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地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死人最少的一场革命。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流血并不多，不但创造了历史奇迹，而且显示了那一代革命者与历史上那些"打天下"者大不相同的文明程度和道德风貌。
然而，革命无论多么文明，死人都是难免的。有的人本来不该死，却因为因缘聚合，死掉了。对于那些人，套用一种无奈的说法就是：运气不好，倒霉。革命岁月与平时一样，也是有人幸运，有人倒霉。在辛亥革命的全部倒霉者当中，最倒霉的要数端方。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八年举人，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做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在大清帝国的末日，端方的确是难得的人才。郑孝胥曾经说过："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这种说法当然未必恰当，但至少在郑孝胥看来，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是比不上端方的。
不该死的端方死了，考其原因，似乎不能全怪命运，而是这个明白人在自己生命的阶段变得不甚明白，导致一个大失误。
1
为端方说好话，有足够的理由。
比如，端方思想开明，能够与时俱进，是维新、立宪的积极推动者。早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就是变法的支持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因为受到荣禄等人的保护，才未受株连。到了立宪运动中，他又是积极推动者。五大臣出国考察，他是核心人物。那一年（1905）他被任命为闽浙总督，未及上任就接到了新任务：出使西方考察宪政。出发之日，在正阳门车站遇到吴樾以炸弹行刺，因而推迟行期，两个多月后才又秘密出发，从秦皇岛乘军舰赴上海，于12月19日下午转乘美国邮轮开始了他们的行程。五大臣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等10个国家,次年8月才回来。回国之后，总结,汇报,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尽快制定宪法。端方还主持编写了《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并将两书分送朝廷和地方大员。他在这些文件中明确指出："自与东西洋各国交通以来，屡屡失败，其因乃在内政。""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他还以满臣的特殊身份向慈禧和光绪提交了《请平满汉畛域密摺》，建议"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虽然端方等人所上的一些折子实属杨度和梁启超手笔，但能用尚在通缉 中的维新派领袖梁氏操刀，并不是一般官员能做到的。
而且，端方非常宽容。赵声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光复会员，为发动革命而混进新军成了标统，结果被端方发现，大家都以为赵声将被杀掉，但端方没有杀他，而只是让他离开了自己的队伍。江苏革命党人陈道公，后来改名陈匋遗，之所以改名，是因为被捕入狱时准备着被砍头，而端方却不仅没杀他，而且给予优待，最后又放了他。端方字匋斋。陈道公改名，为了记住端方的恩德。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刘师培可谓臭名昭著。他的学问是公认的，但道德有亏，人格自然低了半截。但仔细想来，他之所以成为叛徒，投降清廷，出卖战友，与端方的礼贤下士有关。是端方感动了他，征服了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端方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大力发展教育，办了许多学校，派了许多留学生。两江总督任上，他在南京鼓楼创办暨南学堂。在湖北、湖南巡抚任上，他曾命令各道、府开办师范学堂。在江苏巡抚任上，他革除陋习，下令各州县照例奉送的红包全数退回，用作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复旦大学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也无力支持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端方有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的创办者，中国第一个省立图书馆的创办者，中国第一个商品博览会的筹办者，中国第一个中学生运动会的主办者，中国第一个派女子公费留学的地方官……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去美国留学，也是端方派的。
