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奇生商榷"新文化"
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凭借着长篇论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及其配套演讲而名噪一时。我当年正埋头于《谁谋杀了宋教仁》的研究写作，对于此事毫无察觉。直到2014年1月5日上网搜索相关资料时，才意外发现王奇生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并且被编入2010年2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第一章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在正文里面不加说明地抄袭借用了我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却在注解文字中自相矛盾地对我进行各种质疑诘责，这才促使我上网购买了《革命与反革命》这本书。
我在当天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从当当网购买两本书——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和张功臣的《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订单：7292858266，预计送达日期为：2014年01月06日。共计57元。"
一、《青年杂志》的"低姿态"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在《近代史研究》发表时，采用的第一个小标题是"早期《新青年》"，第二个小标题是"《新青年》的'复活'"。在录入《革命与反革命》第一章时，第一个小标题修改为"普通刊物"，第二个小标题修改为"'复活'与'渐兴旺'"。
在王奇生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出笼之前，把早期《新青年》明确还原为"普通刊物"，把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号还原为胡适所谓的"复活"二字，并且加以专题研究的，只有我一个人。王奇生在正文里面不加说明地抄袭采信我的主要观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却在为这句话所写的注解里面评论道：
"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
我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是：
其一，陈独秀鉴于《甲寅杂志》被袁世凯政府明令查禁的残酷现实，暂时舍弃了批评时政的舆论监督功能。借用陈独秀的原话，即"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其二，在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甲寅杂志》面前，陈独秀采取的主要不是逞强争胜而是捆绑攀附的示弱态度。
抄袭采信了我的主要观点的王奇生，不在历史事实层面上脚踏实地地辨别真伪，反而采取含糊不清的所谓"常理"，对我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加以否定，显然不是一位历史学者的正当作为。
二、《甲寅杂志》的"金字招牌"
我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列举大量文献资料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汪孟邹此前之所以在章士钊与陈独秀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抉择，正是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他的一个'竟'字，既透露出自己利用湖南人章士钊及其《甲寅杂志》的'金字招牌'拓展业务的生意经；同时也透露出湖南人陈子佩、陈子寿兄弟借助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另创品牌的过人胆识。"
王奇生在正文里面再一次抄袭采信我的主要结论："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
但是，在为这段文字所写的注解中，王奇生又一次自相矛盾地提出挑战："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我所谓的"金字招牌"，是把章士钊及其《甲寅杂志》捆绑在一起加以界定的。章士钊成就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即"金字招牌"，是1903年担任上海《苏报》主笔以及1912年担任上海《民立报》主笔的叠加效应。至少在"批评时政"方面，章士钊191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标志着中国舆论界及学术界的最高水平。汪孟邹在1916年打出"一时中外风行"的广告语时，《甲寅杂志》已经在日本东京及上海租界先后出版了整整10期，而不是王奇生所说的"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
王奇生如此煞费苦心地既抄袭借用我的学术成果，又要顺手给我扣上一盆污水，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很不光明磊落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套路。
三、《新青年》的印刷困难
基于这种煞费苦心地既抄袭借用我的学术成果，又要顺手给我扣上一盆污水的学术套路，王奇生在正文里面进一步写道：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
然后，王奇生在为这段话加写的注解中，再一次断章取义地抄录我的文章说：
"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
因为这一段话，让我想起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王奇生，当年曾经专门给我打过电话，询问《陈独秀年谱》的情况，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陈独秀年谱》这本书。
写作《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王奇生显然不知道，我在2007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中，已经把录入第三章的《〈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的上述错误进行了改正。我之所以能够改正这一错误，并不是像王奇生那样查阅了汪孟邹致胡适信的原件，而是专门到图书馆查勘了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第276页的影印件。
我通过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所要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由此可知，'新式圈点'的印刷问题，当时确实是摆在群益书社和《新青年》同人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同时也是《新青年》'复活'的重要标志之一种。"无论汪孟邹致胡适信的落款时间是不是1918年10月5日，都不足以推翻这一结论。关于这一点，王奇生并不是没有看明白，而是要故意模糊话题搅混水，以便掩盖其既抄袭借用我的学术成果，又要顺手给我扣上一盆污水的学术套路。
四、《新青年》的轮值编辑
王奇生以我的长篇论文《〈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为支撑依托而写作的上述内容，虽然有些鬼鬼祟祟、夹缠不清，却并没有出现过分明显的硬伤失误。他一旦脱离我的长篇论文的支撑依托，立即就陷入了以讹传讹的连环讹误之中。
关于《新青年》杂志的转型"复活"，王奇生另有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的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约自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6人轮流编辑。6人均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
"《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同样是我的长篇论文《〈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王奇生所谓"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脱胎于鲁迅《忆刘半农君》一文的事后虚构。而在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开始，就已经转型"复活"为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值编辑的同人刊物，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的"集议制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早在2005年，我已经在台北《传记文学》10月号发表《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一文。随后，我把该文录入2006年出版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第一篇。其中所考证出的历史事实是这样：
《新青年》第四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出版时间为1918年1至6月。第五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出版时间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由于陈独秀被变相免职和五四运动突然爆发，六卷各期没有能够按时出版，时间被拉长为1919年1月至11月。自1919年12月的7卷1号开始，《新青年》杂志又恢复到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原初状态；该杂志作为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也因此终结。
在我已经有两部学术专著——《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来反复考据论证围绕《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并不十分复杂却又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的前提之下，王奇生不肯踏实认真地下一点硬功夫、做一点真功课，仅仅浅尝辄止地抄袭借用我的《〈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一文的部分成果，就借着自己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金字招牌"到处宣讲《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像这样的"运动"能力和"运动"胆量，着实是令人惊叹。只可惜王奇生教授的为人和为文，实在是过分厚黑无耻了一点。
——曾慧燕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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