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2017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北大社会学系本科生一二年级课堂上的讲授内容，现由作者梳理成文，并授权搜狐教育发布。原文标题《读<史记>，学文学》。
郑也夫谈到，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建议学生们读读《史记》，学习它会有多方面的收获。《史记》是自由时空的殿军，最难能可贵的是它是以记述历史的形式出现的，做一个中国文化人，是必须读《史记》的，不读《史记》就不能称作中国文人。
全文1300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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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学文学
作者：郑也夫（北京大学教授）
大家好！作为这门课的授课者之一，在上学期我讲的是另一个题目"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听过的人举一下手，举高一点。一个都没有。早知如此，我可能会重复讲上学期的题目，因为其内容可能对大家更重要。
我们不是学文史哲的，是学社会科学的。其实就我本人的认识来说，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我认为这是傍大款。科学是个大款，我们非要说我们也是科学，亦步亦趋地跟着科学，其实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是科学。但是在这里没有时间把这个观点展开。当然大家都知道社会科学是哪些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与之对应的是更古老的人文学科：文史哲。
要学好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都要学好文史哲。因为有点哲学素养，你的思维才是缜密的。你想要表达得精准且生动，就要有很好的文字修养。而经济学家告诉我们：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儿。所以不管你研究的是哪个群体，哪个事件，都要很好地理解它的背景，纵深，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没有历史知识，只会孤立地看待一个现象，认识不清的。所以我说：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
一．引子：费孝通读《史记》
今天讲的这堂课此前从来没有讲过。看到屏幕上的题目"读《史记》，学文学"，有些惶惑。我不知道是我说错了，还是录入的同事给大家报错了。好像应该是"读《史记》，学文史"。但想想，我是电脑发送的题目，不该错的。"读史记，学文学"，这确实是我的第一层意思。好，我们就进入这个题目。
大家来到北大，不管日后干什么，做研究，做公务员，到公司里面去，写文章永远是大家手中的一个利器。写不好文章，会影响你个人的发展，是吧？我们就从这里开谈。
图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网络图）
在座的都知道一个老头叫费孝通？他的文字很好。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的文字能居第二把交椅。第一把交椅要归潘光旦先生。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的一篇论文"冯小青考"就已经震动了梁启超。你读读仅两三页的"冯小青考余论"，就知道此公的文字水平了。
当然第二把交椅费孝通的文字水平也很了得。费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文章，费孝通全集的前几篇文章都是中学时候发表的。你看看你在中学时代的文字水平，你想想你中学时代那些语文学霸们的文字水平，跟费先生在中学时代的文章比一比，是件有趣的事，可以透视出来两个时代的语文教育的水准。
可能会让你浮想联翩。而费孝通的父亲看过儿子发表的一些文章后大不以为然，怎么就这个文字水平。就说：这个暑假你不要做别的事了，我带你去见个老先生。费跟着他爸到了那里。那时候已经没有磕头的礼节了。他父亲郑重地说鞠躬，费鞠躬后老先生看了他父亲一眼。费孝通从二位的神态上明白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老先生就说了：要不就从《史记》开始吧，圈一遍。所谓圈一遍就是读没有标点的版本。