这样的人死于革命中，而且并无罪恶，实在令人惋惜。
2
即使是不关心社会政治，只喜欢悠游玩赏的逸人雅士，也会赞赏端方。
因为他喜欢与文人交往，礼贤下士众所周知。1906年11月，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前往日本，严复应邀继任校长。为了办学经费，严复到南京拜访端方。端方见严复来了，恭敬出迎，隆重宴请，并且表示：自己如果不是年岁太大，真想拜严复为师。自己没拜师，却让儿子拜在严复门下。严复提出复旦公学经费困难，端方立即答应给予经费，从此每月划拨。第二天，严复到南京女校做演讲，中午端方再次宴请，为儿子举行拜师礼，并且送上100两贽金。第二天，又让儿子去严复住处看望老师，为表虔敬，他令儿子必须按古礼，看望老师要步行前往。
在满人中，端方是全面接受了中原文化并且出神入化的一位。
端方还是一个收藏家、金石学者。有人说他是因为被人嘲笑才研究金石的，即使这样，也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收藏家和金石学者的形象。因为他真的很投入，从政之余，收藏文物，收集金石，赏玩拓片，并且自己创作，金文写得不算很好，笔力有点软，远不如他的行书潇洒，但他别出心裁，创作的仿拓片式的作品可谓别有韵味。而且，他还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目》、《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等。《陶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计448器。
端方藏品中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端方死后，这套商朝青铜器被端方好友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以20万银元买去，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另一件是众所周知的毛公鼎，中国青铜器的扛鼎之作，出土之后在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父子收藏了50年，后被端方购得。据说，端方家把女儿嫁给袁世凯第五个儿子克权，曾想以此鼎陪嫁，袁家未敢接受。后来，此鼎被抵押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无力赎回，落入他人之手，最后由上海商人陈咏仁购得，并于1946年献给国家，现藏于台北故宫。
端方那些一般的收藏，后来大多散落民间，致使当时许多藏家都到处寻找端氏藏品。1916年10月29日，鲁迅在日记中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午后往留黎厂买端氏藏石拓本二十七种三十三枚，又别一枚（戴氏画像），共直八元。"当时鲁迅在民国教育部供职，常到琉璃厂寻宝。仅他一人买回的端方藏石拓片，就有930件之多。
3
端方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不排斥任何新事物。出国考察，他从国外买回了照相机和放映机。慈禧出殡，他不是专心哀悼，而是忙着照相，派人坐着他的马车跟随送葬队伍，把隆裕跪拜的镜头也拍了下来。如果放在今天，这算不了什么，如此大典，没有摄影和录像怎么行？但在当时，端方的行为却是大不敬。所以要受弹劾，革掉官职，仕途大受挫折。直到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月，他才重新被起用。一上任就去办这件头疼的事：平息四川保路运动。
遥想当年端方被革职在家的日子，写写字，读读书，玩玩金石，高朋满座，诗酒唱和，该是何等逍遥！如果不重新出山，即使革命发生，以他的才华和名气，以他与袁世凯的亲家关系，以他在立宪党人中的声望，以他与革命党人的交往，一切都不会受影响。
可是，偏偏在帝国的末日黄昏，要去解决最棘手的问题。自己没有一兵一卒，从湖北带了2000人，要入川平息反叛。读史至此，我总觉得端方虽然聪明，却还是太大意了！兵荒马乱，怎么敢不带亲兵就去做事？载沣派荫昌到武昌平叛，荫昌说：我没有一兵一卒，你让我去用脚踢呀还是用拳打？荫昌是陆军部长，却知道没有自己的兵无法打仗。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奉命组阁，是带了自己的卫队进京的。如果手里没有军队，他连北京也不敢进。进京之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换自己的人控制卫戍部队。这是中国的国情，端方竟然忘了中国国情，带着别人的一支人马上了路。
端方不是没头脑的人，不是没有做过官。他也不是那种给个官位就要肝脑涂地的奴才，为帝国不顾个人性命。可是，他可能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把新军从武汉带出来没几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他本来还想封锁消息，但消息哪里封锁得住！老营出事，被带出来的士兵也按捺不住。端方还在犹豫之间，士兵们已经剪掉辫子，准备革命了。端方不傻，知道大事不妙，赶紧在钦差行辕与各级官员拈香结拜。而且声称自己也是汉人，本姓陶，是晋代诗人陶渊明之后。但这一切都没用，最后，士兵还是砍了他的脑袋。
