我曾以「孤独的奋斗者」为题，作文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在整个80年代，赵紫阳在党内高层几乎都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他在党内既没有甚么人脉，也没有多少关系。而赵本人也似乎并不积极发展自己的人脉和关系。在党内高层，赵紫阳对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王震、胡乔木等为首的保守派同盟，一开始就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较量。在经济改革上，固然有邓小平力挺赵紫阳，但是在涉及到体制方面的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则站在赵紫阳的对立面，和保守派联盟一起牵制赵的努力。胡耀邦在世时，赵紫阳在政治理念和政治改革上还有一个搭档，胡耀邦离职后，赵的处境更为孤立。来自保守派的明枪暗箭，统统射向了赵紫阳。
在89学潮期间，赵紫阳也是相对孤独的。这表现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方面，挑战保守派的党内改革派并没有形成队伍，而保守派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邓小平一边，对改革派形成强大的钳制力量。在学运的关键时刻，中共有影响力的改革人物不是选择服从党内的决定，站在邓小平一边，就是选择中立，否则就被重罚。在决定是否「戒严」的重大关头上，从国外归来的万里在上海被江泽民拦截长达数天之久，直到他最后同意邓小平关于戒严的决定，乔石则在五名中共常委中投了关键的弃权票，而反对镇压的胡启立六四后遭到撤职。
赵紫阳亦没有「党指挥枪」和调动军队的实力，尽管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当时，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央军委要调动军队，应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体领导」的原则，军委主席调动军队，应该知会军委第一副主席。但是我们现在知道，邓小平在4.27到5.11闹失踪，其实就是在秘密调动军队，而赵紫阳是被蒙在鼓里的。
邓在军队精耕细作几十年，89学潮时，掌握绝对的武力控制。当时中央警卫团团长孙勇，是跟随邓小平二十年的近身人马。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由邓小平一手扶正。赵紫阳于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时，被外媒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成果。尽管赵在军内的职务仅次于军委主席邓小平，但军队的实权却由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掌握。赵在军内既没有军事权威，也没有军事人脉，更没有实权，跟邓小平无法比拟。鉴于此，那种认为赵紫阳应和军队或者中央警卫团取得联系挑战邓小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那年的5月19日前，赵紫阳在学生中也没有多大影响力。当时许多人不怎么熟悉赵紫阳，不认可他，甚至把他跟李鹏划等号，也有学生认为他是投机派。直到5月19日凌晨4点，赵紫阳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与几个领导人前往天安门广场，在学生们的包围下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他请求他们结束绝食抗议，回到校园。诡异的是，当赵紫阳开始在学生中产生影响力的时候，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却走到了尽头。那种认为当时的赵紫阳应成为学生的凝聚力核心是脱离当时现状的想法。
总之，在89学潮期间，赵紫阳绝无反邓反党的想法。他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是在六四之后近16年的软禁生涯中完成的。在「六四」开枪之前，他想的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政府和学生的分歧，并没有拉大旗反上梁山的念头，更无拉大旗反上梁山的实力。所以说，那种认为赵紫阳应当振臂一呼，集结党内外改革派挑战邓小平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下）
上两篇谈到，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实力与邓小平摊牌，本篇讨论到底是谁断送了中国走向民主的最佳机会？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当时的中国是否存在走向民主的机会？毫无疑问，三十年前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确存在著中国向民主转型的机会。这首先表现在，学生的以悼念胡耀邦为胡讨公道而开始的学运，迅速转化为一场要民主反腐败并受到各界民众支持的大规模民主运动。这场运动迅速扩散到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成都、长沙、杭州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并且引起台湾、香港、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响应与支援。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其次，从学生提出的口号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有政治诉求的，而这些政治诉求是平和的、理性的、有策略的，是有利于民主转型的。他们在「4.27」大游行中提出的统一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民主万岁；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维护宪法；爱国无罪；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人民万岁；稳定物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等等。
第三，学运初期是比较有组织、有秩序的。当时的公安部认为，「4.27」大游行是有秩序、有纪律的，显得冷静而有策略；所提口号有策略性，游行中没有在横幅或标语中出现反动内容；行动上未与警察发生硬性冲突。
那么到底是谁断送了中国走向民主的最佳机会？
最近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几本关于六四的新书。其中《最后的秘密》和戴晴的《邓小平在1989》都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是邓小平这位官方口中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亲手掐死了中国走向民主的机会。
《最后的秘密》披露了1989年「六四」后，两次中共高层会议的27份机密文件，极具史料价值。从介绍看，这些文件包括三大内容，1）中共元老向邓小平表忠及拥护镇压决定；2）元老们使用措辞严厉的语言批评赵紫阳；3）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的胡启立、芮杏文和阎明复发表忏悔声明。这些文件证明，邓小平在整个事件中是主导武力镇压的总拍板人，而中共的两次会议就是要确定邓小平出动部队镇压和平抗议者是正确的。
戴晴则在她的新书《邓小平在1989》中亦确认了邓小平作为「六四总射击师」的历史角色。戴晴描述了邓小平是如何在遣走赵紫阳访问朝鲜后，指使李鹏炮制出「4.26社论」，激怒学生引发「4.27」大游行，然后在4月28日至5月11日期间，神龙不见首尾（苏晓康等都认为，邓利用这段时间调兵遣将）。邓小平在1989年操控权术、对触动中共集权的改革派和学生大开杀戒的作用和形象，跃然纸上。出版人鲍朴说，这本书实际上证明，邓小平是「中国80年代宪政改革的终结者」。
《最后的秘密》和《邓小平在1989》和早几年风靡一时的《李鹏日记》的调子是一致的。《李鹏日记》证实了六四镇压的最高决策者是邓小平，而且只能是邓小平，李鹏当时是用由衷的拥戴和颂扬的口气肯定这一点的。他这本日记还佐证了中共元老杨尚昆、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宋任穷和邓颖超对镇压决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事后反思的角度看，学生特别是一些学生领袖，和党内改革派一样，完全没有民主转型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领袖准备。学生们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低估了邓小平对学运的反感和憎恶，低估了中共固守政权的决心与意志，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拒绝与党内改革派联手，等等。学生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应当反思的教训和策略性的错误。
但是，学生们纵使千错万错，也不能证明政府用达姆弹和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是正确的。邓小平及其当时的李鹏政府的镇压之罪，从1989年「六四」凌晨第一声枪响起，就已经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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