鲁迅曾经嘲笑过很多学者读古文都断不了句。圈一遍就是你自己来断句，那你就要很认真的读。老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就从列传开始读吧。《史记》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列传部分最生动。老先生是希望通过列传吸引这后生。费孝通说他一口气读了下去，完全不是父命师训所致，而是一读起来就产生了巨大兴趣。假期结束的时候又去见了老先生。先生问怎么样？费孝通说非常喜欢。问：为什么喜欢？答：文中有我。先生说：喜欢，就接着慢慢读。费孝通说自己是个书生，一生当中就是读书、写书、教书。但是只有极其稀少的几部书，一生中一直跟随他，一直在阅读当中，实际就这一部。
图为《史记》第一系：宋刻十行（网络图）
我觉得不管这个少年的写作天分有多么高，在这个年龄接触到《史记》，一定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字风格。
我来这里的使命，就是忽悠大家去读《史记》。不管你是通读，还是浏览一些篇章，都会受益的。我认为你总会找到你喜欢的篇章和段落。怎么忽悠你，那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为了这个演讲，我特意做了五天的功课。很多事情都是缘分，效果殊难预料。
二．司马迁的一生
司马迁的祖上是西周的史官。漫长的家世里出过两个大人物，一个叫司马错。 司马错是秦国中大夫级的人物，曾经跟张仪一起给秦王出主意。两个人的主意针锋相对。张仪主张打韩国，司马错主张打蜀国。最后秦王采用了司马错的主张，这为秦国的壮大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与司马错相隔两代，又出了一个人物叫司马晋。他是白起的副将。都说白起坑赵卒40万？我以为那是胡说八道。 哪有40万的人让你坑？赵国一共有多少人口？古代打仗跟近代一样，报功的时候都夸大其词，白发三千丈。你想想一个国家要是十分之一的人都去打仗，国家的经济力能够承受吗？而如果是十分之一，赵国要有400万人。战国七雄一共也就2000多万人，赵国怎么可能有400万呢。以后白起被赐死，司马错也是一个下场，司马错隔代的传人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大家知道在古代王朝中有这样两个角色，巫和史。巫是看天象的，史是记录大事儿的。这两个角色在很多王朝中由一个人来做。司马谈就是身兼二职，既观测天象，又记录王国内外的大事。其实前面的工作占的比重更大。就是说初始的时候史官记录的只是大事。到后来记录的事情越来越细了，到清代皇帝起居都记载详尽。早期没有的，早期都是记一些大事，所以史官的工作不算繁忙，两个工作可以一人做。
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月，后人有分歧，有说是公元前145年生的，有时候公元前135年生的。 说145年生的，阵容更为强大，包括王国维。但是说135年也并非毫无根据。至今没有定论。
司马迁（网络图）
司马迁自云，十岁诵古文。怎么讲？汉朝的时候有今文，有古文。汉朝的今文就是隶书。汉朝时古文是什么？一言难尽。可以是秦统一六国以后李斯完成的小篆，也可以是秦统一前的六国的文字。这些都是汉代人所面对的古文。 司马迁十岁的时候跟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学习古文。顶级的老师教他古文，不得了。这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司马迁既懂今文，又懂古文。今天我们称之古文，在司马迁的时代差不多就是外文。不掌握这些文字，怎么能做到博古通今。大家确实要学好多种语言。而你们的汉语写作学好没学好都难说。如果大家的汉语写作都很好的话，我这课就不讲了。我之所以到这来讲，就是帮助大家学好语文表达。第一是现代汉语。之外还要学好古汉语，学好外文。
司马迁年长一些岁，又跟了一个老师董仲舒，这是当时经学的第一把交椅。而且跟孔安国构成一个差异。后来汉朝产生今古文之争，即古代的经典有两种文本，一种是今文本，一种是古文本。秦始皇焚书后，古代典籍都没有了。汉朝反其道行之，而兴文化就要找典籍。第一个找到的是一个老头伏生口授《尚书》，晁错记录并译成隶书，这就是今文的经典。以后又从孔壁及民间搜罗到一些古文书籍，都是用秦国的小篆或是六国文字写的。
司马迁年少时就跟两派的宗师学习过。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哲学观点上都受到两种教育，知识的基础非常宽阔。父亲对他有很高的期许，要他青年时代外出壮游数年，不光是看山川河流，我以为在这当中做了大量的采访和口述史。比如对什么韩信胯下之辱的描述，再比如信陵君认识的那位江湖异人侯赢，后来自杀在夷门，连日后高祖到夷门，都要向曾经死去这个老头表示敬意。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自采访，是口述史。一个公元前145年或135年生人，能采访到战国时候的事吗？能。因为那时候历史发展的非常缓慢，本地如果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人物，过了一二百年年当代人还在讲述。