那把刀不快，连砍了好几次，脑袋才被剁下来。
端方的头颅很有用，在回湖北的路上，它一再被"展示"，成了湖北新军的通行证。最后，它放到了黎元洪面前。黎元洪既表彰士兵的革命精神，又连声叹息，下令将其暂存于洪山禅寺，然后派人交给了端方家属。
4
关于端方的死因，有多种说法。
有人说新军士兵杀害端方是为了钱。这看上去很合理，索饷也的确是发难的理由。当时四川一片混乱，部队的原单位武昌已经革命，端方的部队被阻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这是事实。不过，端方通过努力，从成都的银行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安定军心。银子未到，士兵失去耐性，因而杀了端方，看上去也很合理。所以，一些人就认定起因是索饷。"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把这过程写得细致而生动："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
上海的《字林西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国外的许多报纸，都听信此说，感叹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士兵之手。
时至今日，在一些作家和学者那里，革命变得面目可憎，共和理想也成了骗人的"华丽外表"，所以，"图财害命"更容易理解，更适合国人的逻辑想象。
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端方待下甚宽，与部下绝无私仇。2005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收到武汉居民陈文斌捐献的《生平记》手稿3册，其中记载他1906年至1912年在湖北新军的从军经历。据陈文斌记载，当时端方爱兵如子："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的、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这样的将领，士兵很难因索饷而把他杀掉。
有人回忆道："十月初七日，军士借要饷为名直人方坐帐。先一日方之幕僚剽客已尽逃，独方与其弟二人在帐中……三十二标军士，荆州人卢保清者，素骁健，挥刀直劈其颈，断其半遂仆，更截之，其弟骤欲奔往，任永森拔指挥刀自后击之，应手头落。"（《补录端方被杀之详情》）。在这里，明确指出是"借要饷为名"。
被杀之前，端方曾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4万银子马上可到。"革命党人答道："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薙发、文字狱等褪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端方无言，只喊："福田救我！"可是，福田（曾广大）也未能救他的命。因为此时此刻的标统曾广大不能与全军对立。这就是革命时期的特定情景。
士兵们之所以要杀端方，有几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端方入川，将至涪陵之时，重庆同盟会就准备将其干掉，其事由谢持主持，只是没有成功。
船抵重庆，又有人打算乘端方登岸时将其击毙。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陈镇藩以为不妥，才没有实行。
这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端方一直就是革命党人刺杀的目标。早在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之际，端方就险些丧命。1907年，黎锡麟刺杀恩铭后被捕，供词中说，计划要杀的不仅是恩铭，更重要的是端方、铁良和良弼。1910年的春天，汪精卫在暗杀载沣之前，圈定的第一对象也是端方。后来为追求更大影响，才改杀载沣。革命党要刺杀端方，是因为他有才能，因为他开明，因为他积极推动立宪。一般的新军士兵未必明白这些，却很容易由此而知道端方是革命的敌人。
更为重要的是眼下的现实：11月13日，端方率军到达资阳之际，四川党人张培爵派遣田智亮率领300人，带着80颗炸弹，星夜赶往资阳，准备将端方所部彻底解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彻底解决"的，不仅是端方，而且包括新军士兵。
有当年的士兵后来回忆说："四川革命党人，只知道我们是张之洞精心培育的'新军'精锐，就把我们看成清廷的看家鹰犬，是镇压起义的刽子手，因而有意要消灭我们。"（范志鹏：《在川杀端方，回师援武汉》，湖北新闻网，2006年9月22日）
因此，摆在他们前的首要问题是：表明革命态度，消除四川革命力量的猜疑。
5
