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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

陈乐民:show者,给人看之谓也

 陈乐民 一脉文心  

作者识:那是一个逼着人说"违心之论"的时代。问题是说着说着,或者"假戏真做",甚或自己竟也"相信"了那是真的:一群一群的人说假话,说得不以为假,因而毫不脸红。或则做出样子来给人看;西洋人叫做"作秀"(show)。show者,给人看之谓也。

show者,给人看之谓也

文|陈乐民

最近读了两本书,一篇文,很有些感触。两书者,陈敏之、丁东主编的《顾准寻思录》和季羡林《牛棚杂记》也;一文者,目前《文汇读书周报》摘登的《梁漱溟拒绝"批孔"》也。
陈敏之、丁东 主编 作家出版社
《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事情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40岁以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那些疯狂时代,不过越是年龄较大的人,可能越有切肤之痛,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难于表述的心灵折磨也更容易理解,我想这或许是有"两个顾准"还是"一个顾准"之辩的原因之一。更其重要的,无论有人怎样从《顾准日记》读出了"两个顾准",顾准的人格和风骨都是伟大而崇高的,是浑然统一的。陈敏之先生那篇《顾准及其家人》使我心痛了许久许久,顾准的子女们那满心忏悔的迟来的理解,使人感受到几代人的苦难。像顾准这样的思想家,后来人只能去继承他的精神财富,其余都是多余的。
陈敏之、丁东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两书一文在我心里凝成了一个刻骨铭心的体会,做人必得做一个有独立人格、风骨和精神的人。我活了快70岁了,只是在最近的二十来年,才真正懂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光是善良忠厚(这当然很重要)还不够,还必须敢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以物移,不为俗习。

记得当初在"批林批孔"时,我是已经感觉到十分不对味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少人还不是有意无意地随着浊浪滚滚,却不但不敢说出,也不敢深想;心里尽管充满狐疑和矛盾,只能跟"知根知底"的人说说,"学习"时照样跟着"学习",照样作笔记,虽然怎样也没法子把"克己复礼为仁"同"篡党夺权"联系起来。像我这样的人恐怕不止我一个。

梁漱溟说,说林彪受害于孔子,我不相信。这样的大实话、大白话,何等明白透彻而又是"普通常识",但在那个时候又有几人能如此透体通明呢?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可能说,这有什么稀奇的,为什么你们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弄不明白,弄明白了还不敢说?这正是那个特殊时代之所以特殊,正是梁漱溟、顾准等前贤的非常之处。
梁漱溟
顾准

那是一个逼着人说"违心之论"的时代。问题是说着说着,或者"假戏真做",甚或自己竟也"相信"了那是真的:一群一群的人说假话,说得不以为假,因而毫不脸红。或则做出样子来给人看;西洋人叫做"作秀"(show)。show者,给人看之谓也。

最近听说一件不是笑话的笑话。说有些小学校的作文课,老师只教学生背"范文",并且让学生照着作,于是个个都成了"文抄公"。一次,老师发现一个学生的作文写到他如何父母双亡,如何在无助无告中奋斗,很感动地向全班推荐,许为"范文"。结果,篇篇作文都是"父母双亡"了。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愿是),这类的事情却不少见,比如提倡做好人好事,小学生便满街上扶老奶奶过马路,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小学生天真幼稚,若是大人,那至少是有了什么毛病。若整个民族都染上了作假说假而泰然自若的毛病,便是民族前途的不幸。

把这些现象归咎于"文化大革命",未免开脱了"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的责任。但把人的率真本性破坏殆尽,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一桩重要的副产品,其影响之深远,是不可小觑的。

读梁漱溟关于拒绝"批孔"的发言,常会使人感动得笑起来,为他的直率坦诚而犀利的语言而笑,更有感于他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风骨。

袁中郎写《李温陵传》,在回答有人问他"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时说:"虽好之,不学之也。"接着说学不来者有五,其中最后一点是:"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袁中郎说到了点子上,在滚滚大潮中,一般总是随大流的居多,所以便见得"直气劲节,不为人屈"的可贵可敬。
钱锺书和杨绛

最近重见钱锺书为杨绛《干校六记》作的小引,其中有警世之说,钱先生说,各种"记"之作,还应该写一篇《运动记愧》。钱说,在这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跟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钱先生接下来说到第三类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仍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

钱锺书这些话真值得正在准备写回忆录者认真想一想,特别曾因种种主客观原因干过落井下石一类事的人。不过那一种人写一写大有好处,不仅为了使自己不致忘却,更是为了有些健忘的人更好地做人做事。"北京大院"之所见使我警觉着某种"危险",就像季羡林先生《牛棚杂记》中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出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已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

我们似乎没有写"忏悔录"的习惯,外国人却不少见,或者就以"忏悔录"名之,人人都知道的有5世纪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18世纪的卢梭的《忏悔录》。最近正在看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杜塞的晚年回忆录《未来源远流长》,那也是一种把自己的一生剥得一丝不挂的"忏悔录"式的自传。仍如袁中郎之说李卓吾之所以能"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原因端在能"排拓胜己",非坦率至性之人是做不到的。

生病以来,较少接触外界。现在新书如潮,目不暇给,新潮前沿的书多看不懂,还是容易接受老一代人写的东西,他们写的书也把当时的新思想介绍进来,但绝无"话语霸权",因此看着亲切。

随感拉杂,再不打住不行了。
1998年9月4日写完,陆续零星写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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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先生纪念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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