司马迁以后在朝廷做官。那时候父亲还在，他就做了郎中。这职务很低，但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和皇帝的距离非常近。这时候发生一件大事，汉朝从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到武帝的时候国力非常强盛了，就要搞一个大的仪式封禅。司马谈觉得去不了将是终身的遗憾，可是不幸走到洛阳的时候患了大病，把司马迁招呼来托命：一定要完成我们要做的大事，就是太史公书。
司马迁继承父业，作巫和史。他在《史记》中说，他侍奉三个伟大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一件大事，是这个时候汉朝推出了太初律，把历法改了。这时的司马迁。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牵头找来汉朝的天文学权威，有的老人甚至是当年是他爸爸的老师，包括唐都、落下闳，都找来了，一共二十多人的一个班子，搞出一个新的历法。原来的历法10月是年初，新的立法正月是年初，以后一直因循。这是非常大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跟今人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相信天人之间的互动。司马迁深深地受到了他所参与探究的天理运行规律的影响。他认为人间的事情是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还暗自想着，从周公到孔子是五百年，从孔子到自己又是五百年，他认为这个伟大的人物就是他自己。他没有明说这件事，但你看他后来的遭遇，为什么要屈辱地活下去，一个是父亲托命，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是天命所系。太初历在公元前104年问世的时候，司马迁已经开始写作《史记》大约两年了。
太初历颁布后五年，发生了影响司马迁一生的大事，就是李陵案。李陵的祖父李广骁勇善战，但始终得不到升迁。我们背诵《滕王阁序》里不还有"李广难封"吗？他一生打了无数次大仗小仗。最后一次出征的时候跟皇帝说要做先锋，抓到单于。但是他的上司卫青不让他做先锋，因为出发的时候汉武帝交代了：李广数奇，就是运气不好，不能让他做先锋，让他把守一边。李广运气真的是太坏了。那边环境陌生，后因迷失道路，单于从那边溜走了。卫青叫李广的幕僚去应对刀笔吏，交待一下大错是怎么铸成的。李广说没他们的罪过，要问就问我，又说："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引刀自刭。汉朝的酷吏是出了名的。所以《史记》中有"酷吏列传"。酷吏面前，被审讯人没有任何尊严，肉体要吃很多苦头。60多岁的老军人面对刀笔吏，太屈辱了，其毅然自尽后全军痛哭。
李广的二儿子李敢也是军人，跟司马迁还共过事。李广死后，愤怒之下李敢殴打了大将军卫青。卫青的外甥是赫赫有名的霍去病。以后在跟随皇上去打猎时，霍去病射杀了李敢。"上讳云鹿触杀之"。就是说，武帝掩盖此事说李敢是撞鹿角而死。皇上居然坐视一个下属杀死另一个下属，过后还替他掩盖，司马迁目睹了这一连串的不公道。《史记》中没有霍去病单独的传记。在卫青的传记中写了霍去病一笔。我读这个段落"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时，觉得"幸"字用得耐人寻味。"幸"字常常指皇帝性交女人。
我问研究秦汉史的朋友：这个"幸"之该怎么解释，霍去病是不是武帝的男宠？朋友说：汉代皇室流行男宠，在当时风气下不必遮掩；《汉书》中讲述过武帝的两个男宠，其中的韩嫣孔武有力，即武帝喜欢壮硕而非娘娘相的男宠；但是你要说讲述霍去病段落中的"幸"就是性行为，就必须查对《史记》中全部"幸"字来判断词义。这事我日后会做，现在来不及了。但即使此"幸"就是指性行为，因为汉代王室风尚，司马迁暗示的也不是武帝有男宠，而是武帝偏袒自己的男宠。
李敢的侄子李陵和其前辈一样善战。本来没他的事儿，他毛遂自荐要带兵征伐匈奴。武帝说这次给你配不了骑兵，李陵说不要紧，给我步兵五千人，我将单于擒来。武帝很受感动。李陵带上五千人就去了，面对的是匈奴3万人。这五千人打的三万人且战且退，后者调来援兵，八万人对五千人。匈奴死了1万人，并且越来越往南走，怕中了埋伏，几乎要撤军时李陵这里出了一个叛徒，跑去告诉人家后边没有援兵和埋伏。这样匈奴才过来包围。更主要的是李军150万枚箭都射光了。你看《报任安书》写得何等惨烈。最后只好投降。朝廷马上开始议论这件事。武帝期望他的将军战败后自尽，得知李陵投降后失望和愤怒。朝廷上官僚的议论是看着武帝的眼色，墙倒众人推，极其丑陋。武帝问到了司马迁。司马迁第一说李陵如何了不得，是他自己请命要去打仗这事，仗打的这么惨烈，他身先士卒，这五千人战功赫赫。第二说李陵现在是没有办法暂时投降，来日仍然有可能报效武帝。他要是光说第二点还好办。武帝还有一个亲戚李广利，就是这时候和李陵同时出战的。李广利的战绩惨不忍睹，中了匈奴的埋伏，全军大部分战死。当司马迁夸奖李陵的时候，武帝觉得是在嘲笑李广利。