端方也是进退两难。对他来说，更可怕的不是革命军，而是赵尔丰。
带兵入川之时，端方的态度与强硬派不同。他反对镇压，主张慰抚，要求释放无辜。他认为事件"实由官民交哄而成"，而且一再为民众说话。他说："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人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端方把保路风潮的责任算在赵氏头上，并且弹劾赵尔丰等人，导致朝廷下令将赵尔丰等四人革职拿问。
可是，赵尔丰并不认输，他与端方对立起来，一方面连续上疏弹劾端方，甚至断言"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一方面放出风去威胁端方，使他不敢贸然进成都。端方到重庆时，寓所大门就被人乘夜贴了一副对联："端要死在江南馆，方好抬出通远门。"两句的开头藏了端方的名字，通远门外是乱葬岗。后来与赵尔丰关系甚密的余大鸿来见端方，谈及成都近况，有意透露了这样的消息：成都四个被革职的官员心存报复，集结死士"效荆聂之击"，请端方务必珍重；赵尔丰说朝廷要他交卸川督，是乱命，或是宵小捏造之伪命。如果端方不谈朝廷的任命而来成都，他欢迎，如果是口衔天宪带兵而来，他手下的将士大概不答应！余大鸿走后，端方召集僚属商量了半夜，不敢贸然西进，决定暂驻资州，同时派刘师培等去成都疏通。但很快有来电汇报：赵氏其犟如牛，切勿来成都。
这一切把端方吓住了。他本可长驱入成都，却因此而不敢前进。北京的电报已经不通，重庆也已独立。端方前进受阻，后退路断，不知如何是好。
事实上，摆在端方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顺应大势，带兵促使四川独立，使自己拥有一块根据地；二是立即逃离，保全性命。可是，他既未宣布独立，也未赶紧逃走。资州士绅告诉端方，如果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可推端方为都督。端方不同意，绅士们又劝他在资州树帜独立，他仍然不从。据张祖翼记载，此时端方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于是众人叹息而散。
由此可见，端方之死，首先是死于当断不断，死于对大清国的一份愚忠。
既然拒绝宣布独立，就应该选择逃跑。有幕僚劝他乔装而逃。如果端方实行，活命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没有走。考察当时全部情节，可以看到还有两件事可能成为他的牵挂：一是四万两饷银不日送到，二是姓周的"土寇"率众来降。其实，这都算不得大事。如果为此而送了命，就太不值了。
端方最不该大意之处在于：他忽视了跟随他入川的新军士兵的心理，忽视了他们的困境和人心所向。
此时的大清帝国，已是遍地烽火。对这些入川的新军士兵来说，可谓形势逼人。作为新军，他们本来是潜在的革命派。只因为跟随端方入川，如今却成了革命的敌人。他们要革命，就需要洗掉脸上的泥污。此时此刻，这些士兵也在为出路而苦恼。他们曾经开会商量，提出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民主表决，大多数人投了回武昌的票。可是，回武昌容易吗？走出四川就需要"路条"。在一般情况下，这路条也许很简单：竖起白旗就行了。可是，他们是端方的队伍，是入川镇压革命的，只竖白旗就不行了。"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怎样才能证明他们不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需要长官的脑袋。如果瑞澂在，他们可能不杀端方；如果张彪在，倒霉的就是张彪，但他们都不在，只有端方的脑袋可用。那么，对不起了，谁让你端方是大清官员呢！
端方的头颅成了两千鄂军将士的通行证。在从四川回武昌的路上，每过一地都要取出端方的头颅，让守隘将士看他们起义的证明。无论川人还是鄂人，见到端方的头颅，立即不再阻拦，有的还设宴摆酒，慰问起义将士。
端方的头，使他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包括流血、牺牲、丢性命。亏了的只是端方。那标士兵欠了端方一笔债，永远无法偿还。晚年回忆，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心存愧疚。
就端方而言，他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形势，没有明白士兵的需要。试想，如果端方能够带领他们朝天放几枪，烧毁某个衙门，然后扯旗宣布独立，士兵们满脸红光，一个个都是革命元勋，还需要借长官的脑袋来证明自己的革命身份吗？
可惜的是，端方一个聪明人，关键时刻犯糊涂。革命党人要起事，他的安抚手段竟然是"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
他竟然没有想一想：那样的军功和嘉奖，在此时的士兵眼里，是光荣还是耻辱？
