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天高皇帝远"。我们用它来宽慰自己，在一个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我们能失去的自由就这么些——中央政府不可能监控所有人。
我的童年时代是上世纪90年代在上海度过的，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正朝着所谓的新加坡模式努力。在中学，我的老师告诉我们，新加坡是一个富裕又美丽的国家，有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未来有一天，中国也会那样。上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这种模式的黑暗面，一位国际关系教授解释说，新加坡是一个专制国家，政府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指手画脚。
即便如此，中国走向新加坡模式，无论是它最好还是最差的一面，似乎都不太可能。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口不足600万；而中国是天高皇帝远。不过在今天，这似乎没有那么荒谬了：皇帝就走在我们中间。
很难说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隐私可能会受到侵犯。2010年，当我从大学毕业时，我记得自己对互联网所能带来的改变，是感到乐观的。曾因政治原因在中国被禁的书籍和电影，可以从当时最受欢迎的云存储服务115网盘下载。人们在天涯、西祠胡同等论坛上谈论政治，尽管用的是网名。很快我们又有了微博，它相当于中国的Twitter。每当国内发生丑闻时，我们可以在上面关注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发表的评论，这样我们就不用只接受政府的一面之词。
当时我觉得，所有这些社交媒体将帮助我们形成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言论自由。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因此，我在2011年放弃了在英国的硕士学习。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我相信它会成为一个像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如鱼得水的地方。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才意识到事情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2008年，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西藏地区首府拉萨爆发骚乱。次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爆发暴乱，有报道称，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发起了针对汉人的暴力活动。这些事件促使全国各地加强了安全检查。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不久，它的地铁系统增加了安检。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警察在换乘站检查身份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微博账号开始被注销。我们会听到有人因为在微信群说的话而遭警察拘留，通常他们被控扰乱社会秩序。然后，这些消息会在网上遭到删除，人们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6年我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我不确定海外生活的经历是否增加了我对隐私问题的敏感度。我确实记得2017年的一个早晨，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一夜走红的报道："BBC记者挑战中国天网工程，潜逃七分钟后被抓获！"我说不出哪个更让我害怕：是中国无所不在的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网络，还是我的同胞们在骄傲地为它喝彩。
去年春天，我回到中国，在六个城市为我的书做巡回宣传。进入火车站就像在国际机场通过边境管制一样——不仅有人检查我的文件并确认我的身份，无处不在的面部识别摄像头也在确认我的身份。有一天，在上海的读书会后，一个朋友开车送我回家，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前面有一个摄像头。他注意到我的不适，说我们都不能干"坏事"了。这本来是一个玩笑，但我们陷入了长时间的死寂。
许多中国人似乎对监控网络承诺的人身安全感到高兴。长久以来，我们的思维定势是将安全和自由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记得我在美国第一年访问芝加哥的时候，一个中国学生告诉我，他不敢在下午5点以后一个人在城里走。我告诉他，我前不久晚上10点一个人去附近的7-11便利店买啤酒，他惊呆了。"为什么？"我问他。"这一带是安全的。"他依然面色苍白，说："你运气好而已。"
2017年6月，年轻的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厄巴纳-香槟分校失踪一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中国之外到处都很危险的感觉。她被一名前研究生绑架的消息引起举国的关注。她失踪的那一周，分享到我微信朋友圈里最多的一个帖子是:"别把国内的安全感带到美国。"
我的同胞似乎不担心隐私受侵犯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守法公民。"只有罪犯才需要害怕，"他们说。但我听过其他的故事。
2018年，浙江省的年轻单身母亲王倩在P2P借贷平台票票喵上失去了积蓄，随后自缢身亡。她的自杀遗书在社交媒体上短暂出现，她在其中承认了自己的沮丧：由于她是一场金融欺诈的受害者——因此心怀不满——她被认为对公共安全和秩序构成威胁。
她说，她和其他数百名受害者一样，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她自杀前一个月，像她一样失去资金的投资者计划在北京举行集会，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出现在现场，因为警察和保安人员聚集在每个街角，在地铁站检查所有接近北京金融区的人的身份证。与中国其他大多数抗议活动一样，国内新闻媒体从未报道过这次活动。
但是，普通人或许会觉得王倩的故事和自己毫无关系，或者至少不值得大惊小怪。许多在类似事件中蒙受损失的人选择了接受现实，而不是冒着惹麻烦的风险；没有遭受损失的人只是沾沾自喜地摇头，说其他人一开始就不该把钱借出去，这样的骗局看上去太美好了，不可能是真的。
更有趣或许也更悲哀的是，"天高皇帝远"的概念已经被它的反面所取代。我的同胞们现在说，我们有这么多人口，如果我们不监视他们，安全就得不到保证。曾经看似不现实的东西，如今被技术变成了可能，并以安全的名义得到了正当化。
如今，再也没有人谈论新加坡模式了。他们谈论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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