司马迁当即下狱。其后面临着事关生死的三种抉择。第一，有钱可以赎命。汉朝就是这么规定的。但司马迁没这份钱，也没有人帮助。第二，是自尽。我读《史记》时震惊一个小情节，就是自西周至汉代，王与皇常对有身份的人臣赐死，后者当即拔刀自刭。先人和我们的差距太大了，今人哪有这份本领和勇气。而这竟然是当时维护贵族尊严的最后防线，这事休让小人们去做，自己来。司马迁是极端在乎个人尊严的，但他最终没有选择这个死法。还有第三条出路。就是接受宫刑。司马迁的选择非常之耐人寻味。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这个人心里怀抱着一个伟大的目标，何况《史记》写作七年了。刑后出任中书令。从俸禄看，中书令1000石，高于原来的太史令600石，就是说刑后反倒升迁了。当时三公的俸禄是差不多是4000石。中书令仍是很低的官职，同于县令。但职务很关键，相当于秘书长，下面呈送的东西都要通过中书令呈送皇上。皇上有什么旨意要下传，也经由中书令。处以宫刑，而后侧身太监之列了，却又委以近身皇上的要职。专制者的做法真的很绝。当然也是古今相通，斯大林可以把莫洛托夫的老婆关进监狱，而老莫仍做斯大林的外交部长。因为专制者对人性的弱点看的很准。但是武帝在司马迁这里看走眼了。我们下面再去展开说这个事儿。
宫刑之前已经写作七年，以后又写了九年，共计16年，书写成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两篇文章，可以大致透露写作《史记》前后的心路历程。《报任安书》收入没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没有，编者瞎了眼了。这样一篇伟大的文章，不进中学语文课本真是太遗憾了。无论我能否忽悠你读《史记》，《报任安书》你无论如何要读一遍。
任安是什么人？武帝后期发生了惨烈的巫蛊之祸，事件中皇上跟太子兵戎相见，太子兵败自杀。过后皇上非常后悔。任安其实没有站队，但武帝认为他站在太子一边，成了死囚。仁安是司马迁的好朋友。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送给狱里的死犯仁安，就是《报任安书》。信中讲述自己的遭遇，如何忍受耻辱，生不如死，终于完成了52万字的巨著，完成后怎样呢？接着讲生死，谈轻如鸿毛与重于泰山。信中花费很大的篇幅描述李陵跟匈奴血战。可信其措辞激烈超过当年就李陵事面陈武帝。耐人寻味的是信是写给一个死囚的。而他当年就是因为这个言论受到宫刑。要知道那时书写用木简。《报任安书》2793个字，少说也要用百片木简。狱卒不可能不见到，不可能不反馈到武帝。为什么写《报任安书》，我给出两个字：找死。那是完成了一个伟大使命后的从容赴死。这么屈辱的活着，他真的不耐烦了。
（网络图）
司马迁之死的疑案，到现在还说不清。绝大多数史书都语焉不祥。《史记》之后的正史是东汉人班固写的《汉书》。班固晚司马迁一百多年。《汉书》里面的人物大多有生卒年。司马迁没有，且其写完《史记》后的事情是空白，这很费解。而中华书局出的《史记》的最后一页的最后一个注这么说：东汉人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与班固是同时代的人。这是司马迁之死的唯一的说法，被后代史家判为孤证。其实卫宏的说法和《报任安书》可以相互为证。我的判断是武帝看到了《报任安书》，或许还看到了《史记》，暴怒下杀害了司马迁。巫蛊之祸中十万人丧命。武帝晚年重新立太子。之后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赐死太子的母亲钩弋夫人。怕儿子主政时太小，母亲会涉政。可见武帝杀人是多么轻易。所以我认为武帝杀死司马迁是大概率的事情。
再说一件似乎未入专业史学家视野的事情。在陕西韩城距司马迁祠5公里处有个村子，叫兔东乡徐村，主要由姓同的和姓冯的两家人组成，冯同不分，冯同不婚。他们千百年来自称是司马迁的后裔，据说"冯"姓是司马迁大儿子司马临的后代，"同"姓是司马迁二儿子司马观的后代。他们说，当年司马迁受到迫害时，两个儿子逃到这里，为避灾祸更名改姓。
史书记载，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后来嫁给杨敞，杨敞后来官至宰相。司马迁的一个外孙子叫杨恽。后来官职也很高，再后犯了事被腰斩。
司马迁曾经说过，这书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献给朝廷。正本大概是经女儿传到杨恽。20年以后，杨恽才使这部书问世。当代《史记》研究者认为，《史记》是自东汉开始流行的。很可能，该书尘封多年，杨恽活着的时候已经为世人所知，东汉的时候才传播开来。