然而，革命无论多么文明，死人都是难免的。有的人本来不该死，却因为因缘聚合，死掉了。对于那些人，套用一种无奈的说法就是：运气不好，倒霉。革命岁月与平时一样，也是有人幸运，有人倒霉。在辛亥革命的全部倒霉者当中，最倒霉的要数端方。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八年举人，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做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在大清帝国的末日，端方的确是难得的人才。郑孝胥曾经说过："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这种说法当然未必恰当，但至少在郑孝胥看来，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是比不上端方的。
不该死的端方死了，考其原因，似乎不能全怪命运，而是这个明白人在自己生命的阶段变得不甚明白，导致一个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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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端方说好话，有足够的理由。
比如，端方思想开明，能够与时俱进，是维新、立宪的积极推动者。早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就是变法的支持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因为受到荣禄等人的保护，才未受株连。到了立宪运动中，他又是积极推动者。五大臣出国考察，他是核心人物。那一年（1905）他被任命为闽浙总督，未及上任就接到了新任务：出使西方考察宪政。出发之日，在正阳门车站遇到吴樾以炸弹行刺，因而推迟行期，两个多月后才又秘密出发，从秦皇岛乘军舰赴上海，于12月19日下午转乘美国邮轮开始了他们的行程。五大臣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等10个国家,次年8月才回来。回国之后，总结,汇报,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尽快制定宪法。端方还主持编写了《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并将两书分送朝廷和地方大员。他在这些文件中明确指出："自与东西洋各国交通以来，屡屡失败，其因乃在内政。""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他还以满臣的特殊身份向慈禧和光绪提交了《请平满汉畛域密摺》，建议"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虽然端方等人所上的一些折子实属杨度和梁启超手笔，但能用尚在通缉 中的维新派领袖梁氏操刀，并不是一般官员能做到的。
而且，端方非常宽容。赵声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光复会员，为发动革命而混进新军成了标统，结果被端方发现，大家都以为赵声将被杀掉，但端方没有杀他，而只是让他离开了自己的队伍。江苏革命党人陈道公，后来改名陈匋遗，之所以改名，是因为被捕入狱时准备着被砍头，而端方却不仅没杀他，而且给予优待，最后又放了他。端方字匋斋。陈道公改名，为了记住端方的恩德。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刘师培可谓臭名昭著。他的学问是公认的，但道德有亏，人格自然低了半截。但仔细想来，他之所以成为叛徒，投降清廷，出卖战友，与端方的礼贤下士有关。是端方感动了他，征服了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端方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大力发展教育，办了许多学校，派了许多留学生。两江总督任上，他在南京鼓楼创办暨南学堂。在湖北、湖南巡抚任上，他曾命令各道、府开办师范学堂。在江苏巡抚任上，他革除陋习，下令各州县照例奉送的红包全数退回，用作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复旦大学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也无力支持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端方有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的创办者，中国第一个省立图书馆的创办者，中国第一个商品博览会的筹办者，中国第一个中学生运动会的主办者，中国第一个派女子公费留学的地方官……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去美国留学，也是端方派的。
这样的人死于革命中，而且并无罪恶，实在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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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不关心社会政治，只喜欢悠游玩赏的逸人雅士，也会赞赏端方。