三．《史记》的地位与特征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记》的体例是：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前三者的篇幅远远大于后两者。"纪传体"一词其实就是"本纪"和"列传"两词的合成。为什么这个关键词中不包含"世家"的词素呢？因为以后的史家虽然追随太史公的体例，却只写本纪和列传。其原因又是封建被集权取代后，世家不存在了。纪传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写人物的。纪传体和编年体构成了一种对峙，这两个旋律共同组成日后中国人写史的方式。纪传体的文风是叙述多，分析少。
《史记》从远古一直写到他身处的时代。后面的二十三部正史统统都不写本朝的事。《史记》固然写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但是也写到了汉代。而且《史记》60%的内容是本朝，就是说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当代历史。
所以我要说《史记》跟社会学同仁们关系密切。我一向认为和我们学科在风格上最接近的是历史学。可以说，史学就是过去的社会学，社会学就是今天的历史学。彼此只是研究的时段不一样。今天的学者如果研究以前的事儿，那就叫历史学。而如果研究今天的事就是社会学。你会说，恐怕社会学跟历史方法上不一样吧。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说我们还有数量研究法，今天的史学家不使用数量方法吗。你说过去历史学家没有数量方法呀，过去还没有社会学呢，古典社会学家大多也不使用这么多数量方法。并且，不管社会学家使用了多少数量方法，"叙事"永远是社会学研究的最重要表达方法。没有数字不精确，没有文字不深刻，文字的细致描述永远是社会学最重要的工具。而在这一点上跟史学是非常之接近的。
图为《史记》第二系
司马迁是写本朝的，不像过后的二十三史都是写前代的。写前代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咒骂前代的皇上如何坏，最终导致王朝崩溃。最极端的是两个例子，一个是商纣王，一个是隋炀帝。商纣王和隋炀帝有没有这么坏，我们真的很难搞清楚。但是你想想，后面的王朝能不骂前朝吗？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谈到隋炀帝的时候，好像含蓄地说他未必那么坏。可是你看司马迁对项羽的描写，他看到了项羽的巨大的局限性，烧阿房宫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个人物的整体描述，不失为一个大英雄。破釜沉舟的这一仗打下来，原来不看好他的同盟者全是跪着过来见项羽。兵败后他说：江东这么多人追随我，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有何颜面回江东。这和以后写史的人诋毁前朝的风格大不一样。 当然了后面的史学家没有直接写本朝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将如何书写本朝。
司马迁侍奉三大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前面说到了究天人之际，司马迁当然分享汉代这种主流的价值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以此自命。这样他心中陡然升起了一种崇高感，一个目标和极大的动力。并且，信奉天人感应的话，会很重视找规律，天是有规律的，人间的事情也是有规律的。究天人之际，究出来没有，敝人当然认为这是究不出来的。通古今之变，通了没有？敝人认为打通也是有限。今天的史学家就通了？我认为只是在较小的程度上通了一点，在较大的程度上是通不了的。因为社会历史太复杂，我们今天通古今之变的一些视角，司马迁根本就无从知道。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人。我认为三大目标里面应该说是实现了一个目标，成一家之言。你别小瞧了成一家之言。前两个立意是高不可攀的，成一家之言的立意是有可能实现的。我希望你做学问的时候，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上获得启示。能不能成众人之言呢，或者能不能说做出绝对客观的描述，那是胡扯。我认为你能扎扎实实做的，是努力成一家之言，多数学者连一家之言都不成。做好了成一家之言，做不好成不了一家之言。写出一个绝对客观的社会历史，我们没有这个本领。
再接着说司马迁这部书的特征。司马迁的作品是业余之作，司马迁利用了太史令这个职务，这职务一半是天官，观测天象之类，还有一半是就记录王朝的一些事情。皇上没让你写夏商周春秋战国的事情。他是怀揣着一个大梦，业余回家去写自己的东西，这不是皇上派的活。这和过后多数正史的写作完全不一样。后面二十三部正史多数是皇上派的活，组织一个班子，写前朝历史。是朝廷行为，是集体写作。有钦定的观点管着你呢，不能犯禁。业余写作则只对自己负责。
和一个人的作品对峙的是集体写作。集体写作你还真的不能完全豁免，因为你的导师就有课题，就让你跟着一起忙活，是吧？到了要结项的时候，还要让你夜以继日地涂抹。这些事情你大概未必能豁免。但是你心里要想定一件事，那些集体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明白，伟大的作品，集体之作甚少。你真正要干个好活，包括练手艺，都是一个人的智力劳动。合作，极少产生伟大作品。好的合作，没有从一开始俩人就商量的，都是不知不觉走到一起的。
司马迁的伟大还在于这是中国正史的第一部。正史怎么讲？有不同的解释。网上对正史的第一个解释就是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开创的。第二个解释就是最后被认为比较权威，但是权威多数都是官方修史。
司马迁是个人行为，这在二十四史中很少，偏偏又是第一部。即使后面那些人不是忠实地学习和效仿司马迁，一定深受其影响。不仅给他们树立了样板，而且在中国历史中的士的序列里，司马迁也是占有一个突出的承前启后的地位。最后士阶层成了什么样子另说，因为后来是吃朝廷饭。
再回过头来说我给大家讲《史记》的初衷，跟他学写文章。这是两千年来汉语世界的顶级文字。你读这个书，读那个书，读阿猫阿狗的书，最终没读过《史记》，多大的误会。
你如果像我这样50多岁才开始读史记，不是贻误半生吗？你今天碰到我了，我让你免于贻误。你可能比费孝通要晚几年开始读史记，但是晚得不多，他是18岁以前，你是弱冠之龄开始。司马迁的文字堪称文质彬彬。"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孔子作为教育家给学生最好的评价，先天素质好，后天教育好，缺少其一，不能成为君子。我说司马迁的文字是文质彬彬，是在另一个含义上使用"文质彬彬"："质"指内容，"文"指装饰。司马迁的文字"文质"双全。很多文章其实是没什么内容的。昔人说，文章西汉两司马，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司马迁的文章是讲实事儿的叙事体。司马相如的文章呢？是礼仪性质的，没什么实事儿。两种文章很不一样。我们没有任何贬低司马相如的意思。我只是说司马迁的文章真的是文质彬彬。《古文观止》中的多数美文，你要让我拿它们跟太史公的文字比，我觉得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我少年的时候也读得挺认真，要不怎么读背下来了，但与太史公一比高下立见。李白的文章比范仲淹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打住。但是李白写过和留下了几篇文章？《史记》是洋洋52万字。再说你那是抒情，没什么实事。干我们这行，不管是社会学还是历史学，不是要讴歌什么，是有实事要记叙，需文理清通，措辞精准，生动感人。讲叙事体，《史记》是无以伦比的范本。今天来前犯了一个小错误，应该带来《史记》，给大家念诵几段。
四．谤书与批判精神
《史记》还有一个特点，有必要拿出来专门讲讲。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但是同学们可能没听见过，听后也会略感震惊。《史记》问世以后，在很长时间被认为是谤书，诽谤本朝君主。用今天话说，吃着本朝饭骂本朝。如此定性持续了很久。你看司马迁墓，里面没有一个帝王和高官的题字。里面的题字多数都是地方官。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我相信刚才我说的观点，即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学典范，肯定走进了中国历代文人心中，他们在心中给他立下丰碑。 但嘴上不能说。当然还有一些人表里如一地攻击司马迁。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君臣之纲永远是社会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维，君君臣臣嘛。你作臣子的怎么能嘲讽君主呢。后面王朝的君主会想，如果司马迁成了范例，本朝的史家是不是也可以嘲讽本朝君主了；如果本朝君主是不可以嘲讽的，前面这个范例就是坏的。这样，对司马迁的态度一以贯之。我问秦汉史的专家，谤书的说法到什么时候终止的？他觉得从汉一直到清，在正统的官方的言语中，《史记》都是谤书。说它是谤书当然不是毫无根据。
卫青（？—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西汉时期名将，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汉武帝在位时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