因为他喜欢与文人交往，礼贤下士众所周知。1906年11月，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前往日本，严复应邀继任校长。为了办学经费，严复到南京拜访端方。端方见严复来了，恭敬出迎，隆重宴请，并且表示：自己如果不是年岁太大，真想拜严复为师。自己没拜师，却让儿子拜在严复门下。严复提出复旦公学经费困难，端方立即答应给予经费，从此每月划拨。第二天，严复到南京女校做演讲，中午端方再次宴请，为儿子举行拜师礼，并且送上100两贽金。第二天，又让儿子去严复住处看望老师，为表虔敬，他令儿子必须按古礼，看望老师要步行前往。
在满人中，端方是全面接受了中原文化并且出神入化的一位。
端方还是一个收藏家、金石学者。有人说他是因为被人嘲笑才研究金石的，即使这样，也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收藏家和金石学者的形象。因为他真的很投入，从政之余，收藏文物，收集金石，赏玩拓片，并且自己创作，金文写得不算很好，笔力有点软，远不如他的行书潇洒，但他别出心裁，创作的仿拓片式的作品可谓别有韵味。而且，他还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目》、《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等。《陶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计448器。
端方藏品中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端方死后，这套商朝青铜器被端方好友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以20万银元买去，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另一件是众所周知的毛公鼎，中国青铜器的扛鼎之作，出土之后在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父子收藏了50年，后被端方购得。据说，端方家把女儿嫁给袁世凯第五个儿子克权，曾想以此鼎陪嫁，袁家未敢接受。后来，此鼎被抵押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无力赎回，落入他人之手，最后由上海商人陈咏仁购得，并于1946年献给国家，现藏于台北故宫。
端方那些一般的收藏，后来大多散落民间，致使当时许多藏家都到处寻找端氏藏品。1916年10月29日，鲁迅在日记中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午后往留黎厂买端氏藏石拓本二十七种三十三枚，又别一枚（戴氏画像），共直八元。"当时鲁迅在民国教育部供职，常到琉璃厂寻宝。仅他一人买回的端方藏石拓片，就有930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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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不排斥任何新事物。出国考察，他从国外买回了照相机和放映机。慈禧出殡，他不是专心哀悼，而是忙着照相，派人坐着他的马车跟随送葬队伍，把隆裕跪拜的镜头也拍了下来。如果放在今天，这算不了什么，如此大典，没有摄影和录像怎么行？但在当时，端方的行为却是大不敬。所以要受弹劾，革掉官职，仕途大受挫折。直到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月，他才重新被起用。一上任就去办这件头疼的事：平息四川保路运动。
遥想当年端方被革职在家的日子，写写字，读读书，玩玩金石，高朋满座，诗酒唱和，该是何等逍遥！如果不重新出山，即使革命发生，以他的才华和名气，以他与袁世凯的亲家关系，以他在立宪党人中的声望，以他与革命党人的交往，一切都不会受影响。
可是，偏偏在帝国的末日黄昏，要去解决最棘手的问题。自己没有一兵一卒，从湖北带了2000人，要入川平息反叛。读史至此，我总觉得端方虽然聪明，却还是太大意了！兵荒马乱，怎么敢不带亲兵就去做事？载沣派荫昌到武昌平叛，荫昌说：我没有一兵一卒，你让我去用脚踢呀还是用拳打？荫昌是陆军部长，却知道没有自己的兵无法打仗。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奉命组阁，是带了自己的卫队进京的。如果手里没有军队，他连北京也不敢进。进京之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换自己的人控制卫戍部队。这是中国的国情，端方竟然忘了中国国情，带着别人的一支人马上了路。
端方不是没头脑的人，不是没有做过官。他也不是那种给个官位就要肝脑涂地的奴才，为帝国不顾个人性命。可是，他可能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把新军从武汉带出来没几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他本来还想封锁消息，但消息哪里封锁得住！老营出事，被带出来的士兵也按捺不住。端方还在犹豫之间，士兵们已经剪掉辫子，准备革命了。端方不傻，知道大事不妙，赶紧在钦差行辕与各级官员拈香结拜。而且声称自己也是汉人，本姓陶，是晋代诗人陶渊明之后。但这一切都没用，最后，士兵还是砍了他的脑袋。
那把刀不快，连砍了好几次，脑袋才被剁下来。
端方的头颅很有用，在回湖北的路上，它一再被"展示"，成了湖北新军的通行证。最后，它放到了黎元洪面前。黎元洪既表彰士兵的革命精神，又连声叹息，下令将其暂存于洪山禅寺，然后派人交给了端方家属。
4
关于端方的死因，有多种说法。
有人说新军士兵杀害端方是为了钱。这看上去很合理，索饷也的确是发难的理由。当时四川一片混乱，部队的原单位武昌已经革命，端方的部队被阻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这是事实。不过，端方通过努力，从成都的银行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安定军心。银子未到，士兵失去耐性，因而杀了端方，看上去也很合理。所以，一些人就认定起因是索饷。"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把这过程写得细致而生动："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
上海的《字林西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国外的许多报纸，都听信此说，感叹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士兵之手。
时至今日，在一些作家和学者那里，革命变得面目可憎，共和理想也成了骗人的"华丽外表"，所以，"图财害命"更容易理解，更适合国人的逻辑想象。
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端方待下甚宽，与部下绝无私仇。2005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收到武汉居民陈文斌捐献的《生平记》手稿3册，其中记载他1906年至1912年在湖北新军的从军经历。据陈文斌记载，当时端方爱兵如子："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的、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这样的将领，士兵很难因索饷而把他杀掉。
有人回忆道："十月初七日，军士借要饷为名直人方坐帐。先一日方之幕僚剽客已尽逃，独方与其弟二人在帐中……三十二标军士，荆州人卢保清者，素骁健，挥刀直劈其颈，断其半遂仆，更截之，其弟骤欲奔往，任永森拔指挥刀自后击之，应手头落。"（《补录端方被杀之详情》）。在这里，明确指出是"借要饷为名"。
被杀之前，端方曾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4万银子马上可到。"革命党人答道："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薙发、文字狱等褪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端方无言，只喊："福田救我！"可是，福田（曾广大）也未能救他的命。因为此时此刻的标统曾广大不能与全军对立。这就是革命时期的特定情景。
士兵们之所以要杀端方，有几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端方入川，将至涪陵之时，重庆同盟会就准备将其干掉，其事由谢持主持，只是没有成功。
船抵重庆，又有人打算乘端方登岸时将其击毙。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陈镇藩以为不妥，才没有实行。
这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端方一直就是革命党人刺杀的目标。早在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之际，端方就险些丧命。1907年，黎锡麟刺杀恩铭后被捕，供词中说，计划要杀的不仅是恩铭，更重要的是端方、铁良和良弼。1910年的春天，汪精卫在暗杀载沣之前，圈定的第一对象也是端方。后来为追求更大影响，才改杀载沣。革命党要刺杀端方，是因为他有才能，因为他开明，因为他积极推动立宪。一般的新军士兵未必明白这些，却很容易由此而知道端方是革命的敌人。
更为重要的是眼下的现实：11月13日，端方率军到达资阳之际，四川党人张培爵派遣田智亮率领300人，带着80颗炸弹，星夜赶往资阳，准备将端方所部彻底解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彻底解决"的，不仅是端方，而且包括新军士兵。
有当年的士兵后来回忆说："四川革命党人，只知道我们是张之洞精心培育的'新军'精锐，就把我们看成清廷的看家鹰犬，是镇压起义的刽子手，因而有意要消灭我们。"（范志鹏：《在川杀端方，回师援武汉》，湖北新闻网，2006年9月22日）
因此，摆在他们前的首要问题是：表明革命态度，消除四川革命力量的猜疑。