《史记•游侠列传》中讲了很多底层小人物。其中一个是大侠郭解。他年少时干了不少坏事、荒唐事，挖别人的祖坟之类的，杀人无数，因为狡诈都逃脱了，后来又遇大赦，所以最后什么事没有。中年以后洗心革面，遇到冲突和平化解，别人挑衅都能担待。所以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次皇上要人口迁徙，有钱人迁到长安附近。郭解托卫青说情，卫青对武帝说郭解不太有钱，可否不在这次迁徙之列。武帝说，他能托到你，他是没钱没地位的人吗？只好迁居。其实郭解早就告别了好勇斗狠的少年时代，但是下面好多随从作风依旧。贴膜把几个为难郭解的人杀了。朝廷追究中告密郭解的人又被杀了。郭解听到这些感到不妙，企图逃跑，一路上无数人帮助他。最后被抓。审判证明郭解对后来的几个命案真的一无所知。案子报给了御使大夫公孙弘。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就这样杀了郭解。这叫个什么屁话，还有法律吗？如此讲述汉代的命案和司法，不是谤书吗？《列传》中有一章，冠名"酷吏"。其中十个人物，八个是武帝时期的。酷吏的问题都在自身吗，他们都吃了豹子胆，敢这么嚣张？皇上该负什么责，这是敏感的读者可以读出的意味。
图为汉朝前期疆域图
再看写汉代两朝皇帝和周亚夫。那时匈奴南侵，文帝去视察三个营盘。先去的两个，都是大将军亲自迎候皇帝，谦卑地带着皇帝视察军营。到了周亚夫镇守的细柳营。皇上来了，军营不开门。告知皇上来了，底下人说：这里只听大将军的话。通报周亚夫后开了门，却传令：军中不得疾驰。皇上的车马只好"徐行"。周亚夫见了皇上说，介胄之士不拜，且以军礼见。接着带领皇上视察军营。周亚夫下面的人看到将军和皇上的对话都直哆嗦。文帝离开时却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和细柳营相比，前两个军营如同儿戏。正是周亚夫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晚年的时候，景帝请他吃饭。给他上一大盘肉，不上刀和筷子。周亚夫看了半天，喊主厨要筷子。景帝冷笑：满意了吧。周亚夫听罢谢罪告辞。景帝说：此泱泱不快者难为少主臣。以后周亚夫因购买葬器越制，被告谋反。下狱后五天不吃饭而死。司马迁如此动情地讲述周亚夫，是因为他欣赏皇权之下不畏帝王的气概。如此讲述文帝对待周亚夫的态度，是因为他欣赏还未完全转变成主奴关系的这对君臣。但对景帝的描写，不是"谤书论"的证据吗？其实不是谤书，除非你说嘲讽皇帝的书就是谤书。司马迁多次嘲讽景帝、武帝，却也一再称颂文帝。他暗讽霍去病，却称道其舅舅卫青。他是评判有枰，言出有据。
司马迁深深地影响了后面的史家。其实应该说此前也不大有司马迁这样的史家。给大家剖析一下这个字眼"史"，你就能进一步认识到司马迁这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史"在古人们心目中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不能看后人对"史"的解释，你得看古人的说法。孔子的书算够古的了，比司马迁还早500年。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颇有费解之处。"质"是你的天赋、天性。"文"是后天的教化和修饰。"质胜文"就是说，后天的修养没能压过你天生的特征，所以"野"。费解的是"文胜质则史"，关键是"史"字。从杨伯峻、李泽厚，一直到李零，注释《论语》中这段话的时候，不解释"史"是什么意思。如此"文胜质则史"就搞不明白了。日本史学大师宫崎市定在其晚年的一篇小文章"中国文化的本质"中说：作为记录皇上行为的角色，"史"的特征就是把君王做的事情往好听了说。懂了吧？可见，在孔子的书中，"史"不是什么光彩的东西。为什么伟大的司马迁抛弃传统"史"者的马屁文风？他受了这么大的屈辱，还能给本朝拍马屁吗。一个天才史家英年遭遇宫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哀，然而这个悲哀孕育了一个天才且异类史家的出世。他如果真的受到汉武帝的善待，《史记》还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真的不好说。一个绝顶的天才，在那个时候，在已经开始写史书的时候，蒙受这么大的屈辱，他怎么能有孔子说的"文过质则史"的奴才性情，他对本朝的看法当然异于没有这样遭遇的人。于是在公元前夕伟大的《史记》问世了。虽然以后正史大多要按王朝的意志来写。但是《史记》的风格，深深的融进中国文人心中，他们在本朝吃饭为本朝书写，但是对太史公的精神心向往之。这是一定的，因为这东西的分量在这搁着。
（网络图）
这部伟大的、特立独行的、独一无二的史书，出手就是最高峰。两千年来，无出其右。我们如此幸运，靠着亘古不变的方块字我们能读懂司马迁的原著。别的民族能做到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有这么一份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你今天又遇到一个老者，他半生迷失，一直到五十岁以后才读《史记》。你早点读吧。我在社会学系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破除八股。别的老师可能教你规矩。你要接受两套话语，我告诉你不要有那么多规矩。我是社会学家吗？我知道我只能在一个单位领工资，这个单位是社会学系。至于我是不是社会学家，是什么不是什么，完全无所谓。我有没有思想，这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希望能给大家一些积极的影响。希望你们有个性，摆脱八股，日后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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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部分：