5
端方也是进退两难。对他来说，更可怕的不是革命军，而是赵尔丰。
带兵入川之时，端方的态度与强硬派不同。他反对镇压，主张慰抚，要求释放无辜。他认为事件"实由官民交哄而成"，而且一再为民众说话。他说："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人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端方把保路风潮的责任算在赵氏头上，并且弹劾赵尔丰等人，导致朝廷下令将赵尔丰等四人革职拿问。
可是，赵尔丰并不认输，他与端方对立起来，一方面连续上疏弹劾端方，甚至断言"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一方面放出风去威胁端方，使他不敢贸然进成都。端方到重庆时，寓所大门就被人乘夜贴了一副对联："端要死在江南馆，方好抬出通远门。"两句的开头藏了端方的名字，通远门外是乱葬岗。后来与赵尔丰关系甚密的余大鸿来见端方，谈及成都近况，有意透露了这样的消息：成都四个被革职的官员心存报复，集结死士"效荆聂之击"，请端方务必珍重；赵尔丰说朝廷要他交卸川督，是乱命，或是宵小捏造之伪命。如果端方不谈朝廷的任命而来成都，他欢迎，如果是口衔天宪带兵而来，他手下的将士大概不答应！余大鸿走后，端方召集僚属商量了半夜，不敢贸然西进，决定暂驻资州，同时派刘师培等去成都疏通。但很快有来电汇报：赵氏其犟如牛，切勿来成都。
这一切把端方吓住了。他本可长驱入成都，却因此而不敢前进。北京的电报已经不通，重庆也已独立。端方前进受阻，后退路断，不知如何是好。
事实上，摆在端方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顺应大势，带兵促使四川独立，使自己拥有一块根据地；二是立即逃离，保全性命。可是，他既未宣布独立，也未赶紧逃走。资州士绅告诉端方，如果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可推端方为都督。端方不同意，绅士们又劝他在资州树帜独立，他仍然不从。据张祖翼记载，此时端方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于是众人叹息而散。
由此可见，端方之死，首先是死于当断不断，死于对大清国的一份愚忠。
既然拒绝宣布独立，就应该选择逃跑。有幕僚劝他乔装而逃。如果端方实行，活命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没有走。考察当时全部情节，可以看到还有两件事可能成为他的牵挂：一是四万两饷银不日送到，二是姓周的"土寇"率众来降。其实，这都算不得大事。如果为此而送了命，就太不值了。
端方最不该大意之处在于：他忽视了跟随他入川的新军士兵的心理，忽视了他们的困境和人心所向。
此时的大清帝国，已是遍地烽火。对这些入川的新军士兵来说，可谓形势逼人。作为新军，他们本来是潜在的革命派。只因为跟随端方入川，如今却成了革命的敌人。他们要革命，就需要洗掉脸上的泥污。此时此刻，这些士兵也在为出路而苦恼。他们曾经开会商量，提出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民主表决，大多数人投了回武昌的票。可是，回武昌容易吗？走出四川就需要"路条"。在一般情况下，这路条也许很简单：竖起白旗就行了。可是，他们是端方的队伍，是入川镇压革命的，只竖白旗就不行了。"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怎样才能证明他们不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需要长官的脑袋。如果瑞澂在，他们可能不杀端方；如果张彪在，倒霉的就是张彪，但他们都不在，只有端方的脑袋可用。那么，对不起了，谁让你端方是大清官员呢！
端方的头颅成了两千鄂军将士的通行证。在从四川回武昌的路上，每过一地都要取出端方的头颅，让守隘将士看他们起义的证明。无论川人还是鄂人，见到端方的头颅，立即不再阻拦，有的还设宴摆酒，慰问起义将士。
端方的头，使他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包括流血、牺牲、丢性命。亏了的只是端方。那标士兵欠了端方一笔债，永远无法偿还。晚年回忆，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心存愧疚。
就端方而言，他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形势，没有明白士兵的需要。试想，如果端方能够带领他们朝天放几枪，烧毁某个衙门，然后扯旗宣布独立，士兵们满脸红光，一个个都是革命元勋，还需要借长官的脑袋来证明自己的革命身份吗？
可惜的是，端方一个聪明人，关键时刻犯糊涂。革命党人要起事，他的安抚手段竟然是"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
他竟然没有想一想：那样的军功和嘉奖，在此时的士兵眼里，是光荣还是耻辱？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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