问：您说司马迁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答：他没说这话，那是孟子说的。但我认为司马迁心中是这样自命的。
问：现实中不仅有王，而且已经成了皇帝。当时的人不是在皇帝治下吗？怎么能有这样的抱负呢？
答：问题非常好。现实中过去也一直有王的存在。所以孟子话中的"王者"非一般意义上的"王"。并且司马迁距离孔子正好五百年。他认为孔子才是王者，后人为区别于世俗君王称孔子为"素王"，司马迁认为自己是孔子之后五百年的那个王者。你说得对，这种精神和气概确实不是帝制时代的人所拥有。司马迁是一个追慕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汉代和春秋战国时代不远。你可能要说也挺远的，但是那个时代发展慢，没有出现多少新事物。《史记》里面很多精彩的片段，比如信陵君、侯赢、韩信，距离司马迁一、二百年，但它没我们想象的那么远。因为早年的事情人们一直口耳相传。司马迁本人是一个有春秋战国时代风骨的人，而这个书是一部皇权初期的作品。皇权还没有把中国文人全笼罩住，全都罩死。到明清的时候罩死了，也还有王夫之这样的人。但是司马迁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司马迁是王皇权初期的人，跟皇权中期、后期的人太不一样了。这是一部有春秋战国气息、民间气息，自由气息的著作。
问：您说《史记》是皇权初期的产品。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很开放，怎么并没有出现像他这样的人物，他之后也没有。能不能说之前是因为没有产生与皇权的冲突，之后是统治权已经渗透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思想中，司马迁的出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答：谢谢你。以我的思想方法是不愿意谈必然性的，也不认为司马迁的出现是必然。还有你说之前没有，之前只是没有写出52万字的伟大历史著作。但是你看诸子百家的思想何等精彩，和司马迁是一个高度的。对吧？诸子百家里面我们可以点出一、二、三、四、五家，同样精彩。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个观点。诸子百家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的，而《史记》是一个人的作品。
当然严格意义上，司马迁的父亲帮助他了，无论在材料上还是在看问题的方法上，甚至可能有少数篇章是他父亲的手笔，但大致是司马迁一个人的。
冯友兰（网络图）
冯友兰晚年写了《中国哲学史长编》，其中有一个观点很精彩，他花了很大篇幅去论述，就是诸子百家中鲜有一个作品是一个人完成的，都是门派的产物。老师提出这个学说后，门派中人经年累月地讨论、加工。
当然这跟我们今天的集体创造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这么精彩？不是一人之力。它们的生产过程非常精妙，我们不能还原了，只是听冯友兰先生给出一个比较粗疏的认识和猜想。
但我愿意相信。这样的知识生产过程很迷人，但是在今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社会已经太不一样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学派内部激烈的争论，那种情况今天没有了。
诸子百家之前是封建社会，之后是皇权社会，之前之后的人们都没有太多的自由空间，特别是之后。就这么一段时间，太精彩了，《史记》是这段自由时空的殿军。这时候自由也不大有了，但是还有一点，最后的殿军，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它是以记述历史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学习它会有多方面的收获。做一个中国文化人，是必须读《史记》的。不读《史记》就不能称作中国文人。
——搜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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